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宋朝天目盞內的曜斑
在這次嚴重的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日本對中國予以極大的支持和幫助，援助物資外包裝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豈曰無衣 與子同裳”，暖情令人銘記。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國與日本有著漫長的友好往來，這當中，四川亦然如此，峨眉月明，富士雪滿，一些歷史傳奇從時光深處閃耀升騰，直抵今日的勃勃脈動。
”
日本茶道聖物圓悟印可狀
宋代成都僧人圓悟克勤對日本禪宗影響極大，古代日本禪宗有“二十四派”之說，除三派為曹洞宗，一派為榮西所繼承的臨濟宗黃龍系外，其它二十派追根溯源均出自臨濟宗楊歧系的圓悟克勤。日本茶道的至尊之物，是克勤寫的印可狀。克勤，彭州崇寧縣（今成都郫縣唐昌鎮）人。建炎二年正月宋高宗趙構駕臨揚州，召見克勤入行宮講禪，賜法號“圓悟禪師”，所以後人多以“圓悟克勤”四字來稱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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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聖物圓悟印可狀
13世紀時，漢地禪宗流行於日本。隨著喝茶的禪僧增多，日本茶文化的氛圍日益濃厚起來，逐漸形成了禪茶一如的茶道。日本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結晶和代表，是日本人生活和心靈的淨化之道。據專家研究，日本茶道的內容可歸納為“禮儀” “修行” “藝術” “社交”四個因素，“相互關聯，融為一體”。
日本茶道禮儀中有向高僧墨跡拜禮這一步驟。高僧墨跡是必不可少的茶道道具，掛在茶室內最顯目的壁龕上。客人進入茶室首先要向墨跡行拜禮，表達對高僧的敬意，然後對墨跡進行欣賞和評點，之後才進入下一步程序。在日本茶道尊崇的高僧墨跡中，以成都僧人圓悟克勤的印可狀最為珍貴，這幅印可狀是日本保存年代最早的禪僧墨跡。
日本茶聖千利休鍾愛的井戶茶碗
日式茶室
日本禪寺收藏的古代蜀錦
克勤，俗姓駱，字無著，十八歲出家於崇寧縣妙寂院，受戒於成都昭覺寺，之後曾向成都大慈寺的敏行學習《楞嚴經》。大致23歲，克勤出蜀雲遊，拜謁了鄂、湘、贛的多位名僧後，來到今安徽省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參學於著名禪師法演。後來，法演赴任黃梅縣五祖寺的住持，克勤也一同前往。
41歲那年，克勤歸蜀探望老母。成都知府郭知章聽聞大名，便舉薦克勤開法住持成都大慈寺96院之一的六祖院，後又改請他住持規模宏大的成都昭覺寺。昭覺寺始建於唐，1087年改為十方叢林，禪宗開山住持為純白禪師。北宋政和元年（1111），49歲的克勤從成都昭覺寺退院，再度出蜀遠遊。
建炎二年（1128）正月，宋高宗趙構駕臨揚州，召見克勤入行宮講禪，賜法號“圓悟禪師”。從此後人多以“圓悟克勤”四字來稱謂他。不久克勤以病衰為由請求歸山養老，宋高宗詔準，改敕其住持禪宗祖庭——江西雲居山真如寺。建炎四年，克勤離開雲居山回到成都，再次住持昭覺寺。紹興五年（1135）八月五日他去世於昭覺寺，享年73歲。次年三月宋高宗諡封克勤為“真覺禪師”，塔名“寂照”。宋人孫覿讚譽圓悟克勤：“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領眾說法，為後學標表”。
鎌倉建長寺的禪殿
鎌倉圓覺寺舍利殿
圓悟克勤所著《碧巖錄》，向有“禪門第一書”之稱。古代日本僧人將《碧巖錄》奉之為聖典。圓悟克勤的第九代傳人日本名僧徹翁義亨（1295～1369）稱讚《碧巖錄》：“是佛祖心肝、蒼生命脈”。
古代禪師收徒傳法結束後，會書寫印可狀給弟子以證明其傳承身份。宣和六年（1124）農曆十二月，圓悟克勤在汴京天寧萬壽禪寺寫下一幅印可狀，寄給擔任雲居山真如寺住持的弟子虎丘紹隆。
印可狀共64行，有1033字，內容主要講述禪宗的發展過程和特點，語句極為精闢，是對禪宗精髓最佳的總結，例如：“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
這幅印可狀後來傳至日本，過程極富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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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來的圓悟
日本人將圓悟印可狀稱為“流れ圜悟”，意思是“飄來的圓悟（墨跡）”。據說圓悟印可狀流轉至虎丘紹隆一系的日本弟子手中。此僧攜墨寶歸國，中途船毀人亡。由於印可狀收藏於桐木筒中，未受損壞，並且漂流到薩摩（今日本鹿兒島縣）坊之津海岸，直到被人發現拾起。幾經轉輾，圓悟印可狀為京都大德寺的一休禪師（1394～1481）收藏。一休禪師，為後小松天皇之子，幼年出家，即日本著名動畫片“聰明的一休”之原型。
一休禪師，多才多藝、不拘常格。按禪譜排，他是圓悟克勤的第十二代傳人，因此對祖師圓悟克勤的墨寶情有獨鍾，格外珍惜。日本茶道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是一休禪師的弟子。一休的特殊禪風對村田珠光影響很大。
京都比叡山的殘雪枯山水
京都遍披綠蘚的古梅
京都大德寺松間石缸
村田珠光11歲時出家於奈良稱名寺，由於怠慢了寺役，被趕出稱名寺，到處流浪，25歲還俗。仰慕一休禪師的名聲和禪德，村田珠光再次出家，進入京都大德寺學禪。長久的坐禪使生來嗜睡的村田珠光十分苦惱。村田珠光請教名醫如何解決嗜睡的問題，醫生建議他喝茶，既能驅走睡魔，也可養心靜氣。村田珠光遂遵醫囑每日喝茶，效果頗佳。後來他又閱讀了許多關於茶的漢文典籍，從此對茶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一休禪師的嚴格教誨下，村田珠光的修行進步很快，最終得到了師父的認可。一休禪師晚年將圓悟印可狀贈送給村田珠光。村田珠光將這幅墨寶掛在自家茶室的壁龕上，終日滿懷禪意，專心點茶。
圓悟印可狀中的書風不依定式，毫無拘束，具有經過嚴格修行才能達到的淡泊意趣。村田珠光從這幅印可狀中悟出，原來飲茶並不只是為了健康，更不是為了考究形式，而是因為過程中參入了悟禪的妙趣，佛法並無特別之處，它存在於每日的生活之中，對茶人來說，佛法就存在於茶湯之中，別無它求。這就是“茶禪一味”的境界。於是村田珠光創立了日本茶道的概念，並制定出典雅的茶禮。臨終前，村田珠光對圓悟印可狀仍依依不捨，留下遺言：“日後舉辦我的忌年法事時，請務必掛起圓悟印可狀，拿出拋頭巾（小茶罐）為我點一碗茶！”
此後圓悟印可狀為茶道大師千利休（1522-1591）收藏。千利休將圓悟克勤的墨跡掛在自己的茶室，極為尊仰。
不幸的是，喜歡喝茶的日本軍閥伊達政宗也看上了這幅墨寶。在伊達政宗的懇請下，圓悟印可證被一裁為二，前半截存有19行字跡，現保存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後半截有45行字跡，原由伊達家族世代保存，如今不知下落。
在日本茶道的創立過程中，圓悟印可狀功不可沒，雖然它整篇沒有一個“茶”字，但卻成為了茶道中茶與禪相結合的最初標誌。可以不誇張的說，如果沒有圓悟印可狀的出現，日本茶道形成的時間肯定會推遲若干年。
奈良法隆寺櫻花
奈良唐招提寺，鑑真和尚靈塔前的淨水池
奈良大德寺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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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圓悟克勤墓園
圓悟克勤舍利塔建於成都昭覺寺的威鳳山，宋代塔院稱“圓悟庵”。因清雍正十一年圓悟克勤被諡為“明宗真覺禪師”，寺僧可能將其舍利塔就地改為墓葬方式，俗稱為“國師墓”。上世紀五十年代墓址被劃入成都動物園內，“文革”期間遭到了嚴重破壞。1985年住持成都昭覺寺的清定大師歷經三年將國師墓重修一新。
2004年10月，筆者專程尋訪了圓悟克勤的墓園。國師墓現與昭覺寺有一牆之隔，坐落於動物園僻靜的一角，被高聳的青石院牆圍住。墓院大門的抬額、對聯均為紅底金字，極為醒目。
進入大門後，映入眼簾的首先是《重修圓悟禪師墓碑記》。碑文由趙樸初先生書寫於1988年佛誕日，主要介紹圓悟克勤的生平和國師墓的重修過程。其後是一塊翻刻的墓碑，抬頭和落款註明系清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四昭覺寺第四代住持悟參寶鑑所立，題為“大清敕封明宗真覺禪師圓悟佛果勤祖之墓”。墓碑後面是圓拱形的國師墓。墓上長滿青草和鮮花，四周依牆植有四十四株棕櫚。
成都昭覺寺圓悟克勤墓園
日本資料上的茶聖千利休
國師墓前還立有兩塊翻刻的石碑，一為清初巴縣人劉道開所撰《破山海明塔銘》，一為清昭覺寺第二代住持徹綱所撰《費隱通容塔銘》。破山海明、費隱通容均為明末臨濟宗正傳密雲悟禪師的法嗣，前者系清代昭覺寺開山祖師丈雪通醉的師父，後者系日本黃檗宗開山祖師隱元琦的師父。
上世紀初葉，國師墓的左側尚有破山海明舍利塔，供奉其頭髮和火化後遺存的牙齒，右側有清順治十七年所立費隱通容舍利塔，安奉其二枚舍利子。可惜二塔現均毀不存。
墓院佈局靜雅，左側廂房供守墓僧人住宿，右側廂房存放著已風化的古碑。
僧人照明，1988年來到昭覺寺，現已年近六旬，入院看護國師墓的時間長達14年。除早、晚住在院內，和其它僧人一樣，白天他要在昭覺寺上殿做法課。
見到照明，筆者想到了圓悟克勤的第五代傳人著名禪師破庵祖先。破庵祖先二十餘歲在昭覺寺學禪，受命住圓悟庵看護祖師舍利塔。時過境遷，雖然同是看護僧，但二僧心中必有迥異的感受。
照明向筆者介紹，每年都有來自日本、韓國的僧眾或旅行團來拜謁國師墓。由於墓址在動物園內，拜謁很不方便。據說有一年日本僧旅團來昭覺寺，被帶至動物園側門時，發現國師墓不在寺內，就放棄了拜謁。
圓悟克勤的一生與成都昭覺寺密不可分，因此日本臨濟宗僧人迄今仍視成都昭覺寺為祖庭之一，略精茶道的日本人幾乎都知道“圓悟克勤”的大名。
圓悟克勤去世前留下十六字謁語：“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因緣，珍重珍重。”對於這位追求“已徹無功”的家鄉人，這位對日本茶道默默做出過貢獻的的成都高僧，今人不該淡忘，而應稱頌。
由於進拜“國師墓”非常不便。筆者建議有關部門應儘快將“國師墓”劃歸昭覺寺管理，並對其加以宣傳，使之成為成都對外友好交流的平臺。
日本珍藏的六祖慧能像
宋代蜀僧無準師範對日本禪宗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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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茶氣
近年來，禪茶之風在“茶館之都”成都有所復興，代表是大慈寺禪茶，主要茶藝程序有靜禪心、入禪堂、焚香祈願、聖水滌凡、佛祖拈花、菩薩入獄、漫天法魚、聖僧點化、普渡眾生、禪茶一味等十二道。
中國是茶葉的原產地，四川則是飲茶文化的發源地。西漢末年蜀人王褒《僮約》已提到“烹茶盡具”、“武陽買茶”。公元四世紀初張載《登成都樓》一詩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的描述，足見當時成都茶文化的昌盛。
由於飲茶具有除睡魔、治宿病等功效，於是茶文化逐漸與禪僧結緣。公元八世紀成都的禪寺已流行飲茶的習俗。成都大慈寺的創始人——古代韓國王子無相禪師，喜愛飲茶。弟子無住曾託人從青城後山為無相禪師送來茶牙半斤。永泰二年（758）無住禪師暫居成都空慧寺期間詠茶偈一首：“幽谷生靈草，堪為入道媒。蕉人採其葉，美味入流杯。靜虛澄虛識。明心照會臺。不勞人氣力，直聳法門開。”無住最早提出將飲茶與修禪相結合，可惜其觀點一直鮮為人知。
公元九世紀初日本國已接受大唐的飲茶習俗，會昌五年(845)五月，日本高僧圓仁離開長安歸國，職方郎中楊魯士差人送贈禮物，之中有蜀地所產蒙頂茶二斤。南宋乾道四年（1188）日本僧人榮西來我國求法學禪，之後榮西攜茶種歸國，並撰寫了《吃茶養生記》二卷，最早向其國人介紹中國的茶文化。在文中，榮西稱：“成都府，唐都西五千裡有此處。成都府一切物美也，茶必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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