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但是“中华民族”的观念，还只有百年历史。近代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那么“中华民族”的称谓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呢？
在中国历史上沿用“华夏”、“中土”、“炎黄子孙”的说法，乃至国外称呼我们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只反映了儒家传统的狭隘的种族意识。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救亡的热潮遍及全国朝野。在“保国、保种”的危急呼声中，严复《天演论》道出全世界各民族面临生存竞争的“族群理念论”。梁启超沿着严复提出的“保种”、“合群”的思路，开始以现代民族理论来思考问题。
1899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采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
到1902年梁启超思考成熟，终于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说法。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阐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1903年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
最后梁启超下了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一科学的现代观念的定义。
这时，章太炎也不再反对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点了。不过，他认为“排满”应该以汉人为主力、由汉人领导政权，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但他比1903年主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有很大转变。接着，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为文化统一，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共同生活在中国地域的各民族经过大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因为在当初，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将“反满”、“反清革命”作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梁启超指出并批评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隐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偏颇。
此后，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过程中，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排满”的负面影响，不久孙中山多次宣称“反满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贵族的专制统治。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批评大汉族主义，界定了“革命排满”并非要打倒所有满族，“实满族中爱新觉罗之一姓”。
最终，一向倡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也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号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就是横排五条颜色并列，象征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
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
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生活于中国大地上的所有族群公认自己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经过辛亥革命后近百年的积淀，“中华民族”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
“中华民族”的现代观念的完成，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至今仍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如今看来，这是梁启超的一大历史贡献，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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