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碗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但她并不囿于一个创作家的有限经验，她以广阔的视野提出了诸多的文艺理论，“文学是一个整体”的命题是她在《致维·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信中提出的，她说：
“我们如何能在托尔斯泰之后继续谈什么‘性’和‘现实主义’问题呢？如何能在莎士比亚之后继续什么‘诗剧’呢？然而文学毕竟是一个整体，它需要变革和发展。”这段话可以看出，她认为文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文学之所以发展，是因为创作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体。这些因素包括客体因素(生活)、受体因素(读者)、文体因素(形式)和主体因素(作家)。四个因素相互影响，推动文学向前发展，形成不同时代的文学特征和风格。
基于此，我将从以下四个回答问题：
1、生活推动文学发展；
2、形式推动文学发展；
3、读者推动文学发展；
4、作家推动文学发展。
01 生活推动文学发展
伍尔夫非常珍视“生活”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认为这不是一般因素，而是一个基本要素。她在散文集《书和画像》中说：
“对于这个基本要素，我们把它叫做生命或者精神，真理或者现实。”
伍尔夫以敏锐的理论感觉，发现在不同的作家中，对生活本质存在不同的认识，而这种不同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比如，她对阿诺穗·本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深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和高尔斯华绥（1867 -1933，20世纪初期英国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等人的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本质非常不满，认为他们的作品只关心肉体而不关心灵魂，给他们的作品贴上物质主义者的标签。她说：
“本内特先生用他那规模宏伟的装备来捕捉生活”，但结果，“生活逃掉了，而失去了生活，其他一切，也就失去了价值。”伍尔夫对文学生活本质的理解是独特的，如她所说：
“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光轮，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我们也要明白提出：小说的恰当素材是跟习惯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东西稍有不同的。“
在同时代作家中，她与詹姆斯·乔伊斯（著名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的作者）等意识流作家对生活真实的理解相同。她认为他们尝试着更贴近生活，把那些使他们发生兴趣、受到感动的东西更真实、更确切地保存下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的差别呢？伍尔夫认为这是时代发展、变化的结果。在她看来这是极自然的、必然的。因为，时代在发展变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夫妇、父子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已发生了变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信仰、行为、政治和文学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而本内特等人依旧用传统的、自然主义的方法去描写跟过去不同的复杂的现代人，因而他们没能揭示真实的生活。通过对乔伊斯《尤利西斯》的评论，伍尔夫认为乔伊斯揭示了现代人“生活本质”：
“跟我们称为物质主义的那些作家截然不同，他偏重精神，他不惜一切地关心着的是要展示心灵深处的那一团火焰如何通过头脑明灭不定地闪现出它的种种信息，并且，为了使它存留下来，他以十足的勇气，撇开他们认为的一切外来因素，不管那是可能性、连贯性或者别的什么，而世世代代中，每当读者该去想象那些既摸不着又看不见的内容时，这些因素就成为指引他的想象力的路标。如果我们要的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正是由于她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看待新一代作家对生活本质的新认识、新发现，她预告了一个新创作时代的来临：
“对于现代人来说，‘那个’——兴趣中心——很可能就存在于心理的隐蔽之处。这么一来，着重点一下子转移了，移到了一向为人忽略的某种东西上来了；于是，不但我们的前辈莫名其妙，我们自己也难以理解的迥然不同的形式应运而生了。”02 形式推动文学发展
外在生活变了，作家对生活本质的理解也发展了，作家还能用传统的方法创作吗？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前辈与今天的作家的写作方式当然不可能相同。她认为，新一代作家要为表现新生活创造新方法：
“目前摆在小说家面前的问题，正如我们揣测往昔的情况那样，在于想出办法来能够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写出来。他得使出勇气来，说说现在他感兴趣的已经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他只有用‘那个’来构思自己的作品。她反对落后于时代的创作方法，对本内特等人的自然主义、物质主义表现方式极为痛恨，认为他们一味地追求情节、故事、严密性。她对意识流方法产生的喜悦并不在于新鲜而已，而在于它确有必然性的一面，她说：
“现在这种方法好在能使我们更密切地了解我们打算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难道阅读《尤利西斯》不曾向我们揭示生活中有多少东西被(其它)小说排斥在外，弃之不顾吧？”她以乔伊斯作品的成功为例，说明一种方法的创新在于它有真正的生命力，是表达生活新本质的需要，是艺术创作本身的要求。
不过，伍尔夫并不是唯形式主义者，她认为作家并不可以随意地制造新形式来猎奇，而是主张形式必须是围绕表达新生活本质的需要而能动地制造出来的。她说：
“假如我们是作家，任何方式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只要它能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这里“一切方法都是对的”是有其前提的。从伍尔夫的观点来看，现实主义是必然的，那么意识流的出现也是必然的，都是为了适应作家对生活本质表达的需要。她说：
“我自认为文体在不断变化着，只是无人注意而已。”03 读者推动文学发展
伍尔夫把读者的“参与”看作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作家认为写作时别的什么都不必考虑，只有把心里想的准确讲出来就行了，而她认为这是一种仿佛有道理，其实完全行不通的论调。
伍尔夫认为，一本书写出来，总是为了让人读的，因为：
“（只有）懂得了为什么人写作才懂得如何去写作，写作时，一定要选好自己的保护人——而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伍尔夫把读者叫作文学的保护人，她认为，找出这么一个理想的人选就是至关重要的事了。但是究竟谁才是理想的人选，谁才能够引诱作家的头脑构思他那最佳杰作，促使作家那孕育之中的种种充满生机的作品诞生出来呢？
她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时代情况不同。她在《书和画像》的“保护人和番红花”一文中举例来分析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伊利莎白时代的作家选择贵族和剧场观众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十八世纪的文学保护人是由咖啡馆的才子和格拉布街的书商这两种人组成。在十九世纪，大作家都为那些半克朗一本的杂志和有闲阶级写作。”因为，尽管不同的时代写作的保护人各不相同，但保护人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影响着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者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
因为文学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读者也参与创作，只是他们都是以一种非常微妙而隐晦的方式，成为某种作品的唆使者和授意者。
由此可以看出，伍尔夫不仅看到了文学保护人的存在，而且从中还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当代写作困境。
她把自己时代的文学保护人与历史上的保护人作了一番对比，对比的结果令她也十分茫然，因为她所处时代的保护人并不象以往时代的那样单纯、清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
“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保护人是空前的品类繁多、叫人糊涂：有日报、周报、月刊；有英国的读者和美国的读者；有畅销书读者和滞销书读者；有文化修养高的读者和追求紧张情节的读者。他们的存在全都组成了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实体，通过各自的喉舌宣布了他们的不同需要，把他们赞成什么，不满什么全都告诉大家知道。”即便这样，伍尔夫提倡不能回避面临的这种困难，只有勇敢面对。而面对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作家选准自己的保护人。她认为，作家看见肯星顿公园的番红花初次开放，动笔之前，先得从一大批竞争的刊物当中选出某一个对他最合适的主顾。对他们统统不必考虑，只想着自己的番红花是行不通的。
因为写作是一种交流方式，作家的番红花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欣赏中才算得一朵完整的番红花。伍尔夫认为那种只为自己写作的行为或许有，但是并不值得存在。她认为：
“迟早也许会有人专为他自己一个人写作，不过那只是例外，而且还是一种值得羡慕的例外。如果有哪些傻瓜愿意读那些作品，就让他们读吧。”所以，伍尔夫坚称文学的命运就决定于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盟，因而选择保护人是至关重要的。而如何选择恰当的保护人，才是问题的关键。
04 作家推动文学发展
文学保护人的作用尽管很大，但伍尔夫也认为不应削弱作家的主体性作用。在对待文学保护人方面，她也极其强调作家的能动性。
她认为，由于时代不同，文学的保护人的素质也起着变化，而作家们处在这竞争的人群中，必须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不为种种假象所迷惑，不受种种派别所蒙蔽。并且作家在对生活本质的思考和把握上，在追求表现生活本质的技巧方面，也需要作家强烈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作家必须尝试发现一种新的技巧，好让他们有可能非常真实地把内在的现实描绘出来，为读者提供一种更清晰、更新颖的生活视域，以开阔他的眼界，使他能够从表面事件之下发现那些难以觉察到的思想感情活动。
伍尔夫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作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她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看出作家主体性努力的方向和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她对其同时代作家的努力并不满意。她说：
“我们并没有学会写得好一些……若从整个高峰顶上看下去，那整个行程的轨迹都具有一种循环的趋势。”她认为本内特、高尔斯华绥等人之所以创造出物质主义作品，是因为作为作家他们失去了自由人的身份，而成为了一个奴隶。作家仿佛不是出自本愿，而是受制于某个威力强大、蛮不讲理的暴君，这个暴君把他置于自己奴役之下，这些作家以一种貌似真实的气势，把全部小说润色得无懈可击。
伍尔夫接着指出，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他就必须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以传统章法做为自己作品的基础，不必非按照公认的格式布局不可。
她从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惊讶地发现了并支持了乔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并把他当作文学进步的代表。她狂喜于找到了意识流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手法和这种方法带来的巨大成就，但即使如此，她依然没有忘记以瞻望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她同时代作家的成就。她始终没有否定或贬低前代作家而抬高当代作家。
她强调，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都应当过去，他们只能作为历史的座标高高耸立，而当代作家的成就也只能是时代性的，后来的作家依然要保持他们的自由创造力，去创造属于并代表他们时代的文学。
所以，她在《致维·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信中提出“文学是一个整体”的命题。
回答完毕。
萧凤拙
文学是一个整体，就像音乐不分国界一样。有其统一性，也有其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