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史卫燕)2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疫痛后，食野味陋习能否绝迹？》的报道。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渐消灭后，林业部门将果子狸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列入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单。
面对外界争议，主张驯养利用野生动物的人士表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因此，果子狸已经洗清了冤屈，利用并无问题。
事实上，研究SARS病毒源头的多位专家曾公开表示，中间宿主是和人类接触机会更多的动物，在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传播链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要停止消费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将疾病暴发风险降至最低。
（小标题）“利用”实为“利益”
无论如何，经官方认可后，果子狸产业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江西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年产商品狸2.8万余只，年产值3500多万元。
实行一段时间后，“54种动物名单”被废止。野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可以驯养繁殖和利用，范围非常宽泛。
17年来，中国野生动物利用产业发展迅猛。以江西为例，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8年，全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经营利用企业1500余家，实现野生动物繁育产业年产值100亿元的发展目标。
“相对来说，确定可以商业利用的54种动物，比现在遍地开花的局面还是好很多。有很多野生动物无法进行人工驯养，但非常容易通过审批拿到‘驯养繁殖许可证’，让人气愤又无奈。”周海翔说。
有学者根据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的公开资料搜索，2005－2013年间，国家林业局共计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了372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还不算各省级林业部门审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无序非法的驯养繁殖。
审批容易、监管缺失，导致林业部门发放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广受诟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成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
大量案件表明，很多持证养殖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养殖，实却是大肆非法收购野生动物。后门非法进，前门合法出，养殖场“坐地生金”。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公开做起“办证买卖”生意，惊现“办证集团”。
“证件办不下来一毛不收，有需要办的朋友请提前预约，年后要办的人很多，现在都有十几位预约了。”在名为“养殖珍禽交易服务公司”的微信朋友圈，不仅每天直播杀害野生动物视频，还称自己可以每个证2万至3万元的价格，帮助“很多想做野味生意的朋友”。根据其张贴的微信对话截图，前来咨询者络绎不绝，“办证”生意十分红火。
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2019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皮毛肉蛋药加工。”
2019年12月，武汉陆续出现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来源，指向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
“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学者指出。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两广向来有‘一鼠抵三鸡’的说法，所以鼠类、旱獭等很有市场。它们又黑又大又多，混杂在一起，市场好像‘地狱一角’，但商贩都声称自己是持证合法经营，拿他们没办法。”洪武说。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专家表示，动物检验检疫的标准确实“很令人头疼”。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不能为其制定检疫标准。
“基本沦为一个摆设了。”林业部门一位长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表示：“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动物。没法检，不知道检什么东西，根本弄不到位。”
（小标题）呼唤饮食“文明”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法律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更应引导社会的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是历史的客观局限。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立法不应落后于公众意识。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还是要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
周海翔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离不开每一个物种。数量巨大的非重点保护动物，才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塔基”和“塔身”，其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绝不弱于处于“塔尖”上的重点保护动物。
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人类危害更大的并不是数量稀少的国家级保护动物，而是现在被广泛允许利用的非国家级保护动物。经过两次大的疫情，应该更多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进行调整。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范围扩展为全面覆盖所有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提出普适性保护规定。
此次修法，还将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专家指出，修改动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物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的范围。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许多未知的现状，严格控制为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范围。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和惩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律内容。
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表示，应防止主管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合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通过完善流程加强部门联动，填补目前管理体制中的空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的典型案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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