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碑】唐代盛行在墓前立碑，墓內放置墓誌的風氣。唐代的石碑造型更加高大，做工更加精細，鍥刻也更加講究、精緻。在昭陵博物館院子中央，就矗立著一通高大、雄壯的神道碑，它就是被譽為“昭陵第一碑”的唐英國公李勣碑。
李勣：生於隋開皇十四年（594年），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公。唐武德初年，因功得賜國姓，唐高宗永徽元年，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諱，遂單名勣。李勣早年投奔瓦崗軍，為瓦崗軍主要將領之一，屢建戰功，被瓦崗政權封為“右武侯大將軍”。武德元年投唐，後追隨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戰，在大唐帝國的統一戰爭中戰功累累。最著名的有滅王世充、竇建德，平劉黑闥、徐圓朗，滅高麗、薛延陀的統一戰爭。總章二年（669年）十月，李勣七十六歲病亡。高宗慟哭，輟朝七日。總章三年陪葬昭陵。並起冢像陰山、鐵山、烏德鞬山，以旌功烈。
李勣碑為“昭陵碑林”第一碑，其因有三：其一：李勣碑是“昭陵碑林”中現存體形最高、最大的石碑。
其碑通高665釐米，下寬180釐米，厚54釐米。“昭陵碑林” 所存碑石中，除李勣碑外，其餘眾碑石最高者屬尉遲敬德碑，碑通高445釐米，下寬150釐米，厚53釐米，最小者為張阿難碑，碑通高205釐米，下寬81釐米，厚26.5釐米。這樣，李勣神道碑首先在高大的外型上頗具優勢，它沒有像其他眾碑一樣從墓前移至展廳陳列，而是獨自矗立於博物館院子正中央。走進昭陵博物館，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高大、雄偉的李勣神道碑，它挺拔、恢宏，傲然挺立的神態令多少遊人徘徊留戀。
其二：李勣碑是“昭陵碑林”中少見的“龜趺”石碑。
碑：一般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碑座：一般有“方座”和“龜座”之分，並以“龜座”為貴。其實，我們這裡俗稱為龜的動物，實際上是傳說中龍的九個兒子之一，排行老六，名曰贔屓，又名霸下，樣子似龜，喜歡負重，碑下龜便是贔屓。相傳上古時它常背起三山五嶽來興風作浪，後被夏禹收服，為夏禹治水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治水成功後，夏禹就把它的功績，讓它自己背起，故中國的石碑多是由它背起的。霸下和龜十分相似，但細看卻有差異，霸下有一排牙齒，而龜類卻沒有，霸下和龜類在背甲上甲片的數目和形狀也有差異。霸下同時又稱石龜，常揹負石碑於宮殿之中，是首先長壽和吉祥的象徵，也進一步彰顯了皇室的尊貴和榮耀，所以它常常和皇宮是分不開的。石碑下的它總是吃力地向前昂著頭，四隻腳拼命地撐著，掙扎著向前移動，但總是移不開步伐。在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中，碑石為“龜趺”的很少，只有親王公主之列才可按制使用“龜趺”，不能僭越。而李勣碑除了外形高達無二外，還破例使用“龜趺”，這進一步反映了李勣為李唐江山所立的赫赫戰功不可磨滅，因而享有殊榮，並“僭越”使用“龜趺”。李勣碑不僅是“龜趺“，而且”龜趺”體型巨大，它長189釐米，寬184釐米。正是因為這個巨大的“龜趺”，才使高大、挺拔的李勣碑沒有像“昭陵碑林”現存眾多倒僕入土的神道碑一樣倒僕，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滄海鉅變，卻仍然穩穩地、挺挺地傲然矗立於李勣墓前，向人們展示、訴說著千餘年來的榮耀和艱辛。李勣死於總章二年，陪葬於總章三年（670年），其碑為儀鳳二年（677年）高宗李治為其所立，中間相差七年，並不排除除了彰顯其功績外，高宗李治與武后武則天為報答李勣當年的一句話“此乃陛下家事，不必徵求他人意見”。從而使李治力排眾議，立武則天為皇后。而武則天則因這句一言九鼎之語，達到了自己多年來精心宮斗的目標，登上後位。高宗李治與武后則天便命人給自己的恩人打造了一通超高、超厚、螭首龜趺，形制居昭陵眾陪葬墓碑石之首，並由高宗李治親自書丹的神道碑，立於李勣墓前，算是報答了這位老臣的一言九鼎之恩。
其三：李勣神道碑為“昭陵碑林”中現存刻字中唯一的一通由皇帝御製御書的石碑。
“昭陵碑林”中的書法，大多出於唐代書法名家之手，如歐陽詢書溫顏博碑、褚遂良書房玄齡碑、王知敬書李靖碑、尉遲敬德碑等等，為後人研究唐代書法提供了極高的藝術價值。而李勣碑為高宗李治御製御書，更加難能可貴，這一點從碑首四字正書“御製御書”可知。其碑頭篆刻“大唐故司空上柱國贈太尉英貞武公碑”十六字，碑面共刻有3200餘字，共32行，每行110餘字，字體為行草。字體瀟灑飄逸，點畫遒美，骨骼清秀，疏密相間，起運自如，勢若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後半部行草尤縱橫自如、神逸飄灑，乾淨簡捷、出神入化。頗具“書聖”王羲之書法風範。石碑經過一千多年的風雨剝蝕，字跡至今保存較為完好。
被尊為“書聖”的王羲之汲取前人書法精華，獨創一家，擅長楷書、行書和草書，他的字端秀清新，“飄如浮雲，矯若驚龍”。又如行雲流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內蘊含著極豐裕的藝術美。唐太宗李世民倡導王羲之的書風。他親自為《晉書》撰《王羲之傳》蒐集、臨摹、欣賞王羲之的真跡，並且把《蘭亭集序》摹制多本，賜給群臣。在中國書法史上，帝王以九五萬乘之尊而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高宗李治與其父太宗李世民一樣酷愛書法，尤其鍾情於“二王書法。推崇備至、模仿不休，李勣神道碑書法特點尤顯“二王”書風。以致後人許多金石著錄中都對此碑書法造詣給出很高的評價，說其書法字體如王右軍墨跡《蘭亭集序》之類極多。明趙崡《石墨鐫華》雲“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制並書。……《英公李勣碑》，皆行書婉妙，家法相承，宛然羲（王羲之）、獻（王獻之）。”李勣碑因是高宗皇帝李治御製御書，而高宗李治書法是模仿王羲之《蘭亭集序》，因而其書法藝術價值極高，為後人研究“二王”書法提供了極其稀有的藍本。
另外，李勣卒於總章二年（669年），其神道碑卻立於儀鳳二年（677年），立碑時間何以延遲八年之久。並且碑文中既有與兩唐書互補之處，又有與兩唐書相去之處，為唐代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價值，這裡我們不再贅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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