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階級是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佔領導地位的知識階層，他們肩上擔負著創造文化、傳承歷史的重任，這些負責傳播主流文化的群體也是隨著朝堂變遷、經濟文化的變動而不斷進行著思想變遷。因此，對文人內涵的要求也不斷改變著。

自先秦以前，說起文人更多指的是君子端方、品行高潔的文德之人，到了漢代，除了對品行的要求以外，開始注重文人的文章內涵、寫作技巧，直到魏晉時期至今又漸漸發展為以寫作能力、學術修養為主，輕人性品行的習慣.

但這種轉變一直受到眾人的異議，似乎文人從追求"文德"向"文章之徒"的轉變是一種退化，但這種觀念的轉變為何始終沒能逆向變化呢？

一、 秦漢時期的文人與文德

1、 文人的來歷探析

在《尚書·周書·文侯之命第三十》中記載："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闢，追孝於前文人。"這是文人一詞在古代最早的出現，且其含義中本就有對品性高潔的要求。鄭玄注曾這樣形容文人說："文人，文德之人。"孔穎達則進一步說道："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

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文人一詞的出現從《尚書》的記載中看，是對品性的極大要求，知識學問固然也是文人的一大標準，然而學識卻不能成為文人的評判標準，甚至不能代表文人士大夫階級列於朝堂，在當時的人們眼中只有德行匹配才可稱得上文人，能夠輔佐帝王，帶領有識之士為一個朝代的文化底蘊打基礎。

2、 從文德到文章的演變萌芽

《論衡》的作者王充是漢朝歷史上明確將文人概念寫入文字的學者，其 《論衡·佚文篇》中說："文德之操為文。"可見在他眼中，文人仍然是以文德為重，同時他也將孔子視為文王之文的繼承、傳揚之人，"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

他認為孔子繼承了周公的文德，並流傳到了漢代，成了後世文人的表率。但同時，他的文字裡也毫不掩飾對文人能力的推崇，他認為"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這就是拋卻品德之說，對文人的能力和地位的極大認可。

二、 重文才輕文德的魏晉與後世

1、 文章一詞的來源追溯

與文人一詞類似，文章一詞的出現也是具有其獨特的社會性的。《九章·橘頌》中說：

從花紋引申出服飾文化的概念，之後便區分了尊卑貴賤，《禮記·大傳》這樣解釋文昌一詞，"考文章，改正朔"，說明已經將文章與禮法相結合，脫離了最初的含義。

花紋是交錯的，文字亦是縱橫變換，因此文章也有了文字的意思。《論語·公冶長》記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對於這句話朱熹的解釋是："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這裡的文章雖然是用來傳達的，但卻也有著不可缺失的精神內涵在內，可見亦是更重文德而非做文章之術。

2、 重文章的觀念定性

《梁書·文學傳序》說："昔司馬遷、班固書，併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範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這是對南北朝時期特意為文人單獨寫書做傳的記載，可見當時的文人地位之高。

隋朝對文的推崇達到極高的程度，隋朝統治者通過文的力量控制文人的心思，引導百姓的思維，傳達對上天的敬畏和祈求，甚至教化世風，輔佐政令。

這樣的廣大用途決定了當時文人的筆不能再完全的自由，也不能一味表達他們對"文德"的追求，而是更趨向於表達忠君愛國、安身立命這樣鞏固皇權安穩的方向。

此外，由於各人對德的思考和標準不統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達到統一，同樣導致了文德之說漸漸衰落。

直到魏晉之後，文章的觀念逐漸轉變完成，追求文德的哲學之思和追求實用的經世治國之論分為兩個不同的類別，之後在時代、皇權、文人心思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觀念完全轉變後的另一重文章崇拜。

三、 為何我國古代文人觀念會產生巨大改變？

1、 從古時眾人文章詞論看文人觀念的變化

《論衡·佚文篇》中曾言："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

對這句話而言，王充解釋為："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也就是說此時的文與德是無法分割的一體，也代表了當時對文人才學和德行兩方面的重視，也證明了早些時候對文人的社會要求中除了作文手段，更有以身作則，影響世人風氣之用。

曹丕《又與吳質書》雲："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這就是後世常聽說的"文人相輕"之說，因此文人之間才有了格外"較真"的相互監督、相互問責現象。

這種彼此間的施壓促進了其對學問和作文功力的追求，除去求名利外，更多也是為了更加具有話語權，因此也才有了許多文人心手不合，雖有一顆追求立品的心，卻只能流於世俗，成為"文章之徒"的一員。

2、 文人觀念的變遷背景

文人是士大夫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時代文學知識最集中的一群人，更是官場中人的重要後備人員。正是因為學識豐富，文人的情趣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

從樂府詩與《詩經》中皆可發現，這裡不僅有士大夫階級對於關河寧定、政治清明的訴求，也有對愛情、親情甚至個人自由意志的追求。這種對政治的追求、對個人情感的追求、對生民的思考以及對自然的讚歎共同組成了所謂的"文人情趣"，只有能夠達到這份高尚的審美情趣才真正確立"文人"的身份。

這種以共同的審美情趣所組成的圈子本來是一種良性的文化關係網絡，在這個共同的認知環境下，漸漸產生了一致的觀念意識、共用著默認的評判標準，自然也推舉出了代表人物。

但是在這種圈子的不斷完善下，對後來者的要求卻越來越高，不僅要有相同的情趣，也要有一定數量、各種類型的文章作品問世才可以。

但作文寫詩本是心有靈犀、佳句天成，修煉的是文人的所謂"文德"，卻由於這種圈子裡人人墨守的要求開始變得不同，若不去考慮寫作手法、作文技巧，就很難受到其他文人的賞識，成為遊離在圈子邊緣的人，對政途和人脈都是極大的損傷，正是這種"潛規則"成了文德式微，技巧、文章成為主流的最底層因素。

3、 對文人身份的焦慮和期待

文人一詞本身是一個寬泛的歷史概念，在不同的時期甚至褒貶含義都會發生變化。但我們知道，文人士大夫階級中完全沉浸學問，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少，渴望為官作宰，為民請命的居多。

"士之一流品，乃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由於需要起到輔佐君王、安定社會的作用，他們修煉的更多是"文"的素養和"作文"的能力，同時也要承受來自仕途和社會的雙重壓力。在這種壓力下，文人便被動的不能單純修煉心性和品行，而是漸漸走入了以文章尤其是詩賦辭章著稱的"文章之士"這條變革之路。

這種變化是來自對自己身份的社會性焦慮，而從文德之人向文章之士的順應和轉變則更多的是一種期待。這種焦慮和期待的碰撞正是背後的社會價值觀與文學價值觀在背後所推動所致。

文人本身對崇高的品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等情感具有強烈的追求，然而入仕伴君卻更需要經世致用、擯棄虛文，甚至拋棄一些對自由的追求和對文德的堅守，這種歷史延續下來的對立與順逆，也反映了文學歷史傳承與轉變的豐富性。

結語：

從文德之人到文章之徒的觀念變化其實是古人從追求文人品德到士子才氣能力的轉變，這樣的轉變來自文人們社會屬性的不斷變化，他們從教化人心的賢者逐漸變成統治者的"喇叭"，也就從講求德行的本源轉向了提升章表書記的能力。

然而脫離了文德之後，文人一詞也漸漸走下神壇，到了唐宋時期甚至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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