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凶猛，舆情汹涌，十九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仕途被按暂停键。据新华网报道，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应勇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同时调整，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此时距离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2016年10月29日，过去了1202天。距离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的2018年7月20日，仅过去了573天。据《湖北日报》报道，蒋超良最近一次亮相是在2月12日晚主持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暨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会议。而据《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2月12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武汉督导疫情防控并召开碰头会，马国强参加会议。这是其最近一次见诸媒体。
大战进行时，走“马”换“蒋”这一幕似曾相识。17年前的2003年4月20日，正当“SARS”疫情肆虐之时，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孟学农的卫生部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任命高强、王岐山为卫生部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提名王岐山为北京市长候选人；4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此后，疫情真实情况得以正式披露，这次人事调整亦被视为扭转“SARS”疫情防控的关键。
相似的场景此前已有先兆。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当前，湖北和武汉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
自古以来，临阵换将就被视为兵家之大忌，除非迫不得已。但一旦发生，即通常至少意味着双重含义：一是放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毕竟责任未明之下，当政者往往会瞻前顾后，不能直面现实，给出最优解决方案。二是开动机器，调整暨定策略以求最后之胜利。
现代政治就是责任政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强调：各级党委要在这场严峻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称，“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干部，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不敢担当、作风飘浮、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上述通知还特别指出，“各级组织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切实抓好工作落实，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正是在此背景下，此次人事调整凸显问责意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蒋超良、马国强成为首批去职高官，也是继毕井泉之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第二、三名被问责去职者，同时还是2019年9月1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施行以来第一批被问责去职高官。
2019年9月1日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职责范围内发生公共安全事件，或者发生其他严重事故、事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应当予以问责。
该《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方式。其中，对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措施。
根据《条例》规定，启动问责调查后，应当组成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查明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问题，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正确区分贯彻执行党中央或者上级决策部署过程中出现的执行不当、执行不力、不执行等不同情况，精准提出处理意见。
特别举国震惊的是，湖北省2月12日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逼近1.5万，数据激增引发瞩目，原因却和2月4日国家卫健委下发的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有关。上述方案在湖北省境内特设临床诊断病例这一分型，实施后大量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的疑似患者当据此归入确诊。但新方案2月4日下发后，湖北省的执行情况及相应患者数量未对外披露。直至12日方单独公布这部分患者数字，至13日一次性并入确诊病例总数。由于数据未坦诚合规进行公布，相应万余名患者的收治情况亦令人存疑。应当有人为此种状况负责。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监委调查组正在进行的全面调查“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2月7日，官方消息称：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正如光明网评论员说指：“有关问题”就是向公众交待：究竟是什么人压制住了李文亮等武汉医生的声音，及其理由何在、道理何在、根据何在、责任何在、责任人何在。这一切，需要“当面锣对当面鼓”，正式拿到台面上来，向公众说一说。
媒体报道披露，李文亮医生及时吹哨，可是，他和其他吹哨的人却被武汉警方“查处”了、训诫了。不仅如此，在被“查处”、训诫之后，“吹哨人”还上了央媒报道。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社会公众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是哪一级组织，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能量，让一个连“案件”都算不上的事情上了央视？
此后，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如期举行，武汉民间的“万家宴”粉墨登场，甚至湖北省党政高层出席春节团拜会，喜庆晚会等其他大规模聚集活动陆续引爆舆论，成为千夫所指。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与此同时，错过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关键节点，让武汉、湖北乃至全中国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在阻断病毒传播的窗口期内春运开始，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国并走出国门，31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属史无前例之举。截至2月11日24时，新冠肺炎疫情已导致全球死亡1114例，超过2003年的“SARS”疫情。
作为一省省委书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被问责去职，蒋超良和马国强是首例。中共十九大以来两年多，吉林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广东新丰托养中心虐待被托养人事件、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等重大社会事件中，已有多名高官被问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调查及有关问责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要求毕井泉（时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2015年2月至2018年3月任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时任吉林省副省长金育辉、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晋修、长春市长刘长龙等四名高官去职。
而在广东新丰托养中心虐待被托养人事件、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问责中，官方通报均称是对相关官员“失职失责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且据官方口径，被处分高官或者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或者是负责、分管、协管的责任人，负有重要领导责任，领导督促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因此“应予严肃问责”。
参照先例，不难发现，蒋超良此番去职，问责之意自不待言。同时需要明确：现代政治学中，问责只是手段，负责才是目的。通过强化责任追究，调整领导干部，约束不作为、整治乱作为，从而唤醒官员的责任意识、激发其担当精神，让能够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者脱颖而出，更好地服务于民，这才是问责制度的最终价值指向。
当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所称，目前的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在上述背景下，及时问责、调整相关官员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应对之举。
随着此次人事调整，新冠肺炎疫情“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前线指挥官的作战策略将有何调整，如何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从而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无疑是摆在应勇、王忠林和湖北省、武汉市面前的一场“大考”。他们如何尽快进入角色、熟悉情况并作出积极应对，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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