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次病中住院的祖父，突然带我去附近的省军区一招待所（今紫荆山宾馆），说几十年未见的老战友，从贵州来了。现在我还能记得那时的场景，就在金水路上，两位老人抱头痛哭，然后有说有笑，彷佛发疯一样，然后带我去招待所小食堂吃饭，他们喝酒，我吃炸酱面。
相当长的阶段里，我不理解，爷爷那也是1935年入党的老革命，跟鬼子打生打死的英雄，为啥有如此一幕？直到若干年后，我在贵州黔东南的丹寨拍摄关于古法造纸的纪录片，偶尔看到一本当地县志，翻看后面烈士名录的时候，才突然明白，原来那位爷爷是“南下干部”。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丹寨县，建国之初就牺牲了大批南下干部，而且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冀鲁豫我老家和周边县，清丰、濮阳、内黄、范县、台前、南乐、滑县……
我知道他们基本都牺牲在剿匪斗争中，他们曾经是我祖父挥手送别，一同经历了大扫荡腥风血雨的战友和乡亲，他们本该有后代像我一样，享受着如今的生活，有接送孩子的哭闹与幸福。不少同志南下之初，对西南地区的匪患是知道的，但却并没有那么重视，我在史料上就多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抗战时期，我们在北方搞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打鬼子都没怕过，如今是亢慕义党的天下了，还怕那些小毛子？”西南的土匪，多是政治土匪，他们对新政权和南下干部，充满仇恨。
邵阳的土匪刘建章、邓耀楚公然叫嚣：“活捉一个地方积极分子，奖米一石；活捉一个北方佬，奖光洋400块；砍下脑壳，奖米40担！”生活条件也非常差，南方新区开展工作的初期，由于环境生疏，群众基础薄弱，当时农村觉悟低的人，或者是敌人，给我们的南下干部送来的粮食中掺沙，面里掺石灰，不堪进口，勉强吃下去，烧心难受，口吐酸水，泻肚子、打摆子是家常便饭，折磨得人们身体非常虚弱，撑着腰杆，强打精神工作，坚守阵地，威慑敌人。
说到这里，多说两句，南下干部的意义，要从新中国改天换日，重塑基层的角度来看。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上，二十八画生同志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当时的南下干部们，都会唱一首歌：
“狂风暴雨，北往南扫。反攻声浪，直冲云霄。眼看枯树快刮倒，大家快把祸根刨！刨！刨！全国人民一个目标，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团结紧，民主政府建立好！”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没有南下干部带动的，当年的那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没有他们涤荡土豪劣绅、土匪和与之勾结的基层政权，我们这个国家何以进行抗美援朝，何以打下来稳定的周边环境之后，进行经济建设，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呢？也正因如此，反动阶级看到了被碾压的危险，这将是危及他们后代子孙的一场暴风骤雨，如果它们不尽力抵挡，未来它们的子孙将在新时代的阴暗角落里嘤嘤啼哭，至多像苍蝇臭虫一样出来恶心人，而毫无撼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了。所以它们必须反抗，于是我们的南下干部，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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