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旧影
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研究明确表明造成此次新型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是什么？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什么，依然众说纷纭。
宿主（host），也称为寄主，是指为寄生虫、病毒等提供生存环境的生物。
在瘟疫发生时，寻找宿主以确定瘟疫的原因，这是现代医学的做法。在传统社会中，无论东方、西方，往往都含糊地把瘟疫的原因归咎为“瘴气”。
在这一点上，鼓浪屿可以说是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之地。
这是因为，在一百多年前，一名叫做曼森（Patrick Manson）的英国医生在这里所进行的象皮病病因研究，使得医学界首度发现昆虫可以是人类寄生虫疾病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这项研究改变了寄生虫学的发展方向，为热带医学成为一名学科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很多西方医生的眼里，鼓浪屿是“热带医学的摇篮”。（1）。作为这一学科的拓荒者，曼森则获得了“热带医学之父”（2）的称誉。
返回伦敦后，曼森创建了伦敦热带医学校。如今这所学校改名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隶属于伦敦大学，不仅是伦敦大学最负盛名的三所学院之一，而且是世界性的热带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重镇。
说到热带，人们通常会想到非洲、印度、东南亚或者加勒比海一带，鼓浪屿虽地处北回归线附近，但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那么，为什么是鼓浪屿而不是其他地方，和热带医学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为什么热带医学的开创性研究发生在鼓浪屿，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这要从当时曼森医生的选择说起。
一
1844年，曼森出生于苏格兰亚伯丁郡的欧麦庄，对自然史很感兴趣的他，在1861年进入亚伯丁大学医科，并在1865年取得医学学士学位，仅在一年后，他又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这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科学发明和工业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把英国推到了世界之巅。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除其之外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当曼森还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中国海关正在招募医官。1863年，时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西医官方组织——海关医疗勤务系统，负责观察、记录各港口的卫生状况，以及照顾各港口船员的健康。当时曼森的大哥已经在上海海关任职，在兄长的引荐下，曼森也成为中国海关医疗勤务系统的一员。
1866年6月，曼森到高雄港就任，五年后，他转任厦门。与当时的高雄相比，厦门港拥有更长的通商史，而且这里的当地居民以及外国居民的数量也比高雄多得多。一组统计数字显示，在1881年，厦门的外国居民人数为260人，而高雄在1882年的外国居民人数约为38人。这些数字上的变化对于曼森而言，意味着拓展医疗事业的大好机会。
仿效当时大多数外国居民的做法，曼森也把鼓浪屿选择为他的落脚地。对他这样的一个苏格兰人来说，当时的鼓浪屿和厦门是令人愉悦的地方。这里不但风景秀丽，而且容易可以让居留在此的苏格兰人想到自己的家乡。这是因为，鼓浪屿的地貌和苏格兰颇有相似之处。
1860年4月20日，一名叫做简·爱德金斯的苏格兰人，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海港的两岸，山峰高耸，群峰绵延。太阳给棕色的植被染上了一层金黄，让山上的岩石显得更加温暖。山脚下是一片美丽、平坦的沙滩，绵延数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最令人陶醉的景色，让我的内心感到充实。像是看到故乡的山，我兴奋得几乎狂叫，因为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的思绪飞向了我亲爱的故乡苏格兰……”（3）
另外一名叫做巴博的苏格兰人则这样写道：“岛上大部分地区是由一系列不规则的小山组成的。这些小山岩石裸露，非常荒凉。巨石一块连着一块，毫无规则地堆叠，或者杂乱无章地狂长。除了锡兰，自从离开苏格兰，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岩石。”（4）
除了风物，另一个让苏格兰认同厦门的原因是他们在厦门当地居民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年复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厦门人离开故土，前往东南亚各地，同时，也不断有成千上万的厦门人归来，带着新挂念和他们在海外积累的财富返回家乡。当时的苏格兰人也是这样，他们崇尚的是在海外寻求财富，并在许多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在一开始，鼓浪屿和厦门对于这些苏格兰人来说，却谈不上是什么美好的地方。当曼森来到鼓浪屿的时候，他应该还可以看到一片白人的墓地，那是在鸦片战争期间驻守鼓浪屿的爱尔兰18团和苏格兰26团所留下的，当时这些英军有上百人发烧病倒。《南京条约》签订后，来到鼓浪屿和厦门的许多外国居民也不免遭到同样的际遇。
当时的英国医师建议在厦外国人居住在海拔较高、通风良好的山丘地区，以尽量避免受到当地气候和传染源的影响。受这些观念影响，当时鼓浪屿的外国居民一般都喜欢把房子建在山上。一名叫做约翰·威尔逊的英国医官这样写道：“这些房子的位置总之令人称心如意，通常坐落于浪漫的自然美景中。有的是在峭壁之下，四周都是巨大的石头；有的是在小小的谷底里，通常点缀着开花的灌木丛，时而掩映着成片的野树。”（5）
除了房子以外，当曼森来到鼓浪屿的时候，外国居民也按照他们的习惯，在鼓浪屿启动了近代市政的建议，比如马路的建造。同样在1860年，那名叫做简·爱德金斯的苏格兰人在家信中这样写道：“爬上沙滩，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马路是用鹅卵石铺成的，两边绿树遮阴……”（6） 1878年，这些外国居民又成立了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成立，负责统筹鼓浪屿的近代市政建设。
部分外国居民希望能把他们的居住区和中国人的住宅区完全隔离，比如曼森的弟弟万大敝（David Manson）就是这么认为的。万大敝在曼森之后来到厦门海关担任医官，1877年，万大敝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他希望英国领事能够阻止中国人迁移到鼓浪屿，否则外国人社区将“被感染的中心所包围”（7）。
但是，曼森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尽管当时厦门一带的公共卫生状况在西洋人的确很恶劣，但是疾病却没有像按照西方医学标准所预料的那样盛行；另一方面，他认为，当地的气候固然会影响欧洲人的健康，但厦门本地居民的健康也并非不受气候左右。
此外，曼森还认为，虽然欧洲人找到了鼓浪屿这个气候条件相当不错的小岛作为居住区，但是，他们很多的生活方式却依然是对健康不利的，他这样形容当时居住在鼓浪屿的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不可或缺的雪莉酒、苦啤酒、白兰地和苏打，以及一天三餐大块吃肉，再加上炎热的天气与缺乏运动，这样的生活所导致的疾病很难说是气候造成的。”（8）
曼森在鼓浪屿的住所，1877
二
1870年，赫德发出通令，要求海关医疗勤务系统必须定期出版医学报告。赫德指出，有人建议他应该利用海关系统的有利条件，取得在各港口城市当地居民和在华外国人的疾病资讯。因此，他要求各港口的海关医官统计当地外国人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和死因；观察当地的流行病及病因，包括疾病的发生与季节、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赫德还特别要求这些医官，要注意中国特有而其他地方罕见的疾病。
1871年，半年刊的《海关医报》刊行，这是中国第一本西医期刊，也成为曼森发表其医学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管道。在厦任职期间，曼森几乎不间断地在这本刊物上发表医学报告和或论文，成为这份刊物最多产的作者。
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曼森都没有在厦门地区发现伤寒等一般被认为和卫生条件关系密切的疫病，一直到1879年，他才碰到一起源自厦门本地的伤寒病例。对于这个观测结果，他在发给《海关医报》的报告里，以调侃式的语气这样写道：“我们长久以来所享有的免疫已经结束了。”（9）同时，曼森也指出，厦门地区流行着天花等疫病。
在担任海关医官之外，从1871年2月起，曼森也服务于济世医院（Baptist Missionary医院）。这一工作使得他在照顾欧洲患者之外，可以频繁地接触到中国病人。
正是在这家医院里，曼森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医学事业转折点，但他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当时中国的流行观念对西医的抵触。曼森到济世医院工作未久，一则谣言就开始在厦门地区流传，散播谣言者指控外国人散发了毒药丸给中国人，有些谣言甚至具体到了曼森个人，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不要到那个洋鬼子那里，他包的药都是毒丸。此外，还有传单和大字报四处流传，指责西方医生剜掉中国人的眼和心去制药，还迷奸中国妇女。
这些谣言不仅在厦门传播，也在中国各地四处传播。他们是在华的西方医生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们治好了中国病人，就遭指责为故弄玄虚以标榜医术不凡，如果他们治死了中国病人，就遭指责为图谋人体器官而蓄意害人。
曼森知道这些谣言从何而来，它们往往是一些反对传教士的中国中下层读书人所炮制的，曼森也明白，这些谣言利用了西方医学的一些特征，比如外科手术会打开病人的身体，解剖工作则会摘取一些人体器官。
为了展开正常的医疗工作，曼森首先要获得公众的信任。他临街开了一间诊室，并且给窗子装上透明的玻璃，这样任何一个人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操作手术刀的，但即便是经过这样的努力，到医院来看病的中国病人依然不多。
倒是一次和象皮病的相遇，让曼森的医术意外地在厦门打响了名号。象皮病，又名淋巴丝虫病，是受血丝虫感染造成的一种寄生虫感染病症，临床表现为组织的增厚与肿大，特指由于丝虫阻塞淋巴管所致的肢体或阴囊明显肿大。
1871年的一天，一名19岁的象皮病患者到曼森那里求医，他是一名农民，在5年前因一次疟疾发作而患上象皮病，后来疟疾每发作一次，阴囊就肿大一些。这使他无法劳动，只能仰赖兄弟生活，而兄弟则常常嫌弃他，骂他为什么不干脆去死，痛不欲生的他两度服毒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当来到济世医院时，他已无暇顾及那些攻击西医的谣言，中医无法治好他的病，当他听说西方医生善于割除肿瘤，他就抱着大不了以死解脱的想法来找曼森医生。
夜晚来了，反对传教士的人们举着火把包围了医院。我们可以想象那时曼森所面临过的压力，他后来也说道，他是在相当大的压力下为这名病人做手术的，万一手术失败，导致病人死亡，那么医院就会立刻遭到围攻。幸好，手术极为成功，曼森从病人身上割下的阴囊肿瘤在乳糜血液都流出后，还重达7.5磅。病人安然无恙。曼森念及病人的处境，没有向他收取分文。
成功的手术，不但使济世医院摆脱了谣言的困扰，而且还带来了更多的病人。接下来又有5名象皮病病人前来求医，曼森又连着做了5次成功的手术。
曼森的声誉传到厦门以外，邻近地区许多患者也赶来求医。1871年，即曼森在济世医院工作的第一年，他就治疗了1980名病人；第三年，他治疗的病人更是多达4476名；1877年，仅是象皮病手术一项，他就做了237例，其中仅有两名病人丧生，为此曼森吃了官司。
还有的时候，即便为患者治好了病，曼森也会遭到控告。比如有个病人因为身上的息肉过度增长，出门得靠别人用小车推着走。他靠卖柠檬水和花生度日，用一块布铺在他巨大的畸形部位，就能搭成一个桌面。曼森为他切除了重达80磅的肿瘤，他重新获得行动自如的自由，但他的回报却是控告曼森，要求赔偿。他抱怨说，失去了原来那处像随身桌子的畸形部，他也就失去了生计。
这些意外事件自然给曼森带来困扰，但让曼森更为不安的却是，他发现外科手术无法根治象皮病，因为他不清楚象皮病真正的病因。
1875年，曼森返回英国休假。他很清楚他这次归国所负的使命，那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到大英图书馆研读文献，真正弄清楚象皮病的病因。
一名优秀的临床外科医生，未必同时是一名出色的病理研究者；同样，一名出色的研究者，在很多时候也未必同时是一名优秀的临床外科医生。曼森很清楚这一点，他作为一名临床外科医生的声誉已经奠定，但他认为，如果只是这样，而不去真正把病理弄清楚，那么医生就只能永远是在满足病人的需求，而无法找到真正的病根，斩草除根。
曼森像
三
按照当时欧洲医学界的一般观点，象皮病和疟疾都属于瘴气引发的疾病。一开始，曼森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在大英图书馆看到的一篇医学报告，却从根本刷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这篇报告来自印度的英国医师刘易斯（T·Lewis）。刘易斯根据他对印度病人的观察认为，象皮病和淋巴尿其实是同一疾病的不同症状表现，其实都是由丝虫感染所引起的。从后来医学史的发展来看，刘易斯的这篇报告为象皮病的研究做出了初步贡献，但是刘易斯还没有弄清楚丝虫的第二个宿主是什么以及通过何种媒介进行传染。他为了寻到丝虫的第二宿主做了很多实验，比如把从病人身上取出的丝虫拿去喂狗、兔子、青蛙等动物，一段时间后再加以解剖，观察它们是否遭到人类血丝虫感染，但都徒劳无功。
刘易斯的报告留下的空白，正是曼森在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还没回到厦门，曼森就在《海关医报》上发出了一篇报告，他进一步申明象皮病和淋巴尿属于同一类疾病，但他同时也承认，这样的一个假说还不足以解释象皮病发生的真正原因。
1875年年底，带着一部在英国购买的新式显微镜，曼森返回了厦门。他立刻着手象皮病病因的研究，第一步是寻找成虫寄生在人体内什么位置。这就需要对丝虫病患者的尸体进行病理解剖。
曼森知道这样做会遭到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强烈抵触，因此他格外谨慎。他付出一大笔款项，征得了一位死者遗孀的同意，但他依旧担心公众得知此事后会有激烈反应，因此他把解剖安排在死者过世房间进行，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曼森在里面连转身都感到困难，很明显，这不是一个进行病理解剖的合适地点，而且那时的温度高度37.8摄氏度，死者家属还在旁边哭哭啼啼干扰解剖，而且也不允许曼森带走任何器官或身体部位。结果毫无意外，曼森一无所获。
曼森转而以动物为研究对象，恰好当时厦门有不少狗暴毙，人们认为有人对狗下毒，就把狗的尸体交给曼森，让他寻找狗的死因。曼森在解剖中发现很多丝虫阻塞了狗的心脏瓣膜，因此发现狗也会患有丝虫病。
他进一步推论，由于丝虫幼虫在狗的血液中数量极为庞大，当它们长为成虫，总体积会比狗本身还要大，这就必然导致狗的死亡。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寄生虫还没生出下一代，就会随着宿主的死去而一同死去。换言之，这样的安排会导致亲代和子代同时死亡，以至于这种丝虫的整个物种都会灭绝。
曼森相信哲学自然史中的“原图”理念，即任何生物结构的理想设计都遵循同一个相同的、不变的秩序，这一秩序贯穿了自然整体。既然丝虫的生命史也是这个超验理想秩序的一部分，这个物种的延续就不可能托付于宿主的意外死亡。那么，寄生虫导致宿主的疾病乃至死亡，就应该是一个意外事件。大自然应该有一种安排，让丝虫能够进入另一宿主，以完成其生命史的循环。
由此，曼森推测，可能是某种吸血虫类把丝虫幼虫带出了人体以外，然而，吸血昆虫的种类很多，跳蚤、臭虫、虱子、水蛭和蚊子，都有可能是丝虫的中间宿主，如果对它们逐一研究，必然旷日费时。于是曼森从象皮病的地理分布来思考，既然象皮病属于“热带疾病”，那么中间宿主的也应该只分布在地球表面的有限区域，如此就可以把跳蚤、虱子、臭虫和水蛭等遍布全球的物种排除在外。最后，曼森发现厦门常见的两种蚊子的分布状况与象皮病的地理分布相当一致，遂决定把这两种蚊子作为研究对象。
蚊子是一种常见的宿主
四
在认定蚊子是最有可能的中间宿主后，曼森很快设立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方法来验证他的推论。他找来一名感染了丝虫病的患者睡在房间，然后将门窗紧闭。第二天，曼森焚烧烟草熏房子，让蚊子降低活力，在小心翼翼地把蚊子一只只捉入药瓶。接下来，他每隔一天就解剖几只蚊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果曼森发现丝虫没有在蚊子体内死亡或者遭到消化，而是逐日成长发育。
这一观察验证了蚊子是丝虫的中间宿主。兴奋的曼森把论文发表在《海关医报》上。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因为其证实了昆虫可以是一些寄生虫的宿主，但是，曼森却遭到一些同行的冷嘲热讽，一名医生这样说：“曼森的论断像是一位天才的工作成果，但更像是一个远在中国的醉酒的苏格兰医生所说的胡话。众所周知，他们在中国喝威士忌有多么凶。”（10）
孤独无助的感觉困扰着曼森。1877年，一时泄气的他，曾在写给他一位伦敦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住在世界之外，远离图书馆，不知外界正在发生什么。因此我不能确定我的工作价值所在。也许这份工作以前有人做过，甚至干得比我好。”（11）
虽然对蚊子的观察获得了巨大的成果，但这个实验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曼森受当时一般观念影响，认为蚊子在其一生中只吸血一次，雌蚊子在吸血后待卵发育成熟，就会到水上产卵，然后死亡，因此，他没有喂食药瓶中的蚊子，这些蚊子到了第五天全部死亡，以至他没有观察到丝虫在第二宿主体内的完整发育过程。
不过，曼森却获得了另外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观察到了“丝虫周期性”（12）。
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和扩大研究规模，曼森雇佣了两名中国助手。在188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他们——一个名叫李慨（Li Kai），另一个名叫钟先（Tiong Seng），二人都是21岁，来自丝虫病高发区域，而且自身即为丝虫病患者。曼森之所以雇佣他们二人，一来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的工作能力，二来他认为两位助手出于对自身健康的关心，必然会致力于准确观察和记录真相。
随着研究的进展，曼森注意到他有时在和助手各自对同一病人做采血检查时，却出现了显微镜观察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助手声称看到了病人血液中的丝虫，而曼森却没有看到。另外，两名助手的观察结果也有差异。
按照当时科学界的一般做法，信任助手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更是如此，骄傲的欧洲科学家往往认为欧洲以外的人们无论是在文明程度上还是在道德情操上都不如欧洲人，那些从世界各地返回欧洲的人，也时常把当地仆人或者雇员欺骗欧洲主人的故事带回欧洲。
然而，在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氛围下，曼森却没有怀疑他的两名助手观察技术不佳，或者偷懒造假。他认为这种两人观察结果的差异不是偶然现象，因此他亲自对病人进行有系统的观察记录，结果发现在白天抽取的血液中根本看不到丝虫，而在傍晚对同一个病人抽取的样本中，丝虫又出现了。曼森断定，这是因为丝虫只有过了下午才进入血液循环，在白天则停留在人体某处。他称这个现象为“丝虫周期性”。
然而，就像曼森没有观察到丝虫在蚊子体内的完整发育过程一样，他对“丝虫周期性”的发现可以说也是功亏一篑。那就是他没有找出“丝虫周期性”产生的原因或机制，也解释不了丝虫幼虫在日间的去处。即便如此，对于曼森来说，“丝虫周期性”依然是支持象皮病丝虫病因说的重要辅证。
更重要的是，曼森这一系列研究，成功地让从事热带疾病研究的医生们把注意力和思考方式转移到了昆虫身上，这对寄生虫学和热带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后来西方医学界陆续发现黄热病、疟疾和昏睡病都是通过昆虫来传播，归根究底就是曼森的丝虫研究开辟了这个方向，因此，曼森是当之无愧的“热带医学之父”。
曼森和他的家人在厦门，1881
五
丝虫病研究是曼森在厦门乃至他的整个医学生涯中做出的最重要的科学成就，然而，在发表了“丝虫周期性”研究报告后，曼森在厦门的医学事业也步入了尾声。他在《海关医报》上发表的文章日益简短，有时只有半页的篇幅，和早期内容丰富的报告呈现出强烈对比，明显透露出他的倦怠之意。
1883年，在中国海关工作了将近18年后，曼森离开厦门前往香港开设医馆。他的离开让厦门一带的一些老病号感到遗憾，即便他到了香港之后，仍有厦门一带的病人写信向他求助，而曼森则以回信开出药方。
这时的曼森，早不是当年那名青涩的医官。他的声名远播，1887年，晚清重臣李鸿章疑患舌癌，群医束手无策。那时曼森自己也患痛风，严重得站不起来。但是他知道只要治好李鸿章的病，中国人就更容易接受西医，于是忍受疼痛，不远千里到天津给李鸿章治病。到了天津，曼森发现李鸿章所患的不过是舌下脓疮，在做了排脓手术和相关治疗后，李鸿章的舌疾很快痊愈。
对于曼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时他在伦敦也拥有了巨大的声望，这为他在今后创建热带医学这个学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当曼森还在厦门的时候，就通过训练中国助手，显现出了他对在中国开展医疗教育的兴趣。他不但教导助手协助他的研究，还教导他们医学知识和技能，让其日后可自行开业独当一面。在济世医院工作期间，他在上任后的第一份医学报告中曾自豪地指出，在医院服务一段时日的中国助手当中，已有一位转往新成立的船员医院担任外科医师，另一位则由伦敦会派往其传教地行医。在1877年和1878年的报告中，曼森又提到，自上次的报告出版以来，医院又收了几名中国学生，其中一位已前往福州协助当地医院改组。他宣称：“整体而言，在医院教育年轻人的制度运作得很好，总有一天，它对改良这整个国家流行的治疗方法会有决定性的影响。”（13）
到香港后，曼森有了进一步实施医疗教育设想的机会。1887年，今日香港大学的前身，即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办，曼森担任首任校长与临床观察课程的教师。这所医学校培养了诸多杰出的学生，其中一名，就是孙中山。
1889年，曼森返回英国。1894年4月的一天，在印度工作的英国医官朗纳德·罗斯拜访了曼森，这名年轻的医生在印度从事疟疾研究已有数年之久，但却一直观察不到病人血液中的疟原虫。他希望曼森能帮助他解决这个研究难题。当时曼森正准备提出“蚊子——疟疾理论”（14），在指导了罗斯如何观察疟原虫后，曼森鼓励他立刻返回印度继续从事研究，和他携手证明“蚊子——疟疾理论”。
这时的曼森已年过半百，身体状态已不允许他长途跋涉到印度去做研究，而在伦敦他则无法找到足够的虐蚊和病号进行研究。罗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曼森为他的事业找到了继承人。1898年，罗斯用叮咬过病鸟的疟蚊成功感染了健康的麻雀，证实了疟蚊的确是疟原虫的终宿主。疟原虫首先在蚊子的胃内发育，进而移动至蚊子的唾液腺，并在叮咬下个目标时将寄生虫传播给新的对象。疟疾传染的秘密终于揭开了！罗斯的这一研究，阐明了疟疾的传播模式，并且提出了完整的“昆虫病媒”概念。1902年，罗斯获得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曼森没有去争论疟疾研究的功劳归属，虽然不断有人对此发表看法，比如1911年的《印度医学公报》上就有一篇文章指出，曼森的贡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公正的对待。
1899年，在曼森的推动下，伦敦热带医学校克服重重阻力正式成立。他的医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可说相当顺利：“蚊子——疟疾”理论得到了证实，他推动的昏睡病等研究大多有重要成果，他也成功地把热带医学建置成了一门专科。
1922年4月9日，曼森病逝。他生前立下遗嘱，把所有的财产设立作奖学金，资助研究热带医学的学生，使一批批的生力军不断前往世界各地。
参考文献：
（1）（美）潘维廉.《老外看老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411
（2）（美）潘维廉.《老外看老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411
（3）（美）潘维廉.《老外看老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25
（4）（美）潘维廉.《老外看老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31
（5）何丙仲/编译. 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71
（6）（美）潘维廉.《老外看老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25
（7）李尚仁. 《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 [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67
（8）李尚仁. 《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 [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68
（9）李尚仁. 《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 [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77
（10）（美）潘维廉.《老外看老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411
（11）（美）潘维廉.《老外看老鼓浪屿》[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411
（12）李尚仁. 《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 [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190
（13）李尚仁. 《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 [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75
（14）李尚仁. 《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 [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246
作者 何书彬
何书彬，非虚构文学作家、《厦门日报》原记者
长期致力于非虚构文学创作及讲述厦门故事
著有《奔腾年代：鼓浪屿上的商业浪潮》、《引领时代：鼓浪屿上的人文之光》、《创城记：追寻老厦门印迹》、《大明完人王阳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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