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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璐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7期，原文标题《梁军 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 梁军 1930年4月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1962年4月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壹元币上女拖拉机手的原型，第一届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底，梁军被派往北京农业机械专科学校深造，培训后，考入新成立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是新中国最早期的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省机械化研究所任技术员，此后一直在哈尔滨的农机系统工作。 )
“干练”的女拖拉机手
因为刚在今年过完隆重的80岁生日，梁军家的客厅中专门辟出地方摆放她收到的礼物，除了装裱过的寿字和用以她为形象的1960年版壹元人民币拼成的图案之外，最醒目的是一个硕大的车模，这是她曾经工作过的北大荒送给她的礼物——垦区正在使用的世界上最先进、最大马力的凯斯535拖拉机。这个车模让梁军感慨韶华已逝，她经常要被邀请参观新型的拖拉机、与年轻一代的女拖拉机手座谈。每到这样的场合，争强好胜的梁军都感到不服气，她告诉本刊记者：“我没什么经验可以交流，现在开的是最先进的拖拉机，带空调，农具用电钮控制。我那个时候开的拖拉机摇把特别重，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但是，如果倒退二三十年，我也不怕这些年轻人。”梁军摊开右手，“我们去苏联参观学习的时候，看你是不是产业工人，握手就知道了，我年轻的时候手上都是茧子，人家一握就确认了我的身份。”
梁军开荒的经历是从1947年进黑龙江北安萌芽师范学校学习开始的。学校的条件很苦，一块撂荒地，一处伪满开拓团废弃的房子就是全部固定资产。那时候学习南泥湾精神，师生的穿衣吃饭都要自己解决。乡师的学生都是凭着路条投奔来的农家子弟，文化程度上参差不齐，念过伪满小学的梁军在这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他们从荒野里捡回伪满开拓团的农具开荒，梁军承担的是重体力劳动——犁地。那时候牲口稀缺，主要靠人力，一个弯钩犁要7人才能拉动，绳子能把肩膀都勒肿了。冬天更难熬，“最冷的那一年得有零下40多摄氏度，我们没有生炉子，睡觉戴着皮帽子，起床时候鞋都冻在地上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她还是担当着大姐的角色，年纪小的同学晚上上厕所都把她叫醒，由她陪着去。累得实在不行了，会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被窝里哭着想家，可是早上起床“把眼泪一抹，还得装好汉”。这些磨炼让梁军成了农活好手。
因为对农活的认真和钻研，才有了后来当拖拉机手的想法。苏联电影《巾帼英雄》，讲的是一个叫做巴莎的女孩，不打仗的时候就是一个在集体农庄干活的女拖拉机手，打仗的时候就开着坦克与德国法西斯作战。联想到自己的实际经历，梁军说她看完电影一夜没睡：“当时觉得我们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们拉犁肩膀都肿了，受罪呀。人家开着拖拉机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多好。既然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以后也会有拖拉机的。”
机会不久就来了。1947年的春天，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从苏联进口拖拉机，并在北安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因为平时表现出色，梁军的申请在学校里却也没受到阻碍，“那时候什么都是群众说了算，大伙儿觉得大姐连麻袋都能扛，学拖拉机没问题，就都举手选我”。但是，女孩子学拖拉机，师傅不愿意教，做过妇女工作的指导员重视男女平等，才同意留下她，只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根本没有给女拖拉机手准备的宿舍，梁军只能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找到一个熟人合住。
( 1958年，公社社员们集体开往水利工地 )
梁军学得很苦。“冬天金属都是冰凉冰凉的，手上要是有汗，摸到拖拉机上，手就像粘上了一样，一抬就撕掉一层皮。”她根本就没想过戴手套。“师傅都不戴手套，你能戴吗？”梁军觉得自己在学拖拉机上是有优势的。“我有文化，上课会记笔记，晚上回去复习，别人都是娶妻生子的人了，我是大姑娘学得快。”
两个半月之后她就投入到了实际的开荒中。一望无垠的平原上到处是荒草，“有1000多垧，都是齐胸高，长得密还长得好。我们先打草盖了两个窝棚，一个男窝棚，一个女窝棚。渴了就喝水沟里的水，饿了吃的就是大馇子。有的报道说我们吃的是水煮土豆，其实我们连水煮土豆都吃不上呀”。
上了人民币的“元老”
大姑娘开“火犁”在1949年成了新鲜事，每次梁军开荒都有人来看热闹。最先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的是北安行政干部学校的李惠杰，她在《新黑龙江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拖拉机手梁军和吴玉珍》的报道，接着《东北日报》的记者顾雷把梁军的故事写成了《女拖拉机手梁军》。随着这篇报道被广泛转载，默默无闻的小姑娘逐渐成为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1950年，她作为农业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模会，从1954年开始还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其他的大小荣誉奖章梁军在家里要用盒子装。甚至直到70年代，去北京参加妇联会议的时候，她问邓颖超认不认识自己，“邓大姐说，不认识你还跑了你啊，你不是梁军嘛”。
1950年，梁军被选为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成员，获得了去苏联的机会。许多文字描述，这次访苏梁军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巴莎的原型安格林娜，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向老人求证时，却发现这是人们的美好想象。“安格林娜是高加索人，去高加索的那批人见到了她。我去的是乌克兰。”虽然没见到偶像，梁军的苏联之行也并不遗憾，她见识到了新型的生产模式。“苏联的拖拉机站是为集体农庄服务的，我们不是，我们属于国营农场，当时我就想人家真先进，普通农民也能用上拖拉机，到了60年代，我们国家的拖拉机才终于为农民服务。”
梁军成名之后，开荒为有理想的女青年提供了一种人生选择，追随者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梁军的身边：越剧演员袁雪芬把自己的妹妹袁如芬托付给梁军；内蒙古的萨仁和索耀尔玛代表全族而来，要做新内蒙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北京女三中的刘瑛也写信投奔，她后来成了开荒模范、新中国第一代女“康拜因”手。开荒队里女孩子越来越多，新中国的第一个女子拖拉机队就成立了，命名为“梁军女子拖拉机队”。梁军带着11名学员庄严宣誓：“我们决心团结广大的妇女，一道参加生产建设，为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奋斗到心脏跳动的最后一分钟。”成立的第一年，梁军女子拖拉机队开荒3400亩，播种了1950亩小麦。
除了带领女子拖拉机队开荒种田，接受各种采访也是梁军的日常工作之一。她至今保存了许多记者为她拍摄的工作照：有的是她和大徒弟吴玉珍在拖拉机上的合影，有的是她躺在拖拉机下面修理机器的照片，也有重现她当初告别萌芽学校拿着介绍信去学拖拉机的电影剧照。可是看来看去也没有和人民币上类似的那张。梁军自己推测是，有一次要求她开一个轮式拖拉机拍的照片最接近，可是时间她不记得了，当时也没敢向记者要照片留念。1962年，第三套人民币壹元券发行后，许多人都向梁军求证，那个开拖拉机的小姑娘是不是她？很有觉悟的梁军一直说不知道。“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称号是国家给的，当时领导说，旧中国有没有不知道，你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可是，没人确认我是人民币上的那个女拖拉机手，咱自己哪有脸去认？”直到2003年，一档关于人民币的节目才最终帮梁军确认了身份。
第一届人代会的记忆
梁军家里至今珍藏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它被放在牛皮纸封套里，红褐色的封面，书写习惯延续着旧中国的传统，向右打开、繁体。证件照上的梁军风华正茂。
那一年，梁军25岁，当选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她的身份已经变成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大学生。但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的身份依旧伴随她左右，在百废待兴、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年代里，这样一个从前很少有妇女参与的领域出现了一个使用新型农业技术工具的女性，传达的含义非凡。邓颖超在《新中国妇女前进再前进》一文中就曾经提到过梁军和她的团队：“在国营农场里已经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和女场长。”梁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典型人物，也是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元老”。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汇集的是那个时代各领域最优秀的人物，梁军的当选毫无悬念。
当时的梁军已经见识过若干的大世面了，不过能同时见到如此多的精英还是生平第一次，免不了激动万分。“我们发了一个代表名册，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看都有哪些人来参加。”虽然代表们是按照省别来分组的，梁军的叙述里却习惯按照职业来分类：文艺界的、科学家、农业劳模、工业劳模等等，“那时候开会的农业代表都不知道电灯是怎么回事儿，晚上睡觉不会开关”。
已经80岁的梁军对第一届人代会的回忆显得与众不同，没有庄严的会议流程，更多是一个女人对生活琐屑的观察：“最开始时候，人大代表每人每月有50元的工作费，3个月一发，我用这些钱在王府井买过一件呢子大衣。后来我们都觉得这个钱不需要，就提议取消，补给农民了。”
第一届人代会的主席台上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部长和省长们，当时女代表不多，梁军能记得的就是邓颖超、史良、蔡畅、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大姐们号召女代表穿鲜艳的衣服，所以邓大姐和邓芳芝都穿的是天蓝色的缎子衣服，很显眼。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和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都是作为英雄母亲被选为代表的，邓芳芝为人很活跃爱主动打招呼，胡文秀就内向些。台下的代表们都按照各自的省坐成竖排，梁军和谢冰心坐得很近，中间只隔了一个科学家，“那个科学家听说是细菌进到脑子里了，说话全靠发音，然后助手分辨出来再告诉别人”。政协也有人旁听了会议，她见到了喜欢的作家张恨水，见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我不认识溥仪，别的代表告诉我，我们大家就都去看，觉得新鲜。”
1954年还没有人民大会堂，人代会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那时候没有空调，天气热就用冰块儿来降温。出了怀仁堂有一个葡萄架，下午的点心时间代表们可以在外面喝茶。晚上文艺界代表就表演文艺节目，郭兰英唱《绣荷包》，王昆唱《翻身道情》。没有晚会的时候，代表们相约去王府井逛街。“吉林市委书记也是女代表，出门不认识路，也不太会挑衣服，逛街就我俩一起去，我给她参谋。”不过也有梁军不得心应手的事情，“我烫头发不会梳，让人给我烫个简单的。白杨就不一样，她的头型是把长头发烫短，很好看，每次烫头发得五六个人服务，她手指甲和脚趾甲都要涂上油。白杨当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到哪里代表们都爱看她。”
梁军当时也不是泛泛之辈，她的故事早已登上了《人民日报》，还编进了小学课本，再加上为人热络活跃，交了很多朋友。她一自我介绍，同住在一个宾馆的王昆和华罗庚就马上知道她是谁，后来变得很熟悉。她和郭兰英早就认识，跟着部队的人亲切地称呼这个大明星为“小郭”。钱伟长也主动教她学习窍门。“我当时画法几何学得不好，钱伟长让我带一把刀，用土豆切出形状来入门。”大家也都爱找她帮忙。“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在大宴会厅找不到他爱人了，就说梁军，找找你韩大姐在哪儿呢，我就往凳子上一站就看见了。黑龙江省的代表们爱吃羊排，也找我说，小鬼我们馋了，你去找大师傅联系联系。”
新女性的选择
在家里，梁军绝对是强势的那个。因为她的外事活动繁忙，在单位里也是“一把手”的王佐之就成了她的助理，听她指挥调遣。日常工作是替她接电话，再“请示”梁军确定日程。采访的时候，她对丈夫说一句“你走吧，我们要开始了”，王佐之就到隔壁房间看报纸一直到采访结束。梁军一生的性格都是这样，不依附于别人，有自己的主意和选择。
12岁的时候，为了给哥哥筹集聘礼，梁军被母亲聘给小地主的姨娘家里当童养媳。这段用来渲染梁军在旧社会悲惨生活的经历，在梁军嘴里却有着一种“因祸得福”的感激之情，姨娘家同意了梁军开出来的条件，出钱供她读书。读书，给了她人生的第一个机会。
苏联红军走，八路军来，为新政权工作成了梁军家乡里积极向上分子的主流选择，这也是在小县城出人头地的途径。好强的梁军没什么好机会，小县城中本来不多的位置都被有门路的人占了。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讲，还有一个途径是嫁给八路军老干部。而16岁的梁军“不想嫁给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男人”，只想外出闯世界。她编造了去婆家当童养媳的借口离开了家，用打小工挣来买香粉的钱当路费坐马车上了路。她说：“我看了《水浒传》，认为水泊梁山是革命的，走出明水县，梁家军（指自己）解放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梁宝珍改成了梁军。”
就在梁宝珍变成了梁军，还心满意足地开着拖拉机在农场上驰骋的时候，她又要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新方向：农业部要求劳模们继续学习。当时的潮流是许多劳模走上了从政之路，去了专门训练工会干部的学校，毕业后做工会或者团委的工作。而梁军不同，她走的是一条更艰难的技术路线，“我对指手画脚的工作兴趣不大，觉得把荒地变粮食是光荣伟大的事情，愿意在生产第一线”。
1952年，梁军考上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电机系，成了大学生。学工科，她的数理化底子很差。为了不被同班的小弟弟、小妹妹落下，她拿出了在农场开荒的劲头，早上起来用冷水浇头，晚上零点之前不睡觉。“学习其实比在农场干活累，在农场时候睡一觉就好了，脑子不用想。学习不行，脑子一直在转。”1954年，梁军生孩子，月子还没坐完，就请老师来补落下的课。这样的学习劲头，梁军一直保持到50多岁评高级工程师的时候。虽然技术上的问题都难不倒她，可是专业外语就很头疼了，人到中年她还要重新捡起日语学习，她说：“我把单词都贴在厨房里，炒菜的时候看。”梁军对自己最后得了80多分很自豪，更重要的是比当过大学校长和研究院院长的丈夫强。“我老头都要佩服我，他在考场上头疼被抬下来的。”
梁军和王佐之相识在大学时代，当时22岁的梁军在人生大事上有她自己的原则：“我不能跟小弟弟谈恋爱吧？当时有解放军追求我的，可是解放军可敬不可爱，我的根在北大荒，我有我的事业，不能像其他军属一样随军各处走，依附于丈夫随便安排一个什么工作，我不愿意。”她相中的是同年级甲班高大英俊的王佐之，“我1.65米，得找个高个儿的，他1.8米，大我两岁，没上大学前是辽宁盖州果园的党委书记，各方面都很合适”。作为一个年轻单身的女劳模，梁军在婚姻上的选择相信的是组织上的决定，她给黑龙江省农业厅厅长写了汇报，大致讲了一下王佐之的情况。“我问厅长可不可以跟他好？厅长说可以好，我们才确立关系。”即便如此，王佐之写给梁军的信，梁军都没有打开过。“我把信都交给农场，组织上让我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学生会主席，我们要离城很远才约会，我平时叫他王大哥，他叫我梁大姐。”
梁军生完孩子后面临两个选择：王佐之留在了北京教书，她却不想也跟着过教书生活。她说：“最拽女拖拉机手后退的就是男同志，我们那个女子拖拉机队就是因为姑娘们结婚跟着丈夫走了才逐渐解散的。”夫妻俩考虑了一周，梁军决定回到黑龙江参与农机研究所的创建，她说：“我是黑龙江培养出来的，离开黑龙江就没了根，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这个选择让梁军和王佐之付出了重大代价，梁军几乎没有公开讲过这件伤心事，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才略为提及。梁军回北大荒后，把儿子留在北京上幼儿园。那几天下大雨，孩子睡在凉席上染上了病毒，最后因心脏麻痹夭折了。梁军赶回北京的时候，只见了儿子最后一面。50年后，梁军还在念叨：“那是七八月份的事情，本来是说好暑假后就接回黑龙江的。”梁军说她和丈夫原来计划是只生一个孩子，“可这件事情后害怕了，后来又生了3个男孩”。
梁军现在的生活幸福、平顺，刚刚搬进用夫妻一辈子积蓄买下来的大房子里。每天早上5点就和丈夫起床散步、买菜，每天固定要阅读订阅的报纸和杂志。临近国庆，她开始繁忙起来，9月份的下半月要往返北京两趟，有3个节目要录，还要参加工会的活动。她的身体其实不算好，话说多了就会猛咳，关节炎也很严重，坐久了站起来，要停很久才能迈开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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