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繫辭》有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比較早的憂患之問，這一問的目地在我看來是培養人類憂患意識的普遍性啟蒙之問。
屈原，除了留下《離騷》等舉世名篇外，更為重要的是留下了以選擇死亡來抗衡荒謬世界的行動，這一行動在我看來是引導人類憂患意識的獨特性悲哀之作。
漢代延續幾百年原因之一是常善用哀樂，尤其是顯赫貴族歡樂盛會常以“哀”樂收場，這一“哀”樂在我看來是訓練人類憂患意識的情感性內化之樂。
及至魏晉，由哀入愴，《世說新語·任誕》講“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輓歌”，這一輓歌之續在我看來是塑造人類憂患意識的自覺性人生之歌。
是故，錢鍾書在《管錐篇》說“奏樂以生悲為善音，聽樂以能悲為知音。”“中國古人言音樂以悲哀為主，使人危涕墜心；讀詩至美妙處，真淚方流”。
李澤厚認為塑造人性情感的重要方法、模式和普遍規律是激發人的悲哀。對人而言，這最大的悲哀莫過於生死之間，對死的悲哀正標誌著對生的自覺。而Gadamer（伽達默爾）認為“人性起始於埋葬死者”；Nietzsche（尼采）則認為希臘藝術來源於內心的痛苦和衝突……，無獨有偶，最新的認知神經科學認為“演化偏向悲觀的人”。
所有這些都說明，悲樂是真樂，苦甜是真甜，別有一番滋味觀人類。人類經由感傷的領悟，到生存的自意識，到有限人生的無限超越，人類繼續走下去的坦途只有一條：迴歸憂患，擁抱悲觀。這就是富含“深情兼智慧（李澤厚語）”意識特徵的人類觀，我們由此觀人類。還是張載《西銘》講的那句話“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李澤厚認為，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宇宙感懷是與有限時空內的“古人”和“來者”相聯結的。因而，人既是向死而生，並不斷向死亡前行，與其悲情滿懷，不如在認識上不斷總結過去的經驗，情感上深切感悟歷史人物，從人事滄桑中見天地永恆、在眷戀、感傷中了悟和承擔。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御，其趣弗能止。”
因為，《紅樓夢》言“怕見春歸人易老，豈止花落水仍流”；王安石說“山花落盡山常在，山水長留山自閒”；蘇東坡詠“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所以，我們當珍惜把握這時時刻刻的此在真意。
悲是沒有運動力的運動，它具有動態的不動性，它是不移動的移動者，這就是悲的自發性！悲也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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