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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戚，指的是皇室的外姓,异姓,亲属,以及后妃系统的亲族 , 也包括皇家公主的夫族。也就是皇帝母亲，老婆，女婿，以及儿媳那边的亲戚。

历史上出现外戚专政的情况还挺多，从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宜太后起，到清末慈禧太后止，几乎贯穿了整个君主集权制度时期。 以下我以汉朝时的吕后干政为例，浅析这一问题。

吕后专权

话说汉高祖刘邦，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没有早早立扶苏为太子，最后让秦二世胡亥上位，胡亥一上台就胡作非为，这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所以他一大早就立了刘盈为太子，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死后，最后他的老婆吕后成了国家实际的掌权人。

刘邦死后，刘盈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但是他年仅17岁，又没什么实战经验，那么国家总得有个强势的看家人，于是这权力便落入了吕太后手中，吕太后什么都爱管又强势，比如她强行把自己的外孙女给刘盈当皇后，而刘盈又不喜欢皇后，于是私下和一个宫女生了一个男孩，吕后知道后把宫女给杀了，把孩子抱过来，说是自己外孙女生的，立为太子。

刘盈在郁郁寡欢中，只当了7年皇帝就死了，小太子继位后，吕后直接临朝称制，公开掌权。而3年后，小皇帝知道是吕后杀了自己的亲妈，就到处嚷嚷要为母亲报仇，这事被吕后知道后，把自己的亲孙子也杀了，之后重用自己娘家的人，大封诸吕为王。而诸吕又想把刘家的天下变成吕家的天下，史称“诸吕之乱”，直到周勃等人诛灭诸吕，才稳定刘家的统治。

从吕后专权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律，首先是刘盈因为年纪小没有实权，所以实际权力落到了吕后手中，而吕后又因为自己掌权，重用自己娘家的人，于是娘家的人又开始掌握大权，外戚开始干政。

这也正验证了那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所 以 , 外戚专权这一现象大都依附于皇帝、太后以及后妃的权力，同样外戚专权现象是后妃参政的延伸。

从这也可以总结外戚专权的原因:

一 无论是皇帝的妻子，还是母亲，亦或者女儿(这种情况少)，因为她们是皇帝身边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容易获得大权。比如吕后、武则天、慈禧。

二 而当这些女性掌权后，因为古代对女性掌权的天然排斥，她们一般会借用一些势力，借用谁的势力呢？当然是自己娘家人。所以历史上外戚乱政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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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外戚专权是历史必然吗？非也。

首先，外戚专权现象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后妃们得到权力+权力外传。一般后妃们得到权力的时机，是在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继任的时候，而后妃们什么时候容易获得权力呢？新皇帝年纪还小，羽翼未满的时候，所以外戚们往往也在这个时候容易掌握大权。

再者，中国整个封建君主集权时期，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过程，比如刘邦发现秦朝没立太子，所以自己就赶紧立了太子，而刘邦死后，政权被吕后夺走，后来汉武帝上位后，为了避免这一现象，上位后立马立了太子，又杀了太子的母亲，结果汉武帝临终时，委托霍去病的弟弟霍光辅佐小皇帝，结果不是皇帝亲戚的霍光又成了掌管实际政权的权臣，所以，当某一现象发生的时候，下一任统治者或许朝代就会有相应的措施，然后到下下个统治者的时候，可能又发现上一个统治者一个漏洞，于是又去补漏，周而复始......

文末再来说说外戚专权的危害：

它的危害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执政能力的问题，后妃、外戚是因为和靠裙带关系而掌握的权力，他们不是专业官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专权的时期，往往朝政比较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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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从战国秦昭襄王宣太后用事为始，到汉代的霍光、王莽、梁冀、何进；魏晋时期的杨骏、瘐亮；隋唐的武三思、杨国忠；直到清末慈禧太后专权，母后临朝与外戚控政，一直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相始终，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

外戚干政始于战国——以秦国为例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戚干政始于战国后期的秦国。

《战国策·魏策》三:“今夫韩氏以一女子承一弱王。”吴师道补云:“愚按，是时秦宣太后、赵惠文后、齐君王后皆专政，韩亦然也。”

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到宣太后执政时的外戚魏冉、芈戎干政，其间仅隔二王(惠文王、武王)30余年(公元前337年—前307年)。

• 第一阶段，任职秦廷，竭忠尽智。

魏冉在惠文王和武王时，便在秦国朝廷任职。这一时期他以异族效忠秦国，竭心尽职，以军功晋升甚快，但仍为一普通臣子，并无太大权势。

• 第二阶段，扶助昭王，诛除异己。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病笃而卒。时昭王年仅19岁，又在燕为人质。只得利用母舅魏冉等的力量打败诸公子，得继大位。昭王即位时，年仅20岁，由母亲宣太后主政，魏冉为将军，任为咸阳都城的卫戍部队统领。

《史记·穰侯列传》则记:“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

• 第三阶段，数任丞相，朋比党羽，扩大封地，左右军政。

“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冉为政”（《史记·穰侯列传》）。

此后，穰侯魏冉及同母异父弟华阳君芈戎势力急剧膨胀，控制了秦国军政大权。魏冉从昭王七年(公元前300年)至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曾五次出任丞相，时间达25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人。同时，他多次率大军出征韩、赵、魏，屡建功勋，也因此揽下了秦国大部份军权。

“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这样，秦国太后、外戚掌握了秦内外军政。他们安插党羽，布列朝廷，将本家族的人如华阳君芈戎、泾阳君悝、高陵君显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最后甚至擅行国政，连昭王也不放在眼里。太后、外戚一族在朝堂上盘根错节，权势越来越大，“穰侯之富，富于王室”，成为一个飞扬跋扈的外戚政治集团。

“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 第四阶段，外戚的衰落。

太后与魏冉的擅权，尤其是他们“私家富重于王室”、“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更引起了官僚士人的不满。公元前268年，魏国人范睢入秦，劝谏昭王。公元前266年，免魏冉而改立范睢为相。魏冉免相后，被逐出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陶邑。其余宣太后亲族如高陵、华阳、泾阳诸君也被赶出关外，各回封邑。魏冉在秦的专政至此结束。

简而言之，魏冉以舅氏身份侍从于秦，在诸公子争夺王位的政治动乱中，扶助昭王而诛灭诸公子，最后以丞相、将军职务号令诸侯，专断秦政，成为秦国历史上权力最大，任职时间最长的丞相。然而，仅以范睢数言，便失宠罢归封地，其富贵尊荣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这种情况突出地反映了外戚政治对皇权的依附性及他们权力的脆弱性和不稳固性。魏冉及其亲属在秦国的执政方式、生活方式和心态特征等方面都已具备了后世外戚政治的诸种特点，外戚干政的序幕已经揭开。从此，外戚便成为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上层统治阶级中一个重要集团，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外戚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

《史记·外戚世家》指出：“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可见从夏商周一直到战国前期，从史籍中都能发现君王外家的活动，但是没有形成外戚干政的政治局面。

第一，是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专制的转化。

在周代宗法制与分封制下，诸侯公室贵族及卿大夫共同执掌朝政，他们往往同君主共同议政、决政，形成一种特殊的贵族政治。在这种贵族政治中，王、诸侯的朝内系统有公、卿、大夫等握有实权的官员，他们占有一定封土和封土之内的民众，

以楚为例，楚有许多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宗族性贵族集团牵制着王室，使国君不能随意任用外族、疏族及私人。他们把持军政、国政，轮换兼任着权力极为广泛的令尹一职。令尹不仅可以代表国王处理军、政、司法及赋税诸大事，当前王死去时，还常代幼主直接管理、主持国家大政。

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表》中作了统计，春秋之世楚26个令尹，除彭仲爽以申俘被文王选为令尹外，其余25人全部出自楚王族贵族，其中若敖氏8人(若敖氏又细分为斗氏5人、成氏3人)、苏氏4人、屈氏1人、阳氏1人、沈氏1人，比这些王族子孙血缘更亲的王子王孙多人。

这种王室贵族轮流执政的局面，使疏族、外族不得进入上层统治集团，也截断了后妃援引父兄、擅断国政之路。

贵族政治下的世卿世禄制，也堵塞了外戚干政的道路。世卿世禄制使周代政治具有一种强烈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从封闭性看，它既使天子不得随便任用公卿官吏，也使身份卑微者或外族、疏族不得破格进入社会政治上层，“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左传》昭公十一年)；在只以父系关系计算亲属的宗法社会中，母族、妻族当然不得超越身份、族别、等级，弄政于甥氏之国。从排他性上看，爵制、名份的基本承担者是宗族、卿大夫的宗族组织，作为先秦宗法制的主体部分，宗族组织发展得相当成熟和完备，他们世代承袭官制、爵禄，共同祭祀同一祖先，在政治、经济、法律地位上荣辱与共，休戚相关。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宋司城荡卒，其子公孙寿辞司城，请使其子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宦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

为了保证本宗族的存在与发展，各族氏往往在各自的从属范围内采取排他性手段，禁止外族、疏族插手本族事务，从而确保宗族在祭祀上的一致性，政治上的和睦性，经济上的共生性。

由此可见，贵族政治与外戚政治是不兼容的。外戚政治只能在君主专制条件下才能实现。与世卿世禄制相比，封建国家官僚政治则具有较大的制度上的灵活性。

(一)在中国，官僚政治是依赖于专制政体存在的。在这种专制性的官僚政治中，君主独擅权势，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天下只有皇族为最尊血统，亦为世袭,其余皆流动不居。与此同时，皇族及其姻亲之族即皇亲国戚，却有了以血统尊贵及裙带关系为基础的超越于官僚系统天然的出将入相的条件以及执掌军国大事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从制度上说,他们具有一种与皇权天然的血缘或裙带的联系，有着制度上能为人们所承认的入朝执政的身份它就使皇亲国戚、甚至皇家的奴才如宦官都有着不受普通官僚体制制约的特殊权力，能够“口含天宪,手握王爵”。事实上这是从制度上确立了外戚干政的权力基础。

(二)中国封建社会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政治制度打破了先秦世卿世禄制的僵硬外壳，使官僚处于上下相对流动状态的同时，也在逐渐打破传统的贵、庶之别,使出身于寒门的外戚能一朝邀宠，即能出将入相，享荣华富贵之极。

官僚政治下，各官吏分职任事，各司其责。

赵翼《廿二史札记》专撰《汉初妃后多出微贱》一章，列举自高祖以下诸帝后妃，多起自民间。赵翼由此感叹道:“两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贱，且多有夫者。”

据《汉书·外戚传》，西汉22家外戚，其中有文载出于微贱者有11家。这11家中，多家外戚则通过裙带关系入主中央，左右朝政，把持政权。

第二 , 政治与权力价值观念的转变 。

在周代观念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左传》隐公五年记臧僖伯云:“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司威仪也。”宗族血统的亲疏，决定了贵贱的对立，礼制的等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而在战国封建化过程中，这种政治与权力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

比如，原来秦国贵族子孙可以仰仗高门祖荫享受特权，炫耀门第，如今秦宗室“属籍”标准由与君之血缘远近转移到农战军功上来。“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成为权力价值的一种普通评判准则。

法家思想为核心的专制王权理论的建立 ， 更为这种权力价值观念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商鞅从社会与个人的矛盾、财产的分配、权力的占有以及历史的演进各个方面，论证了君王产生的必然性、专制王权的合理性；韩非则进一步明确了君主一人操权任势的思想，提出“兼听而独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君主独裁理论。

君主集权及以军功显荣的权力价值论，不仅从理论基础上摧毁了旧的宗法封闭的陈规，而且对现实地建立起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促进官吏的选拔与流动、人才的擢用都有极大意义；另一方面，权力价值观的转化，使王权与天子地位大大提高，天子是法定的和实际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士人与官僚的贵与显必须依附王权才能实现。正因如此，战国出现的一股“干王”、“说王”以及利用君主好恶取官的倾向，能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风气。

吕不韦扶助秦庶公子子楚为王，利用与子楚的私交而以商人身份为相。他所谓“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饱食；今定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正反映了由奴隶主贵族政治向封建君主专制转变与过渡中的权力价值观。

这种政体、制度及权力价值观的转变，使过去以血缘亲疏定贵贱的帝王宫廷结构与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帝王婚姻是贵贵相守，门当户对，而今则贵贱相替，以才貌论品位。尤其在西汉、唐、宋等时代，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据《史记》、《汉书》载，西汉时，皇家后宫嫔妃有不少是由此途进身的。以霍光而言。霍光父霍中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后又娶妇生光。其后，少儿妹卫子夫得幸于武帝，立为皇后，而霍氏家族则因以富贵之极。

这种情况下，家以女贵、族以姻显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外亲家族为了进一步揽权乘势，则必然希望能干政定策，以长保其富贵。于是，宫闱阴谋及种种手段便层出不穷，宫阙内廷成为罪恶渊薮。

第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

君主专制是以独裁的“人治”形式进行强权统治的。在这种统治形式下,军、政、财、刑等制度的建立与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皇帝的政治利益和统治运用方便作为取舍标准。

从法律上说,帝王权力具有非程序化的随意性。早在春秋战国时，孔子便认为君主能“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从制度上说,帝王是中国古代官制的主宰，官僚制度只是支撑皇帝一姓统治的支柱。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带有极强的专断性，并以皇权需要为枢机，不断进行调整与改革。

从两千年来政治制度的变迁看，大体上即是政权机构与文官制度不断适应皇权专制加强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总体趋势是：帝王不断将宫内机构和身边侍从、亲信、僚属转化为朝廷正式机构和正式官员、职任，皇帝的侍从、僚属不断由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小官吏逐步转化为位高权重、拥有实力的政务官僚。

例如两汉时内朝台阁之楔入公卿体制；魏晋时中书、门下的异军突起和尚书省职能的变化，公卿制的被冲决；隋唐时期六部尚书职任的稳定化、固定化;三省六部制的正式建立，又围绕制敕的形成过程而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中枢官僚机构;宋代分散军、政、财、刑大权,在省内众多设官等等。

从原则上讲，官僚的任命权是由皇帝控制的，官僚只对皇帝负责；皇帝对百官操有生杀刑赏的大权，官僚只是皇帝的奴才。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仲长统所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

由于“母后之党”与皇帝“有此至亲之势” , 所以在封建社会前期 , 外戚成为皇权中最为显贵者 , 而充任者多为外戚子弟及文学侍从 , 其首领则是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的外戚。而当外戚及其亲信、侍从掌握的权力对帝王专断构成威胁时 , 皇权往往故意采取保留其官衔、名分 , 而剥离其实权的办法 ; 或者重新改造内廷势力 , 让一种新的宫内势力代替旧的宫内势力 , 从而保持对政权的绝对控制和调整的权力。外戚政治的复杂性 , 尤其在其与官僚、宦官集团势力消长的不平衡性 , 往往就是专制君主有意无意对朝廷内外势力加以调整的结果。

第四，皇室内由权力争夺导致的矛盾与冲突。

在中国古代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政体中，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融为一体，家族的家法与国法相通，宗法精神渗透社会各个方面。故《唐律疏议·名例篇》：“王者居宸极之罕尊，奉上天之皇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

在夏商周乃到春秋时代，同姓宗室拥有很高的地位，在王朝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春秋以后，同姓宗室之间的权力争夺日趋激烈。在王室内部，大宗克小宗、子弑父、弟篡兄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异常频繁。秦王朝统一后，这一斗争更是达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如秦始皇就把本家族的成员排斥在权力结构之外，不给同姓宗室子弟以政治实权。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重新恢复了周代的“亲亲”原则，把“亲亲”同“尊尊”结合起来，建立了汉家制度。可是，由于专制王权至高至尊的权力，使皇族内部在权力的兴替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皇帝同宗室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为了加强皇权的稳定性，防止皇室近亲利用亲族身份篡位，于是在幼君即位时，幼君的母亲及太后垂帘辅政，就是合法而必要的事了。当皇帝即位以后，初临权柄，也要依靠母亲和舅父们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母后干政在保证幼君安全、防止强臣作乱、稳定政局上是一个有力的临时性措施，在封建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具备一定合理性，故常为各朝所采用。太后干政的本质是维护皇权利益，可是太后辅政在形式上却有特殊性，这便是除了依靠公卿大臣外，还较多地援引父兄，分据军政财重位，从而弥补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干政时经常抛头露面而引起的不便。所以，从某个角度看，外戚干政，靠的是幼主即位时太后辅政，而实质上却是封建社会中，君主继承制难产所出现的必然趋势。

第五，是解决文官制度对封建专制制度离心力的补充手段。

封建政治制度本来是为稳定封建秩序而设立的，但它的政治名分与财富占有相结合的本质，又向人们披露了一个事实：

汉严光给司徒侯霸的信中谈到：“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绝。”（《后汉书·严光传》）说明士人与帝王间不同的思想旨趣。

为了克服这种离心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制造出中枢机关的权力制衡。另一方面又提拔亲信“任人唯亲”，监督与控制朝廷公卿官僚。在这方面，曾实行过外封藩王，以屏卫皇室的办法。但后来的发展趋势表明，外建藩国的政策，最终导致的是专制王权更大的动荡不安，官僚们的向背不一，朋党互庇，藩王间的纵横捭阖。如西汉前期的七国叛乱，明初的燕王起兵等。外戚虽然是皇帝的母族、妻党，但比起皇室子孙、诸王及三传四传之后的皇室支系来说，关系既亲密又可靠。同时外戚与诸王、官僚权臣不同，它缺乏一个持久稳固的权力基础，只能依附在帝王身上，又同朝廷内外百官关系较疏。这一点与宦官似有相同，但外戚比宦官更具有“正统”的亲缘身份，又靠着帝王的裙带关系。帝王利用外戚监视、控制百僚，在培植皇权政治力量上起着重要作用。

如唐太宗重用长孙无忌，甚至选太子也依长孙无忌心意，废魏王泰而立暗弱的李治，目的就是要维护以李氏皇权为核心的关陇贵族集团，监视和排斥山东、江南士人官僚。

结语：

综上所述，封建君主需要外戚，又能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力，故外戚政治具有制度化的现实性基础，外戚的出将入相、荣华富贵也势在必然。在以父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历朝士大夫与史家对外戚专权多所抨击，并不断总结“外家之祸”的严重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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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看法，中国历史产生外戚专权是历史必然，这是皇权历史发展下的产物。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外戚专权，另一个是外戚干政，这两概念有本质的不同，外戚专权一般是指外戚的权力已经大过皇权，对皇权产生了压制的效果，比如吕后、窦太后、梁冀、何进之类人物属于外戚专权。而外戚干政一般是指外戚在皇权的覆盖下，从事一些干政的活动，比如像杨国忠、贾似道之类就属于外戚干政的例子。外戚干政可以归咎于皇帝的昏庸无道，用人失误。但是外戚专权却是皇帝无法控制或者难以控制的局面。

因为外戚专权产生大多数时候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皇权的接替出现了主少国疑的局面，既然主少，自然无法执政，所以就难以把持朝政。下面我们就说个例子着重说一下主少国疑对外戚专权产生的影响。

外戚专权最典型的朝代就是两汉时期，先后出现了吕后专权、王莽篡汉、窦氏专权、邓氏专权、阎氏专权、梁氏专权、何氏专权等局面。这些局面的产生跟皇帝即位时年龄特别年轻，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吕后专政产生的原因就是刘邦去世后惠帝刘盈年仅15岁就即位，刘盈在朝中没有任何亲近势力，估计还是体弱多病，因为刘盈年仅22岁就去世了。15岁的刘盈单就独立思考方面来考虑，在执政方面的能力自然是相当薄弱的，这时汉王朝皇权的衔接就出现了断层。作为宗法型的社会国家，此时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定然有皇族最亲近的人辅佐，这就为吕后掌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借此大力发展吕氏集团的实势力，最终形成吕氏专权的局面。

再者这个和汉王朝辅政机制也有密切的关系，汉王朝从汉武帝开始一般是外戚辅政，可是汉武帝开这先例时，把皇后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给杀了，比如说卫子夫、钩弋夫人，然后用霍光辅政。这样一来外戚辅政大臣们在皇帝的身边就没有制衡因素了。从后面外戚氏族的干政我们可以看到，一般都是以小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为中心而展开外戚专权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外戚的权力在初期披着“皇家”的外衣进行发展。

那么为什么两汉权力的传承会有外戚辅政的这个机制呢？这个就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结构的问题了。西汉时期内部有宗族王侯，外部有地方豪族。其中宗族王侯是西汉皇室最大的威胁，为了巩固中央皇权，皇室必须发展自己可靠的力量，朝廷大臣多数是地方豪族的代表，况且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综合考虑只能选择发展外戚势力，所以外戚辅政成为惯例。东汉时期，地方豪族势力强大，并且帮助光武帝取得了天下，为了制衡其他豪族，皇室选择借助豪族的力量来增强自己，故很多皇后本身就出自豪门望族，这些豪门本身就具有很强大的势力，再加上皇后这种关系的加持，皇室权力衔接一旦出现问题，外戚专权的现象就更容易出现。所以东汉的外戚专权明显多于西汉时期。

两汉以后，尤其是从隋唐以后，豪强政治、门阀士族政治相继瓦解，中央皇权开始加强，朝廷文官制度的完善，即使权力出现真空，也会哟文官集团对外戚产生制约，外戚专权的情况越来越少，偶尔会出现外戚干政的情况，这也是出于皇帝对贵妃的宠幸，唐玄宗时期的杨国忠，宋理宗时期的贾似道均是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期，面对“主少”的局面，文官集团更是把太后的权力制约的非常好（慈禧不算是外戚专权，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她不但没有重用她的娘家人，而且还得到了皇族和大臣的支持）。

综上，外戚专权是一定历史阶段下的产物，他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皇权的薄弱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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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专权是封建社会常有的历史现象，从秦汉到明清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只是时间的长短、程度的深浅、影响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外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而存在，在封建政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朝政所起的作用往往大于宗室，也不亚于宦官和藩镇。然而外戚以及外戚专权的存在，不只跟后妃有关系而且与封建专制主意这一根本制度密切相关，封建时代屡屡出现外戚专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现象，他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以说外戚专权是历史的必然性。

外戚专权的产生

战国时期秦国实行商鞅变法，废除了世亲世禄制和分封制，统治者不以宗法血缘亲疏来区分等级贵贱，也不以相应的爵位、名分、礼仪制度来维护内部秩序。开始确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垄断了各种专权制度。君主想要实施这“至高无上的权利”就要培养自己的亲信给予权利使其分担君主的压力。从历史来看，皇帝身边主要有三种势力可以利用，一是朝臣、二是宦官、三是外戚，这样就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他们的势力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此消彼长并决定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常出现宗室贵族或权臣窃取政权篡夺君位的事件。因此之后君主不太愿意把朝政大权交给宗室，而是重用出身贫寒的大臣或外姓亲族。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皇帝的猜忌心理不断的发展总认为用自己亲近的人比较可靠，所以外戚就成为不二的人选，外戚参与政治活动达到了差不多与王权或皇权相等的权利，王或皇帝成为可有可无的地步时，就产生外戚专权。

外戚专权的条件

一、皇帝重用外戚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要行使这些最高权力需要一些政治势力或政治集团为其服务才能正常运转，因此皇帝选择自己满意、忠实自己的人当为心腹担任重要职务，使国家正常运转。皇帝怕大权旁落常用亲臣来压制大臣，这些亲臣主要包括外戚、宦官等。可是在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也必然使那些朝官的权势膨胀起来。特别是皇帝认为可靠而得到重用的外戚们有姻亲关系，所以外戚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进而专权擅政。

二、太后临朝称制依靠外戚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一个权力中心，而皇帝是权力的核心人物，假如皇帝突然驾崩，新君还未成年就由皇太后掌握最高权力并负责选择皇位继承人，所以在这种特殊时期为了稳定政局稳定必须建立自己的后党集团，外戚就是他最信的过人选，所以皇太后通过培养外戚势力来揽权、固权，使外戚集团成为太后巩固地位、行使权力的强大后盾。

三、皇帝年幼不能主政或者皇帝昏庸无能

皇帝年幼太后临朝实际上是有外戚专权，他们为了能够长期擅权又常常不拥年长的，故意扶立幼帝，因为封建法定：幼帝一旦成年，母后必须归政于帝，而这些幼帝即位后根本不能主政，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必须依靠他们，委政与他们国家才能正常运转，这样就形成了幼帝与外戚密不可分的形势。

四、封爵受赐扩大经济

历史上外戚以裙带关系封侯被保留下来，为世代延用成为定制，封侯后得到的赏赐也是不计其数，特别是汉朝时期皇帝赏赐外戚或大量的土地或赐钱数万，外戚们还以不同的方式广占土地。1、侵占公田。2、购买公、私田。3、他们常常通过豪夺的方式肆意占取中小地主、农民的土地。当外戚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成为财多地广的大地主后，势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也是具备执掌朝政大权的前提，为日后外戚集团专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外戚的历史命运与败亡的原因

外戚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是绝大多数的外戚最终都摆脱不了族灭的命运。尽管外戚势力非常强大显赫一时，但终究都是昙花一现，摆脱不可失败的命运。外戚屡被族灭是外戚“威权震主”而不知退的必然结果，皇帝可以使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外戚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族灭。可见外戚势力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它是皇权的附属物，一旦离开皇权就必然失去存在的基础，除非他们能像王莽一样夺取皇权，否则他们终究是要灭亡的。

外戚专权是历史的产物，是偶然性也是必然性。所以，中国历史上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是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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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主要是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历史上外戚专权的情况虽然时常发生，但却呈现出一个奇怪的特点，即两汉魏晋南北朝最为严重，唐宋以后却少有发生。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则与外戚专权的原因息息相关。那么，造成外戚专权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家天下的统治方式，外戚成为助力的同时又造成威胁

中国古代王朝的典型特点便是世袭君主制，这便形成了家天下的独特统治方式，即帝王将国家当作一家私产，从而世代相传。而这种世袭君主制最为重要的，便是确立皇位的稳固，为了做到这一点，历代王朝曾做过各种尝试。

宗室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壮大皇室的权势，但宗室权力的扩大，却又往往会对皇帝的位置产生威胁。皇帝为了皇位的稳固，以及皇位的顺利传承，势力强大的外戚，便往往成为了皇帝的一大助力。

纵观两汉魏晋南北朝，皇帝为太子娶妻，往往选择都是豪门世家之女，其根本原因便是外戚可以帮助皇帝稳固皇位。即使皇帝的妻族出身平庸，皇帝也往往会通过加封提拔外戚来帮助自己稳固皇位。

然而，外戚却是一把双刃剑，在皇权较为强势时，它的确可以帮助皇帝稳固皇位，可一旦皇权暗弱，外戚又往往会反过来压制皇权。此外，而权臣为了稳固权力，也往往会选择与皇室结亲。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源于皇帝母族和妻族往往都是豪门大族，在成为外戚之前便拥有极大的权势。这种情况直到隋唐时期大举推行科举，门阀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才有所改善。

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弊端，导致外戚专权变得更为简单

自丞相制度建立以来，君权与相权之争便始终存在，东汉建立之后，光武帝刘秀曾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官制改革。

东汉王朝虽然仍然保留了“三公”（司徒、太尉、司空）职位，但却不在掌管具体的事务，更多成为了一种荣誉官衔，而具体的职权，却逐渐转移到了尚书台。“尚书”本是少府下辖机构，汉武帝时才以“尚书”为基础，设置了与外廷相对立的“内朝”，从而作为自己掌管朝政的助手，自此外廷权力开始逐渐转向内廷。

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形成了尚书台。虽然尚书台的官员品秩并不高，例如尚书令也不过千石，而尚书仆射则仅为六百石，但尚书台却是典型的职微权重，不仅朝廷中的各类事情无所不掌，且直接听命于皇帝，而这种“官小权大”的配置毫无疑问更利于皇帝掌握。

刘秀这种加强皇权的措施，在东汉初期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实在太多，尚书台利于皇帝控制这一特点，却成为了外戚、宦官掌握尚书台提供了便利。而这种情况，直到官制再度全面改革，即三省六部制的全面推行，才得到进一步改善。

皇后嫡正地位的确立，以及长期以孝治国的理念

虽然由于豪门士族的瓦解，以及官制改革使得权力分化的原因，唐宋以后外戚专权现象少有出现，但太后临朝称制掌控朝政的现象却仍然时有出现。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便源于皇后的嫡正地位，以及以孝治国的理念。

汉朝以前，王后、皇后在后宫除了地位较为超然以外，却并不具备相应的嫡正地位，直到汉朝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才使得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

此外，自汉文帝确立以孝治国的理念之后，以孝治国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历史，一旦遇到极为强势的太后，皇帝受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往往处于劣势，这使得皇太后很容易凌驾于皇权之上。而太后又常常只能依靠外戚来巩固权力，这又给了外戚崛起的机会。

综上所述，外戚专权产生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皇室选择较为强势亲家维护皇权稳固，以及朝廷权力的过度集中，而随着这两点因素在唐宋以后逐步瓦解，使得唐宋以后虽然屡有权臣出现，也曾出现皇太后临朝称制的现象，但却少有外戚专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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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朝代的皇帝是个英明之人，治国理政能力强，掌控国家能力强，外戚权势就没有机会专权。相反，如果一个皇帝没有治国理政能力，还整天在宫里享乐，不思国政，不理朝事，就会给外戚权势专权的机会。所以，我们说外戚权势专权是历史必然的结果是片面的，它是因朝代发展不同而异，因皇帝个人治国理政能力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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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专权，阉党霍乱，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或多或少遇到的问题。

外戚专权一般都是幼主即位所带来的直接危害，如果国家的君主年轻或者干脆就是个孩子，太后就会拿到垂帘听政的大权，太后必然要仰仗自己的娘家，如果娘家都是赤胆忠心还好，否则必然祸乱朝政，更有甚者，直接取而代之。

大汉最著名的外戚专政就是王莽，王政君太后掌握国家大权，重用自己的娘家人，王家人都跟着飞黄腾达，骄奢淫逸，只有王莽表现得谦虚谨慎，很得太后喜爱，一步步升官晋爵，成为大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

在这期间，王莽为了树立自己的清名，不惜杀掉自己犯法的儿子，这种大义灭亲的做法更是赢得了威信。一切准备工作做完，王莽开始了篡位的行动，逼迫幼主禅位给他，此时的王政君太后自己是追悔莫及。

当然，由于王莽的倒行逆施，国家动荡，人心思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征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建立了东汉，王莽的脑袋竟然成了后世之君的皇家私藏。

而事实上，大汉也是外戚专权的重灾区，皇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小，太后依靠外戚把持朝政，皇帝长大想要亲政，又要依靠身边的宦官打压外戚，这样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朝局动荡，民不聊生。

另一个著名的外戚大概就是隋文帝杨坚了，皇帝的外公，大周的大丞相，杨坚可谓位极人臣，但是杨坚的志向不限于此，趁着皇帝年幼，逼着皇帝禅位，之后在派人暗杀他，欺负孤儿寡母绝不手软。

至高无上的皇权是很多野心家垂涎的对象，一旦大权在手，就再也舍不得放下，哪怕是骨肉至亲也要拔刀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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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历史必然，是人性使然。

这就得从为什么会发生外戚专权说起。 外戚专权是因为朝臣太强势，皇帝一派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

假如你是皇帝，你下旨要干嘛，朝臣故意不听你的，你怎么办？ 是不是要找帮手？ 找帮手，朝臣是一伙，你瓦解不了，是不是得找其他帮手？这时候摆在你面前的有2个选择。一是母亲、妻子的家人，另一个就是陪你长大的宫女、宦官。

母亲、妻子的家人这么多年为官，有钱有人脉。

宫女宦官，虽然听你的，但目前没钱没人脉，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却帮不到你。

你会怎么选？是不是只能凑活选外戚？

外戚利用你的名号越来越强势，你终于打赢朝臣了，可天长日久，你发现外戚也慢慢不听话了，你怎么办？

这时你想到了宦官，你慢慢给宦官安排一些实权职务。希望借此打压外戚，如果宦官赢了，你稳坐皇位。如果宦官输了，你可能会被外戚废掉。

万幸，宦官赢了，你终于稳坐皇位。 可是天长日久，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宦官慢慢不拍你马屁，不顺着你办事了。你很郁闷，想收回兵权和各种实权。 你确实收回来了，可你发现，收回来之后不知道给谁。给朝臣，你怕他们结党，不放心。给外戚，你怕重蹈覆辙。继续给宦官？刚收回来怎么能再还回去？君无戏言，这多没面子！更有甚者，你发现实权部门办事的人只认宦官不认其他人。你很郁闷，总不能一直捏在手里吧，毕竟这些部门每天还有那么多事等着你下决定。你很烦。

终于有天，你想出了个绝世好主意。你把这些权利下放到各个州府长官，让他们待办。你只看结果。（这些州府长官都是你挑选的自己人，绝对信得过）。

又过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大家都很满意，直到有天要打仗，你让州府官员领兵前去，他们居然抗命不尊！你很生气，你决定不给他们发工资，饿死他们！结果发现，由于权利下放，各个州府都不靠你的俸禄生活，有兵也有粮。完全自给自足。你不闹，大家相安无事，你闹，他们就有人出头打你，反抗你，要废掉你。 于是诸侯割据，烽烟再起，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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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专权的出现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

1，皇权传承制度，一般来说，皇权更迭采取的都是嫡长子继承，不管大小，只要有就行，这样经常造成皇帝即位的时候，无法理事，这个时候，无论是出于亲情，儿子一般天然会以来母亲，还是母亲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都要求母亲要站出来，而母亲能够依靠的力量，则天然的是自己娘家人，这就让外戚进入权力阶层成为了可能。

2，儒家传统的仁孝思想。虽然中国古代有三纲五常，要求女子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但是孝却也要求儿子要服从自己的母亲。这样一来，作为万民表率的皇帝自然不敢逾越，那么很多时候，就会依从母亲的决定，让外戚进入权力阶层。

3，后宫争权，皇帝只有一个，皇后大位也只有一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更上一位，后宫诸位必然会大吹枕头风，运用各种手段经营，来加强自己的助力，而所有的助力里，唯有娘家人是天然的必然的助力，这样一来，后宫帮助外戚掌权，外戚巩固后宫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4，外戚本来就具有偌大的权力，为了更大的权力，或者说博得皇帝的欢心，送自己的族女进后宫，

5，皇帝需要一支力量成为自己的助力来对抗其他势力，那么外中国古代的皇权制都是家天下，当父亲英年早逝，那么子嗣尚在年幼阶段，为了控股权利，必然就会产生外戚专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制都是家天下，当父亲英年早逝，那么子嗣尚在年幼阶段，为了控股权利，必然就会产生外戚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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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必然啊，在科举制度出现以前，没有一个合适的选官制度，那么官员从哪里来呢？

主要是世卿世禄制度，战国以前就是这样、战国开始各国都搞军功授爵制，秦朝、汉朝初期也是如此，到了汉朝中后期，又变成了变相的世卿世禄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基本都是贵族政治，

所以，在隋唐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全是贵族政治时代了，

什么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的官僚都是贵族，他们的权力来源是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皇帝的赋予，所以，如果皇帝不分同宗为封诸侯王，那皇帝就势单力薄了。这也是为什么魏晋南北朝大多都分封了，也是为什么王朝更迭频繁了。

因为在贵族政治时代，皇权衰弱，皇帝必须加上皇权，而把权力给谁安全呢？

皇帝身边基本都是贵族、士族，给他们必然反噬，架空自己，于是就出现了两种人，一是外戚，一是宦官。

宦官其实是最安全的，这也是为什么汉唐明都有宦官专权了。

但是，不是所有时候都能用宦官的，于是外戚就成了标配。

外戚虽然不如宦官安全，但是，远远比士大夫安全。

当科举制度成熟后，到了北宋，外戚就退出历史舞台了，除了满清短暂的有外戚，其他时候外戚基本没有了，这也是因为科举制度成熟，能选拔打工仔一样的官僚，官僚很难威胁皇权，皇帝不需要外戚，也能掌握实权。

所以，在官僚政治不成熟的时代里，外戚几乎是标配，而一旦官僚政治成熟了，外戚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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