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王朝之一，而唐代盛世的輝煌時期是在唐初，而唐初最興盛的時期是“貞觀之治”的繁華盛世。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貞觀之治”，他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開明君王。李世民在位期間，善用人才，勵精圖治，開明治理，使得天下太平興盛，百姓安康。而李世民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並非是他一個人能完成的，而是由於在他身邊有一幫傑出的文臣武將的輔佐，貞觀朝的盛世是由唐初的君臣共同創造的。
在唐太宗李世民身邊，有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候君集、李靖等得力的文武大臣的輔佐，而在“貞觀之治”中，武將有尉遲敬德、候君集等做出重要貢獻，而文臣方面，顯然是離不開房玄齡和杜如晦這兩位傑出的謀士的。關於房玄齡和杜如晦的謀略，史書稱其為“房謀杜斷”，主要意思是說，房玄齡善於謀劃，而杜如晦善於決斷。實際上，房、杜兩人是李世民身邊最重要的謀士，而史書將房玄齡排在前面，並強調他擅長於謀略，可見，房玄齡是李世民身邊最為出色的謀略家，而杜如晦則是李世民身邊最善於選擇方案並做出決斷的策略家。
房玄齡畫像
可以說，房玄齡作為李世民身邊最為親密和最得力的謀臣，在謀略方面對“貞觀之治”的貢獻應該是最大的。
唐初在建立“貞觀之治”的輝煌勝績中，明顯是離不開房玄齡的謀劃的，房玄齡作為李世民的嫡系謀臣，對於李世民奠定唐初的盛世局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在隋朝末年，在戰亂頻繁之時，當時唐國公李淵率兵入關，房玄齡便從渭北前去投靠秦王李世民，從此，房玄齡一直跟著李世民，為李世民出謀劃策，他是李世民身邊的文臣中最傑出的智囊人物。房玄齡是玄武門之變主要策劃人，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後，房玄齡是最得力的大臣，貞觀年間，房玄齡是名副其實的政壇不倒翁，他與杜如晦一起，有“房謀杜斷”之美稱，他們兩位著名謀士成為後世所讚賞的最佳良相搭檔，而房玄齡被認為是唐朝最著名的賢相。
唐太宗李世民曾稱讚房玄齡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參看《貞觀政要·卷三）。李淵對房玄齡也是很讚賞的，他曾對身邊人說：“房玄齡為人機敏，可堪重任，每與秦王說事，皆能知人之心，於千里之外，猶如於面前言之。”李世民對房玄齡和魏徵非常欣賞，有一次，李世民在大宴群臣時曾說過：“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參看《新唐書·魏徵列傳》）李世民對房玄齡十分信任，放心重用他，唐太宗親征遼東時，命房玄齡留守京城，李世民給房玄齡的詔書說：“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舊唐書·房玄齡傳》）
歷來有不少史學家對房玄齡大加讚揚，稱他為少有的賢相，比如，唐人柳芳嘆道：“房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玄齡不言己功；王珪、魏徵善諫，房玄齡贊其賢；李積、李靖善將兵，房玄齡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輔太宗，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真賢相也！房玄齡身處要職，然不跋扈，善始善終，此所以有賢相之令名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貞觀”之前，房玄齡輔佐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並助李世民奪得皇位；“貞觀”時期，房玄齡輔助唐太宗總領百司、掌理政務、編制典章、修訂律令、選拔人才等。作為深謀遠慮的謀略家，房玄齡為“貞觀之治”做出了傑出貢獻，他的政治經歷表現出了遠見卓識卻又低調不露的高超政治智慧。
房玄齡出身於士族之家，家門顯赫。
唐初的一些高官顯貴的出身都很顯赫，不少大臣與前朝皇室和權臣都有密切關係，比如，楊恭仁，他雖在後世不是那麼出名，但他也是隋朝的皇親國戚，曾任多地刺史，成隋朝的安郡開國公、車騎將軍，而在李唐取代隋楊之後，楊恭仁被封為觀國公，後來做了涼州總管，撫慰西北，最後升任至唐朝宰相。房玄齡也屬於家門顯赫的高官後裔，他的曾祖房翼，曾是北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他的祖父房熊，是褐州主簿；他的父親房彥謙，好學博聞，通涉《五經》，很有辯才，是魏、齊間山東的有名學者。房玄齡受其父的影響，自幼聰慧好學，善詩能文，博覽經史，而且，他向其父學得一手好書法，工於草隸。房玄齡十八歲於齊州舉進士，先後授羽騎尉、隰城縣尉。在歲末的亂世中，房玄齡感到他繼續在隋朝做官很難有大的前途，在唐國公李淵率兵入關後，房玄齡從渭北趕至秦王李世民營中，投靠李世民，在跟從李世民出征之後，被任命為秦王府記室參軍，為李世民籌謀軍政事務，逐漸成為李世民身邊的重要謀士。
房玄齡富有遠見，他早預見隋朝必然滅亡，投入李世民陣營，成為其得力的文臣。
由於年輕時便能博學多聞，善於思慮，房玄齡很早就預見到隋朝必然滅亡，所以，他放棄了隋朝的官職而投靠李世民。據說，房玄齡在年輕時，便私下裡對其父房彥謙說：“隋帝本無功德，只知誑惑百姓。而且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終必互相誅夷傾軋。現今國家康平，但滅亡之日翹足可待。”（參看《貞觀政要》）房玄齡的見識非同尋常人，他投靠李世民之後，屢次跟隨李世民出征，每攻下一處，秦王府軍中的不少人都免不了大肆搜搶珍寶異物，而房玄齡卻無意於珍寶，他四處訪尋傑出人才，盡力為李世民舉薦英才。秦王府在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房玄齡著力為李世民搜尋文臣武將，是李世民人才策略的實施者，秦王府人才濟濟，這與房玄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而且，房玄齡深得李世民的信任，君臣常討論治國謀略，比如，房玄齡曾與李世民討論隋朝皇帝的治政教訓。有一次，李世民問房玄齡該如何評價前朝皇帝楊堅，房玄齡分析說，隋文帝楊堅勤於政事，每與朝臣論政事，皆很晚才歇息；楊堅對五品以上官員，皆能讓其坐而論政事；隋文帝雖不算仁厚，但卻是有所作為的皇帝。
李世民對房玄齡的評價不太滿意，他表示房玄齡的看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李世民看來，隋文帝事無鉅細皆由自己決斷，對朝中大臣不信任，天下大事非常之多，皇帝有再大的本事，也無法將大小事皆辦妥。隋文帝事必躬親是不對的，而李世民認為他自己與隋文帝不同，能選任天下有本事之人，任之以相應職務，由他們擬定處事方案，上報宰相審核，再由宰相奏報給李世民批准。李世民對處事有功者獎，對處事過錯者罰，如此一來，諸臣皆能盡心盡力辦政事，以此方法治理天下，天下豈有不治之理？李世民認為房玄齡身居朝中要職，是輔佐理皇帝治理天下的重臣，對皇帝所下旨意若覺得有不妥之處，當及時提出，不可盲從旨意。李世民的態度，反應了他與房玄齡有著非常協和的君臣關係，他相信房玄齡是可以共商治政大計，是可以盡力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賢臣。
房玄齡的傑出治政能力和高超政治智慧是很值得重視的。
第一，房玄齡為李世民擬文書、定典章、正禮儀、修國史，成為李唐王朝的第一支筆。
每朝代的帝王，特別是建國之初的帝王，都需要有信得過、有才學的大文人的輔佐，李世民也一樣，無論是他是秦王時，還是登基成唐太宗之後，都需要有文人謀士的輔佐，而房玄齡學識淵博、文采過人，自從他投入秦王的陣營之後，就充分發揮它擅長於草擬軍書表奏的特長，為李世民草擬文書，成為李世民的第一筆桿子。
史書記載，房玄齡擬訂文書時不用草稿，揮筆而就，文筆精煉而且說理周全。此外，房玄齡智略過人，在軍旅生涯中，為李世民參贊軍機，很有才略。就連唐高祖李淵都看出房玄齡的智略和才幹，他對身邊侍臣讚揚房玄齡說：“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即李世民）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參看《貞觀政要》等）
李世民登基之後，房玄齡被封為邢國公，負責綜理朝政；後來，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房玄齡總領百司，掌管大唐政務二十餘年，唐初的典章禮制，是由房玄齡領銜主持修訂確立的；同時，房玄齡還負責修國史、編纂《晉書》；此外，唐初中央政治機構的設置也離不開房玄齡的籌劃、建議負責實施。
李世民從秦王到唐太宗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是缺不了房玄齡如此一位才華橫溢、見識深遠和深謀遠慮的大文人的支持的，房玄齡成為李世民不可或缺的“文膽”，也體現了房玄齡的智慧。
第二，房玄齡參與策劃玄武門之變，扶佐李世民登上帝位，成為唐太宗的第一謀士。
隨著李淵父子霸業的不斷強大，李唐王朝稱霸天下已成必然趨勢，隋末殘留下來的軍事力量已經沒有能與李氏父子抗衡了，此時，李淵的幾個兒子之間的矛盾逐漸走向激化，太子李建成是李淵欽定的李唐王朝的皇位繼承人，而他的弟弟齊王李元吉大力支持李建成，可是，李淵的次子李世民在李唐王朝建立過程中，征戰四方，功勞最大，而且，李世民的秦王府對於軍隊的掌控能力大大超過了太子李建成。可是，李淵對兒子的態度不明朗，這使得李建成與李世民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李建成和李元吉擔心李世民利用手中掌握的軍權擠掉李建成的皇位繼承權，因而，他們聯手排擠和陷害李世民，而李世民一方面擔心李建成繼位之後會對他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因為軍功卓著和手中兵權，也不甘居於李建成之下，所以，雙方殊死較量在所難免。
房玄齡與杜如晦畫像
太子府的謀士們深知秦王府的謀士房玄齡和杜如晦在謀略方面非常厲害，便奏請李淵將他們兩人斥逐出秦王府宮屬，將房玄齡與杜如晦放逐至外地就任。
而李世民也深知在關鍵時刻離不開房、杜兩人，李世民和秦王府的文武臣僚已經意識到與太子府的決戰將很快展開，於是，李世民便密召房、杜二人化裝成道士返回秦王府，與秘密籌劃著爭奪皇位的重大計策。
房玄齡與杜如晦在“玄武門之變”是輔佐李世民採取行動的主要策劃者，而房玄齡起主要的謀劃作用。史書留下了“房謀杜斷”的說法，說的就是相房玄齡多謀，杜如晦善斷，兩人同心濟謀，共同輔佐李世民。《舊唐書·房玄齡杜如晦傳論》曰：“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從這一記載可以知道，雖然說杜如晦能斷大事，但“善建嘉謀”的還是房玄齡。在“玄武門之變”這一十分關鍵的政治事件上，房玄齡不僅是主要的參與者，而且，也是主要的策劃者。
房玄齡（劇照）
事變取得成功之後，房玄齡和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候君集五人被李世民封為一等功臣，房玄齡官拜中書令，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後，房玄齡被封為邢國公。足見房玄齡功勞之大。
據史書記載，對於房玄齡、杜如晦被封之事，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很不服氣，他認為在李世民義兵初起時，他就率兵參與舉事，而房玄齡、杜如晦只是刀筆之吏，事件之後，房、杜竟然能功居一等，他認為李世民獎賞不公。李世民聽後反駁李神通說：“義旗初舉時，各人各有心思。叔父雖率兵前來，但主要是因懼怕被誅殺，且您從未親自上陣打仗。您領兵與竇建德交戰時，全軍覆滅；您遇劉黑闥起兵時，又望風敗逃。今論功行賞，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安定社稷，功勞堪與蕭何比，雖無汗馬之勞，但能以大計謀居功一等。叔父乃皇室至親，朕並不吝惜封賞，但不能因私情而濫於封賞，不能讓您與功臣同受獎勵！”李世民顯然是極為重視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安定社稷”的大功勞，李世民把房玄齡與漢初丞相蕭何相提並論，也足見對房玄齡的器重。
房玄齡確實很受李世民的器重，他先是任中書令，後任尚書左僕射、司空等，是唐初的重臣，輔佐李世民處理朝政大事，功勞顯赫。關於王朝大事，李世民常常與房玄齡等重臣商量，有一次，唐太宗曾問玄齡和魏徵關於“創業、守文孰難”的問題，房玄齡說：“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而魏徵則說：“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慾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裒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太宗對他們兩人說：“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參看《新唐書·房玄齡傳》）
君臣共商國是，這是唐初很難得的政治氣氛，唐太宗英明，而房玄齡、魏徵等忠賢，“貞觀之治”盛世的形成，與李世民這一明君有關，也與房玄齡、魏徵等這些賢能大臣的輔佐有關。
房玄齡與李世民（劇照）
第三，房玄齡為李世民網絡天下人才，選薦賢智官吏。秦王府人才濟濟，唐初文臣武將忠勇俊傑，該數房玄齡功勞最大。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房玄齡很有遠見，他知道關隴勢力能成氣候，及時投奔至李世民門下，他任秦王府記室。當時，李世民四處征戰，而房玄齡不僅為李世民起草文書，參知政事，而且，非常重視為李世民網絡天下人才，他知道，李唐王朝要成大事，需要很多傑出人才。
在隨軍征戰的過程中，每當李世民消滅了一方軍閥勢力，隨軍的其他臣僚首先想到的是搜取財物，而唯獨房玄齡首先想到的是收攏人才，他注重選擇有智謀或有勇力的人才，將其推薦進秦王府，並與這些收攏來的人才結為朋友，為秦王府招攬了英傑俊才。
房玄齡慧眼能識人才，因為他自己就是傑出人才，而且，他為人謹慎，不嫉賢妒能，注重讓人才發揮長處。還有，他對人才不求全責備，所以，在長期的軍旅生涯中，為李世民儲備了不少的人才。
可以說，秦王府人才濟濟，這與房玄齡努力選薦人才是分不開的，房玄齡不僅是李世民的第一謀士，而且，他還是李世民身邊實際上行使著“吏部尚書”職權的大臣。
第四，房玄齡處事正派，竭誠為國，不計私利，深得人心，因而關鍵時刻能得到朝中要人的支持。
《新唐書》讚賞房玄齡說：“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妒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房玄齡是李世民身邊的得力謀士，頗受器重，而且，他官居高位，功勳卓著，但他為官從不居功自傲，一直是謙虛低調當臣子。
首先，房玄齡對唐太宗始終恭謹有加，處處小心謹慎，時時如履薄冰，一旦處理政事稍有不妥，一旦引起李世民不悅，房玄齡立即叩頭請罪，謹小慎微，不敢有一絲自傲；其次，房玄齡對朝中同僚一直以寬厚的態度和諧相處。他不妒賢不嫉能，其他大臣有成績，他讚賞慶賀；其他大臣有過失，他不竊喜不責怪，從不以己之長去衡量他人之短。再次，房玄齡作為百官之長，一直寬厚待人，鼓勵屬下各盡其能，發揮特長，齊心協力，一起效忠李世民。
當然，伴君如伴虎，即便是李世民這樣的開明帝王，也需要維護其帝王權威，使用其帝王權術，為了駕馭臣下，哪怕是對房玄齡這樣的忠賢智臣，也會恩威並施，有時候來些警告、訓斥，甚至將其停職。
房玄齡有時會因為一些處事不周的過失而受到李世民的指責，甚至還被停職。李世民為了維護其帝王權威，為了讓身居高位的房玄齡能臣服於他，他會故意讓房玄齡停職零落一陣，讓房玄齡反省自己的錯失。
房玄齡儘管兢兢業業，謹慎甚微，但還是有三次被停職了。
在公元636年，房玄齡第一次被停職，而他的停職竟然驚動了李世民的賢妻長孫皇后，當時長孫皇后已經病危，而在她臨終前，還專門勸說李世民不要放棄重用房玄齡。長孫皇后對李世民說：“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之。”（《舊唐書》卷五十一）其實，李世民原本就沒有真正想讓房玄齡停職，他只是想讓房玄齡冷落一陣，好自我反省，聽長孫皇后一勸，李世民立即恢復了房玄齡的職務。房玄齡為官謹慎，口碑極好，能讓長孫皇后在病中特意為他說話，可見房玄齡作為李唐王朝的重臣，頗得皇后的讚賞。
公元646年，房玄齡第二次因處理一些政事不當而觸犯了李世民，他再一次被停職。這一次，朝中有一些大臣站出來為房玄齡求情，而曾任諫議大夫、中書令的名臣褚遂良專門上了一道奏章為房玄齡說情，褚遂良在奏章裡說：“玄齡自李唐起兵之際便追隨陛下，於平定天下時立下不世奇功，在玄武門之事中參與決策，並在貞觀初年為陛下謀劃政局。若論臣子之功，無人能出玄齡其右者。如此國之棟樑，若未曾參與兵亂，不應被逐出朝廷。便是玄齡年邁，對朝政已力不從心，陛下亦應使其返鄉養老，以禮待之。臣以為，陛下不應因些小過失，否定一開國元老之功。”（參看《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五卷》）李世民看完褚遂良的奏章之後，讓房玄齡官復原職。
後來，房玄齡又一次被停職，這一次停職的時間較長，朝中大臣也沒敢再為房玄齡說情，但李世民其實是不想讓房玄齡離開朝堂的，時間長了，李世民只自己熬不住了，他自己找臺階下，他藉口外出巡遊，稱要經過房玄齡官邸，要房玄齡見駕，見駕之後，李世民讓房玄齡跟隨著他回到了皇宮。
總之，房玄齡作為李世民身邊的第一筆桿子，為李世民草擬文書，助李唐王朝定典章、修國史，是李世民不可缺少的第一“文膽”；房玄齡作為謀略家，為李世民出謀劃策，屢獻妙計，是李世民離不開的最重要智囊；房玄齡作為李世民身邊的文臣，他富有遠見，慧眼識人，積極網絡人才，為李世民選拔官吏；房玄齡作為唐王朝的宰相，他處事謹慎，與人和善，不責人之過，不妒人之功，兢兢業業，精誠為國，所有這些，都表現了房玄齡是很有智慧的謀略家和非常有才敢的賢相。唐初著名諫臣王珪讚揚房玄齡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舊唐書》卷十七）
房玄齡的從政生涯歷來得到了史學家的讚賞，比如，柳芳說：“房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玄齡不言己功；王珪、魏徵善諫，房玄齡贊其賢；李勣、李靖善將兵，房玄齡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輔太宗，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真賢相也！房玄齡身處要職，然不跋扈，善始善終，此所以有賢相之令名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歷代古人像贊》稱房玄齡曰：“輔相文皇功居第一，遺表之諫精忠貫日。”房玄齡作為唐太宗的第一謀士，在“玄武門之變”和“貞觀之治”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治政智慧很值得後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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