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接觸過這樣的傳聞：911事件的真正罪犯並不是那些被控訴的人；人類並沒有真的漫步月球；戴安娜王妃的死並不是事故……調查表明，人們對這些陰謀故事並非無動於衷。心理學家甚至正在證明，我們之所以傾向於相信一些完全不符合邏輯的故事，是有非常合理的解釋的。我們的大腦就是為了相信陰謀而被編程的！

瞧啊……只需一個細節，一個口誤，一個巧合，一幅模糊的圖像，瞧啊，我們就興奮起來了，事實不再是看起來那樣；大家開始相信一種撩人的新說法——有點信，非常信，然後就以一種心照不宣的神情散播這一隱藏的真相。

“美國人從未踏足月球”“馬航的失蹤飛機並未墜毀”“《查理週刊》襲擊事件是法國政府最高層策動的”……腦子裡閃過這些想法的不乏其人。

網絡消息靈通的青少年、企事業高管、工人或退休人員……不少人都曾想象在某次襲擊、工業事故、空難、傳染病、經濟危機或名人死亡事件背後存在著陰謀。

就連那些最謹慎的人也面臨著這些如今在社交網絡和專門網站上未經過濾便大肆宣揚的“陰謀論”，而這些網站自詡為“重獲信息（réinformation）”的空間。少數陰謀論者正是在這裡不斷炮製出那些胡編亂造、毫無根據的另類故事。

按理說這並不新鮮。假陰謀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只需想想20世紀初虛構了“猶太人征服世界”陰謀的《錫安長老會紀要》就明白了。

此外，“在戰爭或危機時期，總會有敵方陰謀的傳言。”瑞士弗裡堡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帕斯卡·瓦格納-艾格爾（Pascal Wagner-Egger）介紹，“但是這一現象如今一發而不可收！”

既非機能失調也非瘋狂

當然，我們不該忽視真正陰謀的存在。只不過，一丁點批判精神就足以使人對我們的領導人是蜥蜴人、任務是奴役人類的無稽之談起疑；這種奇談怪論居然也曾甚囂塵上，導致新西蘭總理在2014年2月進行醫學檢查，以證明自己不是爬行動物！

怎麼會有人相信有蜥蜴偽裝成政治人物呢？該研究的不是陰謀，而是我們世界觀的形成機制。大約五年以來，實驗心理學家和其他人類認知專家開始研究該現象，而他們的結論推翻了很多先入為主的成見：事實上，懷疑存在陰謀的傾向來自極為普通的推理與思維定式！也正因此，它們非常有效。

“陰謀論”的信徒既沒有發狂也不是傻瓜，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精神完全正常。“面對如此大規模的現象，把陰謀論者‘病理化’或認為他們與常人有異毫無意義。”弗裡堡大學神經心理學家塞巴斯蒂安·迭格斯（Sebastian Dieguez）強調。心理障礙這種假設站不住腳……

有其他的合理解釋。“我們的各種認知機制都使得我們傾向於相信這些理論。”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心理學家揚-威廉姆·馮普魯金（Jan-Willem van Prooijen）說。美國布朗大學的伯特蘭·瑪勒（Bertram Malle）更進一步：“這種脆弱性源自我們大腦最發達的能力：發現形狀、原因、意義、意圖。”

“在大腦層面上，我們能把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聯繫起來，以解釋生活中的各種事情：這是適應能力強，而不是機能失調，也不是瘋狂！”英國肯特大學心理學家羅比·薩頓（Robbie Sutton）指出。他的同事凱倫·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則強調：“陰謀是我們處理所得信息的方法得出的自然結果。”因此，是我們的大腦在很自然地懷疑世界充滿陰謀。原因與我們的進化史有關。

塞巴斯蒂安·迭格斯為此感到高興：“陰謀論構成一個完美的模型，可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感知和因果判斷的不同方面。”換言之，它能揭示人類的常態思維，及其中蘊含的各種神奇的能力、偏差、簡化、侷限或濫用。

讓我們通過審視最具代表性的七種陰謀論，進入認知的蜿蜒小道，從而發現左右我們思維的偏差，更好地理解這一驚人的思想傳染病，並在再次大呼“陰謀”之前保持冷靜。

01

有人認為人類從未在月球行走

對我們的大腦來說，最小的細節也有意義

這面似乎迎風招展的美國國旗還是有點奇怪。這些陰影也有些奇怪，好像是放的電影。更奇怪的是這塊所謂的月球岩石上好像刻了字母C。沒有星星的天空也很奇怪……你覺得奇怪嗎？

事實上，這些讓人堅信阿姆斯特朗從未漫步月球的怪象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釋。

“從20世紀初開始，就不斷有證據顯示，人類大腦傾向於在環境中不斷尋找圖像，把各種因素聯繫起來，就像往一個不完整的單詞裡填上所缺字母一樣。”英國赫爾大學認知心理學家朱莉安娜·馬佐尼（Giuliana Mazzoni）解釋道，“我們必須明白，衝擊我們視網膜的物理刺激在性質和結構上都和我們最終‘看到的’很不一樣。”

誰不曾在雲朵的輪廓中看出一張面孔或是一匹奔馬？

這種認知偏差被稱為“幻想性視錯覺”，它促使我們的大腦從一個模糊的形狀中辨認出認識的圖案；這也是心理學上著名的羅夏墨跡測試所利用的機制。

此外，“對世界的認知不只取決於感官的信息流，它們事實上充滿噪音。”法國巴黎高師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的雷諾·扎德利（Renaud Jardri）介紹道，“所以，危險的動物，如一隻蜘蛛，比放在桌上的訂書機更能吸引注意。這種運行方式可由我們的‘貝葉斯’大腦模型解釋。”

根據目前流行的神經科學理論，我們的大腦灰質運行起來就像一臺概率機器，根據已知的編碼信息（危險、資源、夥伴……）判斷環境。

關鍵的進化成果

而這種概率計算的實施是為了使風險和意外最小化……哪怕會產生純粹的錯覺！這是一種進化成果，傳承自人類仍須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掙扎求生的時代。例如當時，人們更傾向於把茂草叢中傳來的窸窣聲解釋為掠食動物在靠近，而不是普通的“風吹草動”。

這種判斷錯誤不會產生什麼嚴重後果，除了一身冷汗——認知學家稱此為“第一類錯誤”。相反，總認為是風吹——第二類錯誤——則可能是致命的。

一層層樓面坍塌，建築材料被噴出，廢墟中被斜切的鋼樑……有些人認為世貿中心雙塔倒塌是定向爆破所致，炸藥是由美國或以色列特工放置的。另外請注意煙塵中露出的惡魔之臉。

作為安全和更好理解世界的保障，這種草木皆兵的闡釋策略也解放了我們的創造力：發明工具、使用隱喻……英國倫敦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布羅澤頓（Robert Brotherton）指出：“這種從普通事物中創造意義的能力也是科學家在大量數據中發現現象的基礎。”

“這種深植在我們大腦中的認知定式在進化層面上至關重要，哪怕需要以一定的錯誤為代價。”瑞士蘇黎世大學神經學家彼得·布魯格（Peter Brugger）總結道。

我們的大腦慣於探測各種結構，即使是面對隨機的形狀。腦成像實驗顯示，以為在薯片中看到“貓王”輪廓或從雲中看出兔子形狀——這叫作“幻想性視錯覺”——的人，大腦活躍區域與辨認確實存在的物體時相同。

正如羅伯特·布羅澤頓所言，我們的大腦並不費力氣來糾正這些認知錯誤，“這導致我們在烤麵包上看到耶穌的臉，產生迷信，在某些情況下懷疑存在陰謀詭計……”甚至把宇航員在月球上的這“一小步”看作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騙局之一。

02

有人認為一個秘密團體掌握著全球經濟

我們到處覺得有企圖

這是一個秘密的小團體，精英中的精英。他們的名字是“光照派”：我們對這個組織幾乎一無所知，但它似乎被統治世界的狂熱力量所驅使。今天，它也暗中操縱著一切……

這當然大錯特錯。但是，我們何以會產生這種深刻且篤信的印象，認為事件發生過程中隱藏著故意的行為呢？因為大腦有一種強烈的傾向，促使我們無意識地把最微不足道的事實解讀為潛在意願產生的結果。

對於神經科學家來說，這並不值得驚訝，十多年來，他們研究了“社會大腦”這種假設。這種研究角度認為，我們大腦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預測人類群體中發生的複雜互動。

這種認知過程對生存與合作至關重要。“在這個由隱形的社會契約造就的框架下，我們將能預測行為的結果。”英國牛津大學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介紹道，“幾項研究顯示，一個人的社會網絡規模與他的大腦新皮質體積相關。”

有人提出，2014 年以來在非洲導致 11000 多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事實上是有意為之，為的是測試美國軍方實驗室幾十年前製造的一種生物武器，毒性超強的埃博拉病毒根本不是自然產生的。

只是，我們的敏感度如此發達，因此常常走入認知歧途，導致解讀錯誤。弗裡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瑪麗安·西梅爾（Marianne Simmel）在1944年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這兩名心理學家通過屏幕向他們的36名學生展示了三個幾何圖形的變化：一個大三角形、一個小三角形、一個圓形。大部分實驗對象本能地採用非常人性化的用語解讀了這些簡單形狀的運動，賦予它們情感、個性、意圖。這一實驗結果後來得到重複驗證。

我們無法抑制自己

此外，這種擬人傾向也涉及動物、機器人、信息代碼程序或可能存在的超自然能力……“兒童傾向於把一切自然現象解釋為在某種決定意志的影響下，目的因（final cause）作用的結果：所以他們相信動物是為供人類果腹而存在的，岩石是為了被攀登，雲是為了下雨，等等。”瑞士弗裡堡大學神經心理學家塞巴斯蒂安·迭格斯列舉道，“神創論就這樣認為。”

我們的社會性大腦會本能地尋覓現象背後的意圖，哪怕對象是無生命的物體。在下面的實驗中，實驗對象面對在計算機屏幕上變化的幾何形狀，不可抑制地用人性意圖的語言描述這些形狀的運動（追捕、逃跑、保護……）。

我們的社會性大腦會本能地尋覓

英國、德國近期進行的研究證實了這種認知偏差在陰謀論中起的作用。肯特大學心理學教授凱倫·道格拉斯表示：“人們越傾向於在周圍環境中發現意圖和影響因素，就越可能相信別人告訴他們的陰謀論……”

03

有人認為飛機秘密噴灑化學品

我們的大腦對未知情況警惕過度

天空中據說是飛機留下的白色航跡，不覺得它們持久得有些奇怪嗎？這些“化學凝結尾”會不會是軍方為控制人口——絕育或使人虛弱——而策劃的大型化學品噴灑行動留下的痕跡？

停！凝結尾沒有任何異常或有害之處。然而這種理論並不僅僅存在於病態頭腦之中。“或許每個人都天生傾向於懷疑強大的人類團體。”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心理學家揚-威廉姆·馮普魯金指出，“我們對193名美國僱員進行的最新研究就是證據，它顯示了僱員對上級暗施陰謀的懷疑廣泛存在。”

事實上，這種妄想型認知是我們感知社會威脅的系統的自然遺產，這一感知系統一直都很活躍。例如，多次實驗證明，我們能夠迅速有效地從他人臉上探測到生氣的信號。這是生存的保障。“當我們和自己團體以外的人打交道時，我們的大腦有警覺、懷疑的傾向。”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懷疑的專家羅德里克·克萊默（Roderick Kramer）介紹道。

我們的大腦具有一個探測來自他人的潛在威脅的有效系統。實驗對象在面對一系列表情時，總是能更快速地探測到生氣的表情，而不是悲傷或快樂的表情。

瑞士弗裡堡大學社會心理學者帕斯卡·瓦格納-艾格爾進一步證實：“一些研究表明，人人都能對他人產生強烈、不理性、持久的不信任，某種‘正常的偏執’。”主要特徵包括反芻思考、高度警覺，並且傾向於比正常程度更深地感知陰謀。

最終還需要每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那個“度”：錯置的信任能產生可怕的代價，而過度懷疑則導致孤立與最無稽的妄想。

04

有人認為馬航MH370航班並未墜毀

我們的頭腦質疑巧合

2014年3月8日失蹤的馬航波音777飛機載有20名飛思卡爾半導體公司僱員，他們都是軍用電子技術專家，這難道是個偶然？一項利潤豐厚的專利的五名持有者中，四人在該航班上，這難道也是偶然？2014年7月17日，馬航的另一架波音777在烏克蘭上空被擊落……這會不會是同一架飛機？

即使我們認為這猜測毫無根據，那些信息也令人不安。“人類對偶然性的模糊感知並不一定是問題所在。我們已經證明，陰謀論信徒和懷疑論者總體來說對偶然性有不錯的估測。”瑞士弗裡堡大學神經心理學家塞巴斯蒂安·迭格斯透露，“關鍵在於更高的思維層面。”

實際上，對迷信進行的研究證實，我們的大腦會注意到一切巧合。“把兩件時間相近的事件聯繫起來是一個基本的學習過程。”神經科學家雷諾·扎德利強調。只不過這種對生存至關重要的能力（我吃了這種植物，我病了）同樣會使我們在一些完全獨立的事件之間建立聯繫。

認知心理學家稱此為關聯性偏差。“錯誤在於認為兩個事件組合的概率大於每件事單獨發生的概率，這違背了數學法則。”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人類和人工認知實驗室研究員尼古拉·古維裡（Nicolas Gauvrit）指出。

這種錯誤很常見：1980年代以來進行的研究顯示，50%至90%的實驗對象在面對幾種混合了獨立事件或相聯事件的情況時都會犯錯。

實驗對象評估 24 對事件（如琳達在銀行工作，琳達是女權運動積極分子），其中約85% 的人至少犯一次聯繫錯誤：他們錯誤地認為兩件事有聯繫的概率高於每件事單獨存在的概率。

2014年英國倫敦大學測試的對象中，近94%至少犯錯一次。“要知道，更相信陰謀論的參與者會犯更多的關聯錯誤，無論面對怎樣的情況背景都是如此。”主持該研究的羅伯特·布羅澤頓強調，“此外，兩種不相干的現象中存在因果聯繫，這種想法也很有誘惑力。”所以他們相信MH370並未墜毀。

05

有人認為戴安娜王妃是被謀殺的

我們總以為大難必有大因

一位王妃會死於普通的交通事故嗎？難以置信！人們馬上會找尋誰能從這起罪行中受益……但這常常是錯的。

為什麼我們很難承認一起重大事件是意外或本就平常呢？“我們受到相稱性偏差的影響，它讓我們在重要人物被謀殺後排除了殺手單獨行動的假設，或者是在飛機墜毀時排除只是簡單機械故障的可能性。”心理學家羅伯特·布羅澤頓強調。

我們的大腦把重大原因和重大結果相聯。想象一下，一名大學生的電腦出了故障，丟失了為應聘一個職位所需的報告的數據。兩種結果。第一種情況是，導師為他延長期限，重寫報告，沒有產生不利後果；另一種情況則是應聘泡湯。是什麼引起了這次故障？在參加實驗的 129 名美國大學生中，當後果嚴重時，大部分

2012年發佈的一項研究檢驗的就是這種推理模式。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129名學生在實驗中遭遇計算機故障，面臨輕重程度不等的後果——從項目輕微延誤到被解僱。

結果，在有可能遭解僱的實驗腳本中，73%的被試認為故障是由重大原因造成的，如大型病毒，卻放棄了更普通的解釋——風扇故障。“對原因的推論普遍與後果的嚴重程度相關。”

該項研究的主持人、華盛頓大學的羅賓·勒伯夫（Robyn LeBoeuf）分析道，“應該說人們在生活過程中學到，強有力的行為會產生重大後果：猛推門會讓它砰砰響！”

減少意外的需要

當與事件相關的情感成分更強烈時，對相稱性的追求也更加迫切。

1970年代末，兩位美國心理學家測試了人們面對“成功”刺殺國家元首（如肯尼迪）和後者死裡逃生（如刺殺里根未遂）這兩種情況的反應：比起第二種情況，實驗對象更傾向於相信前一種情況中存在陰謀。

一場簡單的民眾運動就能掃蕩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專制政權？有人認為其中主要推手是西方情報機關，他們處心積慮地想要削弱、甚至奪取這些阿拉伯強國的政權。

“最能激發人們情感的事件需要更強有力的解釋，以減少意外和複雜性。”法國巴黎高科互動、認知、複雜實驗室研究員讓-路易·德薩勒（Jean-Louis Dessalles）指出，“所以在這些情況下陰謀論層出不窮也就不足為奇了。”

06

有人認為《查理週刊》事件的真相被掩蓋了

引發焦慮的情形改變我們的認知

那一天，巴黎市中心發生了恐怖襲擊。兩名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血洗《查理週刊》編輯部，後又冷血處死一名警察；他們的一名同謀則殺害一名女警，隨後進行了血腥的綁架人質行為……

一切都不確定，情況已經失控，任何細節似乎都有意義：一名兇手忘拿的身份證，歹徒汽車後視鏡的顏色，總統以創紀錄的時間抵達現場，幾天後參與調查的一名警官自殺……透著股子自編自演、栽贓陷害的味道？

對意義的尋求反映了一種原始的人性需求，那就是控制局面的需求，或者至少感覺自己控制了局面的需求。英國赫爾大學的朱莉安娜·馬佐尼指出，在不穩定的背景條件下，“我們的認知系統會盡力重建對環境的控制，例如更快地辨認視野中有意義的圖形。”這位心理學家進行的實驗顯示，與處於標準條件下的實驗對象相比，身處不確定情況中的人能更好地辨認出模糊圖形中的物體。

只不過，這種對意義的追尋並不能免於偏差和想象。很早以前，人類學家便注意到，與在近海捕魚的漁民相比，面臨遠海危險的漁民擁有更豐富的儀式規矩。

2008年，《科學》（Science）雜誌刊登的一系列認知實驗帶來了更加科學的解釋：處於失控情形下的被試更容易從眼前由隨機的點組成的陰影中看出特定形狀。

134 名志願者在面對無解的測試時產生的失控感激發了我們從模糊圖像中辨認物體的能力。在置身於雜亂房間的實驗對象、跳傘前的傘兵和麵臨“千年蟲”威脅的部分樣本人群中也測到這種對結構和穩定性的需求，而它並不能避免錯誤。

明確地說就是，我們無意識地進行了一場名副其實的精神體操，從認知層面重新獲取秩序和結構。這是心理、甚至生理方面的必要之舉……風險則是扭曲事實，把獨立的點或事件相聯。

彌補恐懼和焦慮

此外，2008年的研究還驗證了實驗對象在控制力弱的情況下存在的陰謀論傾向。

在模擬以下場景時，這些人更容易得出存在陰謀的結論：一名職員注意到同事和上級之間有郵件往來；第二天，他沒能得到預期的升職機會。在各種不穩定、緊張、模糊或矛盾的情境中，這些成果都得到了驗證。對144名倫敦大學生進行的研究還顯示，對死亡的恐懼也和相信一種陰謀論有關聯——小說《達·芬奇密碼》中的陰謀論。

“失控使大腦杏仁核產生恐懼、焦慮等情緒，然後激發這些補償機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門研究不確定性的心理學家亞當·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解釋道，“陰謀論能使人感到重新掌握了控制力，使世界更加易讀。”任何一次襲擊、股災或革命都可能引發這種認知機制。

07

有人認為氣候變化純屬捏造

我們的認知系統封閉在自己的信念中

誰會相信人類能影響地球大氣？或者說科學家有能力建立世紀末的氣候模型，而實際上他們連週末的天氣都預報不了？不用說，氣候學家在曲線上弄虛作假，以獲取資金。這種陰謀讓人聯想到強制疫苗引發兒童自閉症的謬論，以及其他許多此類陰謀。

無需再說更多……不過這些不理性的信仰卻是很自然地建立起來的。原因在於推理心理中被多次證明的一種現象：證實性偏差。即我們的認知系統傾向於只考慮符合我們最初信念的論據或事實，而不管那些削弱信念的信息。結果造成我們的初始信念更趨強化！

我們中間有一些半人半蜥蜴，而且企圖領導地球……為了支持這種可能性不大的理論，一些人解讀了各國領導人的一舉一動——例如普京把一名對話者稱為“陰險的龍”，奧巴馬有些一頓一頓的動作。

整體的世界觀

此前一直被視為純粹的推理錯誤的這種認知現象，或許自有其存在理由。瑞士納沙泰爾大學的研究人員雨果·梅西耶認為：“我們近期的研究希望證明人類推理的目的不是做出最好的決定，而是選擇能被論證、說服團體其他成員的決定。在這一意義上，證實性偏差可能是進化的選擇……”

這種信息處理模式的後果很嚴重。“在陰謀論的世界觀中，證實性偏差促使陰謀論當仁不讓地成為每個重大事件的解釋。”英國肯特大學心理學研究人員邁克爾·伍德（Michael Wood）解釋道。“這種信仰並非基於對每一種陰謀論本身內容的篤信。”倫敦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布羅澤頓補充說，“它屬於一種以幾個關鍵假設為基礎的更大的系統，包括認為當局總向民眾隱藏真相。當你具有這種世界觀時，一切陰謀似乎都有可能。”

我們的大腦總是對增強自己意見的論據更敏感。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讓 48 名分別支持和反對死刑的大學生參加兩項關於死刑是否具有威懾作用的研究。結果，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傾向於找出符合自己觀點的研究的優點，進一步堅定自己最初的立場。

事實上，約五年來的十多項研究已經顯示，已經相信一種假陰謀的人更容易相信另一種，哪怕它們之間有明顯的矛盾。在邁克爾·伍德於2012年進行的一項實驗中，一些相信戴安娜王妃是被謀殺的被試還傾向於相信她還活著，就好像這些人已經成為這類解釋說辭的囚徒。

“當人們專注於尋找與官方版本相悖的要素時，就會接受各種不可能或缺乏條理的故事。”瑞士弗裡堡大學學者帕斯卡·瓦格納-艾格爾分析說，“人們相信這些理論，就像相信宗教一樣。”

撰文 Vincent Nouyrigat

編譯 周佩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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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蜥蜴人 英國 伯特蘭·羅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