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各級三令五申，可讓人遺憾的事仍然一再發生。
迄今為止，全國各地發生多起防疫瞞報虛報案件，有發燒後仍隱瞞行程與多人接觸者，有明知自己疑似患病仍與他人接觸的，也不乏不主動報告病情的隱瞞行為者。
全民戰“疫”的節骨眼，仍心存僥倖，刻意隱瞞去過湖北等地的經歷、行程，類似行為，既是對個人和家庭不負責，也是對他人健康的極端不負現，不僅影響疫情防控大局，還會帶來嚴重的法律後果。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對這些人和這樣的行為，必須態度鮮明，堅決打擊，從嚴處置。
但咬牙切齒齊聲呵斥之餘，對瞞報虛報背後隱藏的行為動機，卻也不能置之一旁忽略不計、不予考慮。
須知，除去極少數窮兇極惡道德敗壞的人，疫情發生前，這些瞞報虛報者，絕大多數都是守法公民、一般群眾，並不是人人皆知的大奸大惡之徒，並不是危害社會作惡多端的犯罪分子。
而疫情發生之後，他們卻甘冒貽誤自身治療時機的風險，犯下危害公共安全的罪錯，選擇刻意隱瞞。
一而再，再而三。明知瞞報嚴重後果、惡劣影響，仍然頂風犯法，即使淪為階下囚也在所不惜，為的是什麼？
須知，利益考量是道德認同、行為選擇的重要前提。
除了心存僥倖，必然還有更深層次的擔憂、焦慮和利益考量。
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力量推動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
是什麼讓這些人產生比死亡更深重的恐懼？
他們究竟在害怕什麼?
恐怕，還是源自心中那根深蒂固的的偏見和對傳染病人歧視。
把病人等同於疫病本身，將疫區視為生命禁區，將隔離者視作囚犯，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在病人痊癒以後，依然“另眼相看”，視作異類。
在人類與疾病的抗爭史上，汙名化傳染病人的問題可謂源遠流傳，從天花到鼠疫、從麻風病到非典，類似偏見和歧視屢見不鮮，非止一日。
《傳染病防治法》赫然載明，“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病源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也許就是歧視傳染病人問題依然在一定範圍內普遍存在的明證。
近而言之，此次疫情漩渦中，被恐懼、懷疑、擔憂和慌亂等情緒裹挾的人群中，針對武漢和武漢人的惡意攻擊依然存在。
隨處可見的過度防衛
有人無奈地說，我的鄂A車牌，在外地感受到了滿滿的惡意；聽說是武漢人，個別地方的酒店直接拒絕其入住；有些武漢返鄉人員，在封城前踏上回家的路，快到家卻發現回鄉路被堵了，轉眼間，就被故鄉拋棄……
自己離武漢遠的時候，高喊“武漢挺住”“武漢加油”，當他們發現武漢人就在身邊時，會說“離武漢人遠一點”“呆在武漢別出來”。
尤為弔詭的是，從虛報瞞報行程的案件中，不難發現，對傳染病的最多偏見和最大歧視，恰恰來自傳染病患者以及密切接觸者本人。
或者說，正是對傳染病的偏見和歧視，激發了虛報瞞報的人心中深重的恐懼。
而追根溯源，不得不承認，一系列虛報瞞報案件，折射出的是公眾的深深焦慮——也包括因為無知與偏見而導致的無限放大的莫名恐懼。
有時候，偏見也是一種會傳染的疾病，而且是更可怕的疾病。
而與病毒的頑強抗爭，會是一場持久進行的鬥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需要每個人的參與，也是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的全民戰役。
武漢肯定能渡過難關
必須明確，這些戰役中，湖北人是受害者，武漢是疫情的頭號受害者，封城是作出巨大犧牲、為阻斷病毒傳染鏈作出巨大貢獻的行為。
每一名病患都是弱者，都依然是我們的正在受苦受難的同胞。
任何偏見和歧視，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是對弱者的二次傷害，也是對抗“疫”大局的嚴重干擾和極大傷害。
而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既要對虛報瞞報者予以嚴厲打擊，更要尋根溯源，進一步消除無知和偏見。
最基本的，從善待武漢、善待湖北人，善待病患和痊癒人員開始做起。
換句話說，也許，最大限度去剷除公眾心中存在的各種偏見和歧視，才能最大限度減少虛報瞞報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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