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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很多年很多年以後，我們仍會銘記此時此刻
重大戰疫我們仍在路上，攜手共濟依然是這個階段全中國的共振，但除了應時作為，這次巨大的突發事件背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對於身處其中的每一箇中國人而言，影響並未值得過早退卻，有些東西是時候該走向中國人思考的層面了！
歷史推動著時代，時代則推動著你我！
無論如何，基於時空的演化，事件總會平息，而我們的生活仍將繼續！就算是這次影響如此廣泛而巨大的事件，在歷史的進程中也不過是滄海一粟，然而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過去的是否就真得只值得我們輕描淡寫嗎？
在這次突發疫情事件中，我們看到的，做到的，想到的，遠遠不應該只是一場天災，這對於整個中國社會都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洗禮。病毒固然可怕，但它帶來的衝擊遠遠不止是在人們的身體上的，從某種意義上也考驗中國社會的機制運行和方向反饋。
如果我用“大病一場”來形成這次的衝擊，應該是合適的，它並不會真得改變我們生存的基礎和方向，但它對內容邏輯的深刻拷問卻是另一種層次上的探討話題。事態當然是比較重大的，但我們仍在努力減小損失，這是中國的底氣和態度，無論多難我們總是在作為的，不必要過分誇大疫情的嚴重程度，但我們仍需知道我們面臨得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沒有面對過的狀況。正確認知當然會對我們的應對帶來積極作用，我們需要嘗試去理清風險的層次和方向，它會促使我們更快得走出當前的困境。
眾所周知，此次疫情除了應急處置方向上的考驗之外，最大的影響實際上來自於中國經濟層面。過去數十年的時間裡，我們的經濟雖然也經歷過不少的大風大浪，但從沒有過一次像當下這般情況——整個中國經濟來了一次“急剎車”，幾乎所有行業的運作都被迫停止下來，大批量的企業無法復工生產，交通機制幾乎無法正常運轉，市場領域接近自我閉關。如果說這樣的情況持續較長時間的話，這不僅會對中國經濟的肌理造成重大損失，同時也會對世界經濟領域未來一年的運作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因此我們不應該只過度的憂慮當下，更應該著眼於未來，如果我們藉此“大病一場”的窗口，真正來一次經濟邏輯的大反思，這未嘗不是一次在風險考驗下的寶貴經驗。因為這也許是我們中國經濟在當下戰略轉型格局期最應該做得一件事情，過去我們真得太“忙”了，以至於忘卻了我們過去輝煌都是伴隨著改革和開放的反思獲得的，難道不是嗎？
我相信共克時艱和同舟共濟必然會讓我們中國人渡過此關，但現存經濟邏輯上過去積累了太多得爭議得以在這次的風險下被暴露出來了，當務之急我們到底能不能有一次深刻意義上的“中國經濟未來”探討？這對於我們來說，遠比渡過此次疫情更加重要！！！
一、階段性的追趕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否已經到達極致？
對於我們整體經濟的判斷，實際上無法僅僅透過感官去琢磨，但感官有時候比數據更加具備敏感性。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歸於生活，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中國經濟的參與構成部分，儘管大多數時候我們對於這麼大的議題是麻木而遲滯的。
從邏輯高度上，一個國家的經濟進步取決於經濟力量上的二元框架，即需求和生產，這一點我相信即使是最偉大的經濟學“槓精”也無法反駁我，但在這二者中間經歷的發展內容和框架則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特情和邏輯思考。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的趨勢指導下，經濟發展的過程都會分為以下幾個部分：基礎生存需求、生產和市場要素萌芽期(大工業要素萌芽)——內容市場的拓展期和生產需求要素大擴張（大工業爆發期）——產業轉型價值蛻變和需求市場趨向多元期（大工業價值深化期）。
這樣的劃分邏輯基本上涵蓋了過去數百年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劃斷過程，雖然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不同階段的形式和內容，但基本上在市場方式下都需要經歷這些劃斷，我們中國顯然也不例外。
過去四十年的市場經濟探索，我們唯一肯定的法寶來自於手段的特殊性，我們中國人是唯一一個始終堅持以自我改革和對外開放為核心抓手去探索市場經濟要素環境發展的國家，好處在於自我督促下大工業構成和爆發的時空被“加速度”了，我們以最高效的速度滿足人們對於工業化的想象和期待，這中間也包括了中國在大工業化牽引下的城市化的內容。
在經過數十年發展之後，儘管我們已經承認當下對市場價值而言是一個轉型時代，但似乎從未有人對中國的經濟的內在階段節點進行過梳理和探討，我們階段性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足以應對下一個深刻轉型的時代？是否內容形式之間的發展已經產生桎梏和問題？中國市場經濟邏輯下的大工業化和大城市化是否已經走到了一個需要深刻改變的時空環境下？這需要一次偉大的經濟反思浪潮！這個此次疫情突發下的拷問，很有可能就是一次需要我們重視的深徹內容回溯窗口！
從僵化的計劃經濟到靈活的市場經濟，體制上我們跨越了認知進步的過程，市場邏輯指引勤勞奮鬥的中國人利用主動作為的內在和大工業產能分工的外在兩種需求，這種具備經濟生命力的驅動力量完全激發了中國人對於生產力的推動，因此得以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內容上持續發酵，以至於我們僅僅用四十年的發展時空就抵達了世界第二大經濟的規模位置，這不得不說確實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成就。
正確的認知帶來正確的道路，手段和方向一旦都確定是對的，那麼結果顯而易見。然而事物的發展有其內在深刻，辯證之下必有守恆。中國經濟經歷了數十年的自我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成效之後，我們最該問自己的不是過去的成績如何顯赫，而是未來我們還將走向何方？中國的大工業化和聚集城市化是否已經到達階段性的巔峰？價值多元和需求個性化的年代，我們是否應該反思當下這個階段和未來的前景預期？
二、中國經濟肌理當下缺乏的價值究竟來自哪個方向？
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經濟轉型節奏和戰略格局？如何梳理產業經濟發展的態勢和趨勢？如何作用於改變價值深度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認知過程？如何針對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忽略掉的發展弊病和隱憂？
最近這些年，我們常常在很多媒體宣傳的草稿中見到“價值”這個詞彙，但實際上中國人對於價值的理解依然處於非常質樸且膚淺的層次上。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事實上我們都還沒有經歷一個有效的現代價值深入過程，大多數的產業顯得浮誇且近利，得益於中國經濟速度和體量的雙重發酵，社會影響把價值的定位廣泛集中在了高速擴張的行為邏輯中無法自拔，並始終認為這是對的。
這當然是對的，但它是有前置條件的，那就是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期鋪墊過程，即生存基礎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人需要用產業佈局來成熟和完善市場規模，以適應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節奏。這也就是為什麼前四十年成就值得肯定的原因。
但是如今這個時代已經漸漸不同了，全球化秩序下的格局重塑正在展現新一輪週期趨勢，我們能否適應並再次清晰取得自我定位，這是關係到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戰略轉型節點，我們絕不能把責任推後，也無法推後，時代的機遇和風險考驗得正是我們這代人的思考和擔當。
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中國價值到底是什麼？這需要我們宏觀上的思考和微觀上的實踐共同來證明！
從整個世界發展的格局來看，未來經濟走向雖然週期要素髮酵下顯得撲朔迷離，但我們依然能夠看到科技發展和生活需求下的市場前景仍然具備深度潛能，關鍵在於這個階段我們處於一個將變未變的十字路口，這不單單是對我們中國經濟而言，其實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都飽受新舊交換的錯位考驗！我們仍在期待和作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到來，一次前所未有的智能科技風暴也許就足以顛覆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和市場發展走向，但它依然活在人們的想象中，儘管已有跡象！
另一方面著眼於當下我們看到的遠遠不止希望，更多得可能是來自於現實的困境和危機，債務危機和次貸危機，這兩次週期世界影響的風險波動帶來的後遺症遠比人們預期得要深遠得多，這都是來自於過去格局下的後遺症。不僅如此，時下這個節點我們還有可能面臨格局變動和傳統要素峰值徹底顛覆的後果，環境和人口帶來的需求上下限很有可能會再次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調整。
宏觀上的挑戰和機遇就是當下格局變動帶來的“危”與“機”，對於每一個國家的思考認知都會有影響，而我們中國經濟面對這樣的宏觀，事實上應該首先認知我們自己經濟內在價值定位和問題困惑，只有務實且細緻的反思才能帶來我們真正的進步和解決問題的推動力量，否則我們真得無法打包票，我們可以在下一個時代從容的應對一切的未知！
三、深入產業集群的分佈和構造——複雜產業鏈上的轉型能否實現？
現代經濟體制和內容的發展具備超高複雜度和精密度，這往往體現在了工業化集群下的產業生產和市場層次邏輯關係上，複雜產業鏈的牽扯極其深入，各行各業都相互協調運作並依賴彼此！
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的規劃和運作發展之下，這種實踐解構遠比經濟學理論上的條條框框要難定義得多。如果我們想要搞清楚在這個轉型時代下未來趨勢的路徑，我們首先要透過產業邏輯來梳理整個中國經濟的內在構成和分佈，概括來講就是三大產業歸類的各種優劣和發展理念，這需要對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發展下的產業現實給予務實得剖析。
從現實產業層次發展來看，在中國三大產業發展狀況下呈現出了較大的階段變化，我們從一個主要仰賴第一產業深耕的國家轉變成以第二產業為主第三產業為輔的市場形態是非常明顯的，這是確實是中國在過去數十年時間內市場自我邏輯定義下的產物。
我們弱化了生存基礎產業，擴大了市場需求產業，延伸了環節對接產業，這種農業轉化讓位、工業位居核心、服務逐步強化的市場實踐思路，在過去那個階段確實是對專耕農業數千年的中國經濟探索來說，屬於進步蛻變力量，但這過程中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和西方社會的大工業化自然演化過程不同，我們市場探索的思路主導型偏強，在過度擴張的過程中上述產業間的演化無法做到自然過渡，遺留下了很多人為主觀下的問題。
對於一個長期深耕農業為主的國家體制轉型，中國上個世紀借用市場經濟的邏輯給出了自己面對時代的答案，這個答案在我們基礎生存的階段是符合追求先進生產力需求的，因此市場的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程一直都順風順水，我們建起了龐大的工業產能和繁榮的內容市場，同時也藉此成果成功進行了城市化的目標。
然而當下的壓力點正是來源於我們過去在高速擴張過程中忽略掉的產業均衡價值！
放眼時下的中國經濟分佈，農業弱化已盡極致，大量勞動力人口被遷移至城市，參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努力，因而基礎生存資料的市場功能被大大弱化了，很少有年輕人經營第一產業了，加上制度體系上的偏愛和原有的產業桎梏始終得不到解決，第一產業精細化和價值化轉換之路看起來遙遙無期。最好的證明就是我們時常看到滯銷的農產品和凋敝老化的農村問題，這是第一產業被忽略的後果，我們如今正在償還。
對於第二產業的工業製造而言，一味的擴張也並沒有促使中國出現更加高的產業附加值，反而因為規模和產業規劃的失衡導致大量產能方式仍然停留在較低產業鏈水平的位置上，供給勞動密集和資源粗放式發展並不是中國工業製造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但基於現實產業的利益考量，轉型之路依然難以破局。
第三產業開起來最近這些年佔盡市場優勢，因為科技潮流的演化和貿易價值形式的深入，服務產業定位的起點相對於農業和工業要高得多，但即使是這樣，中國人依然難以在市場發展的過程中真正展示出符合時代特徵的服務價值闡釋，保括細緻流程化和體驗個性化的要求下，低下身段做足消費服務的理念和現實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鴻溝。
縱觀上述產業發展過程中被長期詬病的問題，最可怕得是我們的反饋和反思仍然是缺位的，即使沒有缺位也無法真正指導產業實踐的轉型和促進。當漫長的產業鏈不僅聯繫我們自己內在的市場，同時還對接著國際市場分工市場的背景下，我們如何面對未來即將到來的價值拓展期？
四、兩難金融和實體：市場經濟發展形式和宏觀經濟邏輯之間的代溝
產業端的問題和市場在過去的取捨代價有關，但有代價的也絕非僅僅是實體產業的經營和發展，在過去中國經濟宏觀架構上二元論的爭論更顯頑固，關於金融和實體之間的價值反覆一直就是市場經濟發展中難以分辯的兩難。
現代金融和實體之間的關係，西方社會普遍認為是市場行為的優劣，而我們則看起來更認可功能定位的主次，因而市場發展的路徑也顯得截然不同。
但很顯然這個時代的金融無論是市場行為也好，功能定位也罷，和實體聯繫中的作用都被偏愛了，這是一個氾濫金融的年代，資本作為金融滲透和槓桿推手的作用被過度信賴，我們尚且知道節制，西方已借市場自由之名一條道走到黑了。
可即使我們有節制得使用金融市場的功能，也仍然在產業高速擴張中帶來了很多很多無法掌控的弊端，比如最嚴重的一個就是人為體制下的風險管控過於僵化以及金融配給市場渠道的平衡問題，這兩個方向上我們過去幾十年都難以用市場化的方式來真正評估自己的水平，直到出現了金融和實體之間的嚴重牽制，我們才發現這個標準化的功能定位實際上並不能夠完全起到預期作用。
中國實體制造生產鏈條龐大且細緻，它們大多數缺很多東西，尤其缺錢，資本的作用如果無法發揮扶植產業的功用的話，我們的定位市場化原則有什麼用呢？那是虛的！但縱觀我們現下的金融市場效率實際上是極其低下的，投資效率和產出價值並不高，這直接說明了中國金融的核心發展宗旨走了彎路。
金融不可放縱固然沒錯，但市場化最怕僵化，最怕無效率虛耗，這會直接增加槓桿成本，如果投資邊際效應走向最終的極致，我們的反思和改革就來不及了！
這就是中國金融和實體之間存在的最大難點和困惑，我們到底怎麼樣設計制度體系，妥善解決金融流動性配給和實體產業結合的問題，這成為了未來中國經濟中二元架構利用的上限天花板！現實這種代溝絕不能在持續消耗下去，這對金融合理利用不利，對實體產業發展不利，對中國經濟向縱深價值發展也同樣是不利的，我們需要真得需要一個務實且穩妥的雙贏答案！
五、從個體到市場：消費升級是否是未來中國經濟命運的決定性領域？
除了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之間的價值探討外，對於這個時代的中國，消費需求市場的轉化也許值得我們更多的認知聚焦。從邏輯上看，變化格局時代的衝擊除了重塑生產鏈條的價值和形式之外，最大的底層要素轉化實際上正是來自於需求端的內在驅動。
過去中國的市場得益於十數億人口的內在生存基礎消費市場邏輯和外部對接的分工市場需求，這直接指引了中國生產市場的佈局架構和建設節奏，消費主導市場邏輯下的生產變動，這種關係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市場消費價值在哪裡，生產價值深入就一定會在哪裡！
面對當下這個價值持續深化的消費時代特色，從個體到市場我們是否做好了迎接未來真正的消費革命價值轉換？
最近這兩年消費升級這個概念在我們的經濟探討中時常都被提及，但中國的消費市場似乎一直都難以提振，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從市場需求的潛能來說，我們擁有世界上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占比，同時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擴張積累了大量的家庭財富，為什麼沒有從根本上轉化為火熱的消費需求呢？這裡面必然是有因素制約了消費市場的發展進階的。
從經濟要素上來說，有兩個方面的內容會直接影響居民消費，一個是消費需求指引，另外一個是居民可消費財富，說白了就是想要消費和可以消費的邏輯。
對於中國人想不想要消費，這實際上是擺在明面上的事情，但這裡有一人們過去意識不到的問題，消費引導的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的消費市場風格和內容正在從生存基礎性跨越向多元豐富型，不要小看這個跨度，這意味著整個中國經濟的內在驅動力量真得在向價值深度轉化，這是具備顛覆性和革命性的，對內將影響居民生活質量，對外這牽連整個世界產業鏈變化，畢竟這牽涉十幾億人的超級潛能市場。這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好動力，但也牽扯中國千百計的產業對口轉型變動，不得不值得我們思考！
而另一個方向上，關於中國人能不能消費的問題則更顯複雜，中國人在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228元人民幣，這個水平顯然和未來希望依賴中國消費升級水平支撐產業轉型過程是不匹配的，因為在這個人均可支配收入背後還有一個過去前所未有的現象正在嶄露頭角，那就是年輕化的負債消費現象，過度的債務負擔是可支配收入的人均數據被高估了，扣除人們的日常開支之外，實際上中國人的消費能力真得很緊巴！
不僅如此，中國人在靈活消費的賬單上還有扣除一個非常特殊的項目——家庭固定資產債務，實際上就是房貸。高額的房貸幾乎是抑制中國消費市場的對手盤，人們執著於安家樂業致使地產行業被過度賦能，押注固定資產的過度傾向讓債務壓垮了年輕一代人正常消費需求，這幾乎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因此儘管看起來中國的消費市場升級迫在眉睫，但內在驅動力量的不足仍是一個巨大的制約障礙，即使人們在溫飽之外渴望更加優質的消費價值體驗，但受制於上述要素的制約，顯然無法成為一個有效的現實。
如何打破消費市場在過去數十年來沉積下來的問題？這關係到整個中國消費需求市場的進步，也關係到生產產業的轉型升級，更是關係未來中國經濟能否在內外困局之下仰賴內需重新獲得上升動力的關鍵所在，這對我們的經濟來說無疑是最源頭的拷問！
六、藥方探討：中國經濟價值蛻變時刻何時到來？
對於上述積弊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市場經濟探索過程中並非視而不見，然而改革和開放權衡下我們階段性的需求又必須暫時放下這些，以至於多年累加終成隱患。比起此次疫情的大病，我們經濟邏輯上的“大病”也許更值得一記重藥。
這是一個價值主導的時代，我們中國人需要徹底顛覆過去那種依賴產業規模和速度來作用的市場邏輯方式了，嘗試肯定市場價值的方向和引導至關重要，也是整個中國經濟能否匹配上未來趨勢格局的最好單方！
當然我們也需要看到經濟價值協調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更何況是我們這樣一個複雜的市場經濟體中，過去的問題、現在的現實和未來的走向之間必然存在彼此的牽制，而且我們還需要考量到產業變動轉型帶來的巨大成本和代價，雖然說價值時代確實一個宏大的經濟命題，但我們也不得不考慮市場全部的要素關係。因此我們需要給予相關主體容錯的空間和實踐，但絕不能止步于思考，不能怠惰於實踐。
在反思中理清思路，在實踐中踐行反饋和經驗積累，這是一個最好的中國經濟戰略反思和改進窗口，即使是“大病一場”，我們也需要這個場“病”的價值得到昇華！
我們需要在審視中夯實產業基礎定位，擴充價值內容進步，帶來消費指引繁榮，定位金融實體的相輔相成，最終上升為中國經濟體制下的市場進階，這是我們思考未來並真正解決風險和機遇的務實基礎。
這次天災下的遲滯，也許可以讓繁忙的中國經濟和中國人嘗試停下腳步來，重拾思考認知的過程，梳理過去現在和將來，這也許是中國最好的反思時代！！！
至於價值蛻變何時到來？我想當審視以務實、改進以認真、思考以深入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深度價值時代自然而然就會來到我們的生活中，為時不遠！為時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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