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公子读史
一个集团从内部开始腐朽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从贪污开始，本来贪官多了就会动摇统治，用钱来免去贪官罪责更是不可取，这样不贪的也开始贪，原本就贪的更贪，这样下去就会开始动摇国本，所以清朝不遇上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也会在400年之内消亡。
月染霜雪
有些学者说明朝多昏君，清朝多明君。按理说，一个明君辈出的清朝应该传之几百年，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朝国祚276年，清朝是268年，比明朝整整少了8年。
清朝统治时间之所以少明朝，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思想落后，以及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与清朝对贪官的纵容密不可分。一个朝代能够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政治清明，政治清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很少有贪官污吏。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中国历史上反腐第一人，杀起贪官毫不手软。规定凡贪污60两银子者，皆处死后剥皮揎草。朱元璋的继承者反腐力度虽不及他，但纵观明朝，真的没有出现贪官横行，鱼肉百姓的局面。
清朝继承明朝的制度，但在反腐力度上远远比不上明朝。就以雍正为例，他被誉为清朝皇帝中最痛恨贪官的一位，但雍正一朝被处死的贪官极少，这并非他统治时期政治多么清明。史载雍正三年，世宗“以三百两即斩之例似乎太严”，又把死刑门槛提高到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清代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900元钱，也就是说，贪污90万元以上者，才会被处决。万一遇到皇家有喜事，或者官员求情，贪官还能幸免一死。山西巡抚苏克济贪污40万两白银，就是奉旨特赦。
所谓的完赃减等，更是贪官的法外开恩。无论是渔利于民贪污，还是蠹浊于官的侵盗，都适用于这个条款。它规定凡贪官的赃款，在一年内能够上缴者，死罪减二等，改为有期徒刑。两年上缴者，死刑改为流放，三年上缴者，刑部酌情定罪。总之一句话，只要能退还赃款，贪官都不会被判处死刑。
因为有完赃减等这个规定的存在，使清朝的贪官可以拿钱买命。因而造成清朝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腐败。三年县太爷，十万雪花银，就形象描绘清朝官场的腐败不堪。所谓清官于成龙、刘墉等，都是清朝统治者吹嘘出来的。与汉朝的张汤，明朝的海瑞相比，整个清朝，很难找出一个两袖清风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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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到雍正，为了补缺财政的亏空，将侵盗犯死罪的人定为“完赃减等”免罪例,根据当时的特殊的背景,“完赃减等”又被引用到贪污犯罪中。据《大清律例根原》记载：惩治贪赃枉法的罪犯，是通过“比附”操作的，也就是可以按照“完赃减等”中的条例执行。
乾隆四年二月，刑部尚书尹继善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从康熙五十三年起，刑部规定，凡贪赃枉法者，在一年内完全归还赃物者，将会按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
侵盗、贪污等罪都可以适用于“完赃减等”条例，这也使得当时的法律更加不严谨，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侵盗、贪污而犯罪的，按照“完赃减等”条例，则无从减免。因为“完赃减等”条例适用特别广泛，这也无形中纵容了官吏的贪污行为，对当时的吏治影响特别大。乾隆曾经叫停了“完赃减等”条例。
乾隆刚刚登基时，就有大臣上奏折要求废止“完赃减等”条例。雍正时期，按察使多纶曾指出：“完赃减等”条例，不仅使贪污犯更多，而且很多贪污犯也因此，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乾隆四年，刑部尚书尹继善在给乾隆的《请酌定完赃减免之例以肃吏治以昭国法事》奏折中指出：“完赃减等”在贪污犯罪中根本不适用。贪赃枉法之徒，收受钱财，害民害己，主要与当时的律法有关。
而且，当时的贪污案件频发，如果都按照“完赃减等”条例处理，那么侵贪之风将会蔓延整个清朝。
乾隆十四年处决了三位侵贪官犯，尽管当时震慑了大部分官员，但并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最终乾隆不得不停用“完赃减等”条例。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湖南布政使杨灏曾侵盗三千余两白银，后来湖南巡抚蒋炳以其在限期内归还了所有赃物，秋审时将杨灏无罪释放。乾隆得知此事以后，十分震怒，立即叫停了“完赃减等”条例。
至此，清朝沿用四十多年的侵盗犯罪“完赃减等”条例，被彻底废除。
公元前
促进廉政，教育与惩治相结合，有效地扩大教育面，重点以物量刑的体现，也是一代明君的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