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新的工作分类方法形成之前，我们仍会继续进入到一个经济体中，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寻找固定工资的工作。通常，由大型机构雇主提供或担保的重要劳动保护措施，比如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带薪假期、稳定收入，以及其他保障措施，需要寻求其他的来源。这个挑战由参议员马克·华纳在其关于兼职经济的专栏中进行了归纳，我在第7章中也引用到了：“所以这些劳动者，即使他们做得很好，也在走钢丝，而且没有安全网。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直到它被改变的那一天。那一天也是可以将账单交到纳税人手里的一天，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需要开始面对一些困难的政策问题。”
2015年10月，一群背景各异的人联名签署了一封信，信中提议向分享经济工作者提供便携式福利待遇。这个群体的领头人包括：分享经济集体行动平台Peers的联合创始人娜塔莉·福斯特，前白宫高级顾问格雷格·纳尔逊（Greg Nelson），企业社会责任专家、自由职业者利比·雷德（Libby Reder），以及前麦肯锡顾问莱尼·门多萨（Lenny Mendoza）。我也是签署人之一，其他还包括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医疗保险和其他资源的非营利性协会Freelancers Union的创始人萨拉·霍洛维茨和美国劳动者权益网站coworker.org的创始人米歇尔·米勒，我在第7章中曾提到过这两位。
还有其他40位左右的首批签署人，包括Etsy的首席执行官查德·迪克森（Chad Dickerson），Handy的首席执行官奥辛·罕拉汉（Oisin Hanrahan）和Instacart的首席执行官阿普瓦·麦赫塔（Apoorva Mehta），Lyft的董事长约翰·齐默及其首席执行官洛根·格林，硅谷明星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颇具影响力的劳工组织者和前工会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风险资本家布拉德·博哈姆、西蒙·罗斯曼和亨特·沃克（Hunter Walk），还包括阿斯彭研究所、罗斯福研究所、未来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些教授。
这封信设定了许多原则来指导创建这些便携式福利。其中包括对模型的要求：
（1）独立：任何劳动者都应该作为一个个体来获得某些基本的保护，无论他们从何处获得收入来源。
（2）便携性：劳动者在出入各种工作场景时都应该获得福利和保护。
（3）通用：所有劳动者不管其就业状况如何，都应该获得一系列基本的福利待遇。
（4）支持创新：企业应该不管他们所用劳动者的种类，都要去探索和试点保障网。
这些简单又直观的原则勾画出了一个综合概念，其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为实现此愿景而需要进行的立法行动和监管改革指出了一个强大的未来。
然而，这个印象虽然引人注目，但并没有解决这个保障网的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像在1997年创立了Freelancers Union的萨拉·霍洛维茨等行动者，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建立起一个自由职业者自筹福利基金的解决方案。很自然，可以看出该融资模式可能取决于自由职业者有多依赖他们的自由职业谋生。莎拉自己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自由职业的定义有很多种：虽然她估计自由职业者2015年的人次非常惊人地达到了5300万，在美国大约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兼职族”，或通过自由职业为全职工作增加收入的人；而还有280万人是拥有雇员的小企业主，但他们仍被认为是自由职业者。[84]
我于2014年在《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政府筹集这些新的对社会有益的资本时将面临重大挑战。要打破保障体系与全职工作的必然联系，甚至在许多由国家支付保障费用的国家里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比如采用了通常被称为“北欧模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北欧国家。在另一些国家将存在更大的挑战，如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里大型机构雇主需要提供更大规模的劳动者福利。
尽管在将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国家（人口少于600万，比如丹麦）的解决方案向更大的国家（人口超过3000万，比如美国）推进时面临明显的挑战，它仍然建设性地提出了北欧模式的一个特别关注点，即弹性保障（Flexicurity），这是一个由“灵活”（flexible）和“保障”（security）组成的合成词。这个模型提出的劳动政策允许双方在合同和就业流动形式上有更大的灵活性，通过积极主动的职业培训计划来实现；它能确保人们在工作转换期间的收入稳定。从历史平均收入水平来看，这个简单的发展可以减少数周或数月之内的收入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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