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07年英國人馬禮遜來到中國，此後來華的西方人絡繹不絕，來華者往往揹負外交、經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國長袍馬褂客死異鄉者。人們喜歡探究來華漢學家身上的中國情結。考察這些來華西方人的生活與著述，我們深感，他們身上有的並不僅僅是中國情結，而是長期耳濡目染於中國傳統文化中而形成的“國學”情結。
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國傳統文化。美國漢學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為衛三畏。“三畏”，不僅與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從《論語》中找到淵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三畏”要求自己像中國的君子一樣為人處事要有敬畏之心。另一位美籍漢學家Chauncey Goodrich，中文名字為富善，既可以視為直接意譯自goodrich，也可以理解為輾轉取自《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富而好禮，就是富且善，是他所崇尚的人格理念。
童文獻《西漢同文法》扉頁 作者供圖
第二，書名往往出自國學經典。英國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尋津錄》（1859），欲為來華的西方人指點迷津，幫助他們找到漢語學習的最佳路徑。對於熟讀儒家典籍的威妥瑪來說，以“尋津”為名，與中國儒家創始人孔子的尋津、問津的典故遙相呼應。威妥瑪的另一部漢語教材《語言自邇集》（1867），其中“自邇”取自《中庸》“君子之道，闢如行遠必自邇，闢如登高必自卑”。漢語學習要從基礎開始，從身邊做起，巧妙截取化用中國儒家經典名句而成書名，顯示了作者對儒家文化的熟稔。
第三，著述扉頁不乏國學經典名句。英國漢學家馬禮遜《古漢語譯文》（1815）扉頁上的“入境而問禁 入國而問俗”來自《禮記·曲禮》。威妥瑪《尋津錄》的扉頁上印有“泰山不讓土壤 河海不擇細流”，語見《史記·李斯列傳》“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英國漢學家羅存德（W.Lobscheid）在所著《英華字典》（1867）的扉頁上印有“子曰：‘辭達而已矣’”，來自《論語·衛靈公》。英國人薩默斯的著作《漢語手冊》扉頁上刻有“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見《孟子·離婁章句下》，意思是廣博地學習，詳細地闡述，由此可以返回到能說出其要點的境地，希望人們不僅要博學，而且要精學。以上引用，都淵源有自，只有熟悉儒家經典、國學素養深厚的學者，才會樂於引用，熟練並準確地引用。
在扉頁上刻有最多國學經典名句的是法國漢學家童文獻的《西漢同文法》一書。其中五句文言文，繞書名一週，其內容對於治學做人均有涉及。左側為“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一行字，右側是“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智者樂”，書名下端自左向右為“子謂子夏子曰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一行字，以上三句均取自《論語·雍也》，對君子與智者的治學為人的標準均有涉及；書名上端為“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一行字，語出《尚書·說命》，闡述了教學關係，道德養成途徑等內容。書名下端還有一行小字，為“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論語·述而》，強調相信並愛好古代的事物，寫書作文只需敘述和闡明前人的學說，自己不隨意創作。這恰恰表明了作為著名漢學家的童文獻在寫作《西漢同文法》時的態度，即繼承古人而不妄做發揮。一紙扉頁，薈萃經典名句，各種表明心志，國學修養之深可見一斑。
除了引用儒家經典，來華漢學家也喜歡引用俗語。比如文林士在《中國隱喻手冊》的扉頁上就引了“要通古今事，須讀五車書”這樣的諺語。
有時候，晚清的這些老外，不僅在扉頁上留下現成的國學經典名句或者俗語，他們還翻新出奇，直抒胸臆，表達自己對人對事對文化的看法。馬禮遜曾在《字典》扉頁上強調自己的著述對好學深思之人將大有幫助，大讚自己的著述乃“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據，以為考究，斯亦善讀書者之一大助”，將這樣極為正面的自我評價印在扉頁上，也是西方人坦率性格的流露。
法國漢學家顧賽芬在《法漢常談》的扉頁上徑直採用對聯的方式，表達自己溝通東西方的豪邁之情。左側上聯為“比事屬詞惟望東海西海通聲氣”，指明該書為跨文化交流而作；右側下聯為“黜華崇實敢矜大珠小珠落玉盤”，對自己著作的水準表現出足夠的自信；橫批為：“開卷有益異言無譏”，希望閱讀者能有足夠開放的視野和胸懷。
還有一些漢學家，將現成經典名句與個人感受都呈現於自己著作的扉頁。如美國漢學家衛三畏在《漢英韻府》中即如此。其所謂“取之精而用之宏。誠哉斯語！茲集諸書大旨以成是書，無非期為博雅君子之一助爾”，第一句語出《左傳·昭公七年》，原為“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後世多將“取精用宏”喻為從大量的事物中取其最好的，有博觀約取、去粗取精之意。後幾句則介紹了《漢英韻府》的成書方式為“集諸書大旨以成是書”。
為什麼晚清的來華漢學家會如此注重引用經典，附會經典？他們剛到中國，初來乍到，苦於風土人情之不諳，語言文字之隔膜，無論是著述者還是刻書者都急於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著書立說，強調中國經典，尤其以扉頁語錄的方式示人，足以表達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當然，這期間也表現了西方學者對國學經典深深的認同感。於是無論為自己起名、為書作命名、扉頁上刻警句，都會讓人感受到他們對中國經典的尊崇和推重。
當然，漢學家因為學術派別宗教派別的不同，對中國經典又有認同程度的差別。比如十九世紀法國漢學在歐洲為翹楚，其中的代表人物熟稔中國國學經典，對其表現出更強的認同感，童文獻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漢學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國學經典名句，跟他們的中國老師或者中國助手不無關係。比如威妥瑪跟隨中文教師應龍田學習漢語14年，並於1861年完成了《論語》的英譯本，這也保證了他能準確使用中國經典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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