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石城，是他在蠻荒檄地留下的詩行。
鑿鑿方誌，是他穿越時空隧道為後人留下的華章。
——作者題記
東川府知府崔乃鏞的書法作品一。
封建社會，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王”道，幾乎是通過流官去施行的。作為東川府第六任流官的崔乃鏞，是一位受命於危難，具有開創性的人物。
《東川府志》載：“崔乃鏞，字伯墩，陝西同官縣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雍正九年到，後升湖北糧道。”可見崔乃鏞是京城會試進士及第後，以較優異的成績進入翰林院的。翰林院，是唐玄宗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而設置的官署，它的主要職責是替皇帝起草詔書，相當於現代的中央書記處或中央秘書處，是封建王朝的權力中樞。到了明清時，它的職權擴大了，除替皇帝起草詔書外，還掌編史冊，科舉考查，雖是從二品官，但與皇子皇孫接觸較多，一般是這些皇子皇孫的老師，稱南書房行走或上書房行走。成為了讀書人夢寐以求之地。所謂“庶吉士”是取《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亦稱“庶常”，明永樂後專屬翰林院，由通過科舉考試中了進士的人當中選擇有潛質者擔任。在封建的科舉考試中，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可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編修，其餘二、三甲進士要想進入翰林院，必須經過館選成為庶吉士。因他是皇帝近臣，除為皇帝起草詔書外，還有為皇帝講解經籍等職責。庶吉士在翰林院進學三年期間，沒有品秩，沒有俸祿，一切開支由家人、親友資助。三年後進行考試，成績優秀者分別授以編修、檢討等職，稱“留館”，其餘或出為州、縣官。可見，崔乃鏞中進士後，作為翰林院的庶吉士，在翰林院一段時間，被派往雲南鎮雄，《鎮雄縣文史資料彙編》“鎮雄人物概覽”中說：“崔乃鏞，陝西同官人，翰林院庶吉士，雍正五年正月署。”可見崔乃鏞是清雍正五年到鎮雄任知府的，後又派往尋甸任知州之職。尋甸，屬雲南所轄之地，它位於雲南省會昆明的北部，距離昆明一百多里；而與尋甸接壤的東川，當時屬於四川省隸屬之地，兩地接壤之一的地方，稱尹伍。青山環繞的一個小壩中，東、尋兩屬之地形成犬牙交錯之狀，兩地人民常在交界之處因爭水爭地而起糾紛。崔乃鏞到尋甸，東川安氏與尋甸人因在尹武爭地而起械鬥，雙方各持己見，使這場官司擱置了十三年沒有決斷。崔乃鏞到任後，為了不讓事態擴大，親自到場解決，在整個過程中，深感十三年的糾紛得不到解決是因東川的隸屬尚欠合理而導致。當時，東川隸屬四川省管轄，可遠離四川的省會成都四千裡，而只離雲南的省會昆明四百里。像這類官司，必須兩地官員到場，和衷共議，才能解決，可在此之前，東川尚未改土歸流，尚屬土官管轄之地，改土歸流後，遠在四千裡外的成都官吏要使人民“服教成化”，的確鞭長莫及，困難重重，如果東川隸屬雲南，“則尋甸、武（定）、曲（靖）與鄰接東川之地可免劫殺擄掠之患。”崔乃鏞回州衙後，有一個姓段的士子手持東川地圖及《志稿》來拜訪，陳述了他對東川改隸雲南的諸多好處。此建議，正中崔乃鏞下懷，於是，他便上書雲貴總督高其倬。最後朝廷批准了這一奏議，於雍正四年將東川收隸雲南。這一做法，結束了東川隸屬四川384年的歷史，其後一直沿襲，說明了它的合理性。
東川府知府崔乃鏞的書法作品二。
雍正八年（1730年），崔乃鏞受命於危難，由尋甸出任東川知府一職。此時的東川，雖經康熙三十八年的“獻土設流”，統治東川上千年的彝族祿氏一族雖然退出了歷史舞臺，可不滿清政府改土歸流的祿氏殘餘在昭通彝族土酋祿萬福的煽動下依山而叛，彝族殘餘的叛亂，迫使雲貴總督派兵進剿，崔乃鏞上任之時，正值戰亂後的東川，一片狼籍，“猶四境村舍，盡成墟野，頹牆敗礫之間，惟見嗷嗷老稚呻吟於嚴霜凍月下，耳時春耕將屆，眾庶惶惶，一切耨鋤，耒耜、耕牛、耔種、蕩然一空。”崔乃鏞到任後，“遍履諸村，撫綏黎庶”，採取了幾項惠民的措施，一是按戶發給銀兩，修建因戰火摧殘的房屋，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十三村重建新房，使村民有了棲止之居；二是針對流離失所的災民，發給牛畜、種糧、使他們從新燃起生存的希望。崔乃鏞為了不誤農時，還親自深入到田地之間“周巡勸渝，賞其勤者，激其惰者”，安定了人心，使其獲得了小春的豐收，基本渡過了春荒。
崔乃鏞在東川最大的政績，莫過於石城的築建。東川府建城，在歷史上曾有過數次，《讀史方輿紀要》載：“東川府，府舊無城，洪武初建治於馬鞍山下。”這座城建於現縣城西的馬鞍山下，比較簡陋。其後，這座城又遷到現縣城的水城村，《四川總志》載：“東川府，府治，洪武中建於馬鞍山，尋移萬額山南，去舊址十里，正統間，土官知府普德重修。”當時，水城的情況為“伐木為柵，以衛府城。”其後，祿氏土酋又距今縣城一千米的東面新建城堡一座，因用泥土築就，故稱“土城”。後來，又於靈壁山麓建城，但此城十分簡陋。雍正九年，崔乃鏞到東川擔任知府一職，按照雲貴總督鄂爾泰的指示，決定於東川建築一座石城，這在當時，可謂工程浩大，每天參與的技術工人640人，普通工人上千人，總共用工37萬多個，支銀31420兩，前後耗時一年半時間，崔乃鏞親自坐鎮指揮，籌劃。在整個修築期間，他所採取的幾項措施，被後人所稱道。一是以工代賑，戰後的東川，民生凋敝，人無粒粟，災民只好進城乞食，每天上千人擁入縣城，崔在這種情況下，從宣威、祿勸購進廉價倉米2600石，讓災民參與石城建設，按一小工支米1升五合的用工發放，此舉，不但保證了石城的用工，也解決了東川的賑災，真可謂一舉兩得，即利於石城的建設，又利於民生。二是合理地施行了清政府一條鞭法的賦稅政策，崔乃鏞針對戰後東川的實際，懇請朝廷減免雍正八年、九年的賦稅。並根據“田賦之不均也，則以貧農賠累為憂”的情況，施行攤丁入地的做法。清初的東川，在賦稅方面，乃實行清政府早期的田賦及丁稅制度，即按田的多少及人口的多寡收取田賦及丁稅，這對沒有土地或土地較少而人口又多的廣大農民來說，的確是不堪忍受。康熙五十年，清廷對田賦及丁稅實行改革，按宋朝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形成了地丁合一的賦稅形態。崔乃鏞到東川后，首次施行這一政策，“分員丈勘，按畝定徵，使強者無欺隱之奸，弱者無苦累之患”，“而落魄新戶乃得免賣妻鬻子之悲矣”，“而一郡之正賦清矣”。這一政策的實施，使貧苦人民減輕了丁稅的負擔。
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崔乃鏞所建石城終於完工，從東到西計二百一十四丈六尺，從南到北一百二十多丈，繞城一週為三里三，石城最大的特點是三里多的城牆，其基腳寬兩丈，高一丈二尺，全用五面石支砌。在城的東、西、南、北，各建城鼓樓四座，由雲貴總督鄂爾泰親題“綏寧”“豐昌”“藩甸”“羅烏”八個大字，寄以了這位總督一片美好的政治願望。石城的竣工，給兩百多年的冷兵器時代，相對帶來了一個十分穩定的時期，會澤兩百多年經濟及文化的發展，跟這一庇護所不能不說有著很大的關係。
東川府石城圖。
崔乃鏞是一位十分注重教育的地方官，他到任後，深感釀成庚戌之變的原因是該地缺乏教化所至，雍正十年，崔乃鏞在黃士傑所建義學的基礎上，將建於東城外的義學改為書院，並仿照昆明的做法，稱西林書院。該書院規模較大，有大門三楹，二門三楹，講堂五楹，公廳六楹，皰廚六楹，房十楹。陳宏謀《義學匯記》中載：“又如府崔乃鏞清出溢額勸墾碧谷壩田，年餘京鬥米三十六石，又於書院對面捐修鋪面三間，年收租銀二十五兩二錢。以上三十六石永作束脩，以二十石拔給儒學月課，餘米三十一石，一斗五升，銀二十五兩二錢作肄業諸生膏火之資。”可見，崔乃鏞是通過學田的田賦和捐修鋪面的租金，解決了書院的經費問題。凡有閒暇，崔乃鏞都到書院講課，上至經義，下至士子的書法，都給予指導，待他榮升湖北糧道後，仍數次來函，勉勵諸生。另外，雍正十一年，東川發生強烈地震，新修的石城有一段坍塌，省裡撥銀五百金償工，崔乃鏞將修復所剩之銀，修復文廟，半年時間就已竣工。
崔乃鏞於東川在文化上最大貢獻，是《東川府志》的修纂，這本志書雖時間緊迫，編修過於簡略，但它畢竟是會澤保留下來的第一本志書，書中保留了不少那個時代政治、經濟及文化信息，是研究那一時期彌足珍貴的史料，特別是書中所收錄他撰寫的《東川府地震記實》行文流暢，記載翔實，是我們研究這一自然現象最珍貴的文獻史料，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
《雍正•東川府志》地輿全圖。
崔乃鏞在東川期間，的確是把整個身心都投入了這一地區，在任的四年時間，憂思過度，疾瘵暗侵，“凡可以除東人之害，而興東人之利者，無不殫思竭慮早夜圖之，不遑（匆忙）為烏子謀（籌劃）也”，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吏，來到這一蠻荒檄外之地，能做到這一切，已經是十分不易了。
另外，崔乃鏞還是一位在書法方面很有造詣的府官，方桂在《崔太守事略》中稱他“性坦直，明治體，胸羅卷軸，精翰墨書，法入鐘王之室。”可見他是一位性格坦蕩直率，精通王朝典章法規，胸藏萬卷詩書，擅長書法並取法王羲之、鍾繇的封建官吏。崔乃鏞在東川府為宮時，曾對縣城北郊的熱水塘進行增修，並於澡塘北200米的山崖上石刻了他書寫的“靈窟仙膏”四個大字，其上端另書了“奇秀別景”橫排四個小字，均王、鍾風韻。是崔知府唯一留給這座城市的書法作品。
翰林院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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