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新的工作分類方法形成之前，我們仍會繼續進入到一個經濟體中，其中越來越多的人將不再尋找固定工資的工作。通常，由大型機構僱主提供或擔保的重要勞動保護措施，比如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帶薪假期、穩定收入，以及其他保障措施，需要尋求其他的來源。這個挑戰由參議員馬克·華納在其關於兼職經濟的專欄中進行了歸納，我在第7章中也引用到了：“所以這些勞動者，即使他們做得很好，也在走鋼絲，而且沒有安全網。這種情況將繼續存在，直到它被改變的那一天。那一天也是可以將賬單交到納稅人手裡的一天，這就是為什麼華盛頓需要開始面對一些困難的政策問題。”
2015年10月，一群背景各異的人聯名簽署了一封信，信中提議向分享經濟工作者提供便攜式福利待遇。這個群體的領頭人包括：分享經濟集體行動平臺Peers的聯合創始人娜塔莉·福斯特，前白宮高級顧問格雷格·納爾遜（Greg Nelson），企業社會責任專家、自由職業者利比·雷德（Libby Reder），以及前麥肯錫顧問萊尼·門多薩（Lenny Mendoza）。我也是簽署人之一，其他還包括為自由職業者提供醫療保險和其他資源的非營利性協會Freelancers Union的創始人薩拉·霍洛維茨和美國勞動者權益網站coworker.org的創始人米歇爾·米勒，我在第7章中曾提到過這兩位。
還有其他40位左右的首批簽署人，包括Etsy的首席執行官查德·迪克森（Chad Dickerson），Handy的首席執行官奧辛·罕拉漢（Oisin Hanrahan）和Instacart的首席執行官阿普瓦·麥赫塔（Apoorva Mehta），Lyft的董事長約翰·齊默及其首席執行官洛根·格林，硅谷明星蒂姆·奧萊利（Tim O’reilly），頗具影響力的勞工組織者和前工會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風險資本家布拉德·博哈姆、西蒙·羅斯曼和亨特·沃克（Hunter Walk），還包括阿斯彭研究所、羅斯福研究所、未來研究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其他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和西北大學的一些教授。
這封信設定了許多原則來指導創建這些便攜式福利。其中包括對模型的要求：
（1）獨立：任何勞動者都應該作為一個個體來獲得某些基本的保護，無論他們從何處獲得收入來源。
（2）便攜性：勞動者在出入各種工作場景時都應該獲得福利和保護。
（3）通用：所有勞動者不管其就業狀況如何，都應該獲得一系列基本的福利待遇。
（4）支持創新：企業應該不管他們所用勞動者的種類，都要去探索和試點保障網。
這些簡單又直觀的原則勾畫出了一個綜合概念，其利益相關者的多樣性為實現此願景而需要進行的立法行動和監管改革指出了一個強大的未來。
然而，這個印象雖然引人注目，但並沒有解決這個保障網的資金從哪裡來的問題。像在1997年創立了Freelancers Union的薩拉·霍洛維茨等行動者，幾十年來一直試圖建立起一個自由職業者自籌福利基金的解決方案。很自然，可以看出該融資模式可能取決於自由職業者有多依賴他們的自由職業謀生。莎拉自己的研究表明，在美國自由職業的定義有很多種：雖然她估計自由職業者2015年的人次非常驚人地達到了5300萬，在美國大約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兼職族”，或通過自由職業為全職工作增加收入的人；而還有280萬人是擁有僱員的小企業主，但他們仍被認為是自由職業者。[84]
我於2014年在《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政府籌集這些新的對社會有益的資本時將面臨重大挑戰。要打破保障體系與全職工作的必然聯繫，甚至在許多由國家支付保障費用的國家裡都需要進行一些調整，比如採用了通常被稱為“北歐模式”的福利國家模式的北歐國家。在另一些國家將存在更大的挑戰，如美國和英國，這些國家裡大型機構僱主需要提供更大規模的勞動者福利。
儘管在將適用於規模較小的國家（人口少於600萬，比如丹麥）的解決方案向更大的國家（人口超過3000萬，比如美國）推進時面臨明顯的挑戰，它仍然建設性地提出了北歐模式的一個特別關注點，即彈性保障（Flexicurity），這是一個由“靈活”（flexible）和“保障”（security）組成的合成詞。這個模型提出的勞動政策允許雙方在合同和就業流動形式上有更大的靈活性，通過積極主動的職業培訓計劃來實現；它能確保人們在工作轉換期間的收入穩定。從歷史平均收入水平來看，這個簡單的發展可以減少數週或數月之內的收入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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