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蝗灾、水灾、旱灾并称为中国农业的三大灾害，灾害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饥荒、疫情、战乱等社会危机，从而在历史上，给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阻碍。同时这些自然灾害史，也是中华民族对自然科学，认知升级的历史。
2020年非洲蝗灾
2020年，在非洲爆发的蝗虫灾害，从非洲蔓延到亚洲，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目前有4000亿只蝗虫袭击了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印度方面估计，会导致印度粮食减产30%以上，如果蝗虫延续到6月份，蝗群将有望扩大到现在的500倍。
而且中国届时将迎来蝗虫最佳进食温度30摄氏度，一般情况下，当温度低于14摄氏度，或者高于40摄氏度的时候，都不利于蝗虫生存，30摄氏度是爆发期。
不过蝗虫的传播与繁衍还与蝗虫的种类有关系，非洲、印度的这次蝗灾，品种主要是非洲蝗虫，与历史上分布在我国的蝗虫不是同一种类型。我们国家流行的蝗虫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以及西藏飞蝗，这次爆发的非洲飞蝗，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目前没有发现非洲飞蝗进入中国的历史记录，但是也不排除进入中国的可能性。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
据《中国救荒史》记载，在2600多年时间里，中国爆发东亚飞蝗的年份高达930次，其次是亚洲飞蝗90次，西藏飞蝗28次，平均每百年35次。
由于史料的缺乏，整个《春秋》史当中关于蝗灾的记载没有超过10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为15次，到了宋朝之后关于蝗灾的记载比较多，平均每百年55次，明清时期达到每百年90次，民国时期最高，达到每百年100次，也就是平均每年都会有一次蝗灾，因此中国被称为蝗虫灾害最严重的国家。
在我们国家爆发频次最高的是东亚飞蝗，这类飞蝗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不会到达西部山区和高原地区，个别飞蝗也能够越过海拔100米高的山区，但是不能在高海拔地区繁殖。
亚洲飞蝗分布在海拔200-500米的蒙古高原，未达到平原地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还有河北北部。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海拔3600米以上的高原，这也是世界上海拔生存最高的蝗虫。
亚洲飞蝗
影响蝗灾的主要是气温与降水，除了适宜的温度，降水对蝗虫的影响也非常大，降水量过大，对幼虫，尤其是正在蜕皮的蝗蝻具有显著的杀伤力。另外如果降雨量过大，也会形成大的湖泊以及积水洼，能够淹没虫卵，所以这也是中国每到干旱灾年，爆发蝗灾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同时如果温度过低，也会冻死虫卵，所以古时候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
蝗虫虫卵孵化
同时蝗灾的爆发和气候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比如在我国经常发生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自然气候现象，就和蝗虫灾害有正相关性。比如发生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以及民国1920年，厄尔尼诺现象就导致了蝗灾的发生。同时还与地球小冰期与间暖期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厄尔尼诺与蝗灾关联表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因此蝗灾对历史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首先是蝗灾会导致饥荒，由于大面积饥荒，会导致大量的尸体无法掩埋，从而导致瘟疫的爆发。比如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随后就爆发了蝗灾。
蝗灾严重的时候，水井以及沟渠等水源地，腐烂的尸体甚至将水道给堵塞。这些水源也容易遭到污染，从而容易会引发瘟疫。由于民众对抗自然灾害能力薄弱，基本的消毒手段都没有，一旦遇到蝗灾，死亡人数就快速上升。
如果再遇到热天，藏匿在这些尸体中的病菌又会快速传播，更会加重疫情的传播。公众由于对疫情认知不足，常常认为疫情是天灾，因此认为天谴是不能对抗的，往往会对“蝗神”放任不管。更有甚者，民众因为恐慌，纷纷举家外逃，盲目迁徙，加速了社会环境的恶化。
为何中原地区容易爆发蝗灾
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蝗灾都爆发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比如在东汉时期的蝗灾。这可能与东汉时期全球间暖期有密切关系，竺可桢先生认为，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暖期转寒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也是最暖期。
在张衡《南都赋》中记载“穰橙邓橘”，河南南部地区桔和柑的生长都十分普遍。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到：“凶饥之因有三，日水，日旱，日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可见此时的蝗灾与旱情也是相关的。
黄河中下游属于河流冲积平原，土壤主要为冲积壤土和细砂土，水灾后水不易积存，但又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从而利于蝗虫的生长。而且蝗虫还有迁徙飞行的习惯，因此只要在黄河中下游某一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地区，爆发了蝗灾，蝗虫就会大面积迁飞，让整个灾区扩大。
黄淮平原，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地区，种植的作物以小麦为主，河滩又适合芦苇等植物生长，这些都是蝗虫喜爱的植物，这些也为蝗虫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除此之外，黄淮平原冬、春降水少，夏、秋两季降水量大但是蒸发快的特点，也导致了蝗虫可以完成生长与繁殖，使得蝗虫在夏、秋两季爆发。
人们对于蝗灾的认知
虽然在《诗经》中已经有用火烧的方法杀灭蝗虫的记载，可是在应对灾情的时候，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依然没有摆脱“灾异说”。
在唐玄宗元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蝗灾，在宰相姚崇建议下，让百姓捕杀蝗虫，当时在朝堂之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姚崇随后与各位大员辩论，最后依靠他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成功说服了群臣，坚持灭蝗的决策。
在《五代史》当中也有朝廷组织捕杀蝗虫的记载，但是中原百姓受“灾异说”的影响，应对并不积极。倒是偏远地区的辽国，受到“灾异说”影响较小。据《辽史·萧文传》记载："属县又膛，议捕除之。文曰：煌，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蛙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乌鹊所食。”可见有蝗必杀，比较简单利落。
可是到了宋朝，人们对于灭蝗就比较犹豫，有些主张灭除蝗灾，而有些试图利用神灵来驱逐蝗虫。比如在《宋史》中记载："京师、淮甸大煌。八月庚午，令长吏修酣祭"。绍兴三十年，许多地方出现严重蝗灾，朝廷"颁祭醋礼式"。所谓"醋"，是指灾害之神，希望祭祀他们摆脱蝗灾。
在宋代蝗灾应对的实践中，这些措施不是排他的。和唐代与姚崇争论的那些大臣不同，宋代主张祭祀神灵者也好，主张传统的"灾异说"的也好，他们都并不排斥捕杀。这些应对措施，往往是并行的，双管齐下，甚至是多管齐下的。
"灾异说"盛行一千多年，影响极大。虽然该学说自身有种种荒谬，会引发人们对它的怀疑，可是人们对灾异的认识要达到对"灾异说"有突破性的超越程度，有赖于人类对自然及其灾害的科学认识，社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以及应对灾异成功实践的积累。相对于天象、气象和地震等，蝗灾是最容易认识的，也是最容易抵御的。
可是，在唐代，除了姚崇主持的那一次外，大规模捕杀蝗虫的实践，几乎没有记载。关于捕杀蝗虫的零星记载，几乎都是对捕杀持反对的态度。例如白居易诗歌中写到捕杀蝗虫就是如此。即使是姚崇主持的那次捕杀，由于当时蝗灾已经形成，蝗蝻都成了成虫，扑灭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所以，在某些地区的捕杀效果不佳，粮食还是严重歉收。
所以即使到民国时期，人们依然突破不了"灾异说"。比如江南一带民众对虫王刘猛将军的崇拜最为突出。“各县愚农迷信极深，当飞蝗飞落时，多焚香祝拜冀其飞去”。此外，由于民国时期救灾经费紧张，而治理蝗灾耗时耗力，见效缓慢，加上从上至下政府对蝗患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不免消极倦怠，这种落后的观念也是加重蝗灾的蔓延。
虽然人们对于蝗灾的认知不断升级，但是有些现象依然无法解答，比如科学家们直到今天，仍然无法解释：为何触碰蝗虫的后腿，就能够改变蝗虫的习性，让这些蝗虫从虫群状态到“单身”，不再成群迁徙，到底是哪种信号刺激，现在依然无法解答。
结束语
当然我们现在灭蝗虫的手段非常多，机械法，化学法，甚至还有生物科学的方法。通过这些年对封建迷信的破除，人们治理蝗虫也不再是消极的态度，而是用科学方法应对蝗灾，这也是我们科学认知不断提升的成果。
这一次中国的疫情，人们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地提升，也是一次对科学知识的普及。现在我们周围很多人了解到什么是“双盲”，什么是“安慰剂”，这些科学知识的普及，让大众不再盲从，不再听信谣言，为科学知识的传播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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