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豆瓣高分
《何以為家》是由黎巴嫩、法國、美國製作的劇情片，由黎巴嫩導演娜丁·拉巴基執導，該片於2019年4月29日在中國內地上映。影片獲得第91屆（2019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獎、第71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等榮譽。目前豆瓣已經近54萬人參與評分，綜合評分高達9.1。
《何以為家》講述了一給真實年齡大約在12歲左右的黎巴嫩男孩扎因悲慘的生活經歷。在法庭上，他作為原告方控告自己的父母，因為他們沒有好好養育他，在家庭不堪重負的前提下仍舊在拼命生孩子。扎因作為家裡的長子，眼睜睜看到自己的妹妹薩哈在11歲初潮後被父母賣給了雜貨商，最終懷孕期間流血過多而死，而後扎因用刀捅傷雜貨商入獄。
在法庭上，扎因指控他的父母
電影原名《迦百農》，導演娜丁•拉巴基說：在法文和英文中“迦百農”是亂和不規則的意思。迦百農是聖經中的地名，在加利利海附近一域。耶穌開始傳道時，即遷居此地，有不少神蹟和重要的事情在這地方發生，現如今已成為一片廢墟。
看完電影，除了激發出對這個世界上另一個角落現實寫照的悲憫情懷，我還對“除了人民享有平等的生育權，還應該給孩子什麼”這個問題產生了思考。今天，我就從教育的角度淺談其對孩子成長的現實意義。
從扎因的家庭看難民現狀：脫離教育體制的悲慘輪迴命運
想象一下這樣一個場景：
一個本該在學校學習的下午，一群10歲所有的孩子在破舊的房屋間奔跑，他們拿著廢墟里撿來的木塊、塑料、金屬等拼成武器的樣子互相打鬥，破壞是他們永恆的主題。玩累了就跑到一個空曠的廢舊樓裡，用集齊老練的姿態抽著煙。
或許，第一反應就是：他們是一群不學無術的社會上的墮落小混混。這是我們基於生活觀察經驗得到的推理，卻不知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這是他們的無可奈何。
影片開頭就描述了這樣的場景，主人公扎因的故事發生在黎巴嫩，而他卻是一個敘利亞難民。生活在一個和平時期實力強大的國家，我們很難真實想象戰爭對於無辜的人造成了怎樣的傷害。
多年的戰亂（包括敘利亞戰爭）導致大量人口湧入黎巴嫩、土耳其等國。但是聯合國難民署無法安置數量如此龐大的難民，於是大部分人都無法通過正規流程申請成為難民進而順利移民歐洲，所以無身份的他們只能靠偷渡或製造假身份苟且偷生。
扎因的妹妹薩哈流血過多卻止步於醫院門口，因為作為偷渡難民的她沒有身份證明。
電影《寄生蟲》裡，基宇媽媽說他們就像蟑螂一樣，“半夜只要開燈，蟑螂就會全部躲起來。”他們家庭就像是活在社會底層的蟑螂，踩在人們的腳下，無力翻身。
《何以為家》中的難民們又何其不是呢？別說教育，就連生存都成了問題。脆弱之餘，他們永遠無法知曉明天和死亡哪一個率先到來。
扎因年紀雖小，卻已經開始扛下家裡的重擔。清晨，貧窮感打敗了慵懶，扎因和家裡的兄弟姐妹們早早地出門制販果汁。扎因給老闆運送貨物，只為獲得約合人民幣一元的報酬。長子入獄，因此打通了他們家最大的收入來源：扎因去藥店騙取止疼處方藥（曲馬多），實則長期服用易成癮，多被作為廉價毒品。扎因帶回家和家人一起將衣服浸入灑滿曲馬多的水中，製成毒衣，通過獄中的長子進行交易流通。
扎因一家制作毒衣
從扎因的臉上，我們幾乎看不到笑容，僵硬的面部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摸透社會底層生存法則的麻木與服從。
在扎因的生活圈中，不是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到教育。在一次搬運貨物途中，他看到了一輛堆滿書包的中型汽車。裡面坐滿了孩子，時不時還在交流著學校的情況。扎因的目光完全被這輛車吸引，直到車輛消失，他才發現這是他遙不可及的夢。
扎因的家庭也不是考慮過給扎因上學的機會。只是，扎因的母親考慮的是“學校給孩子提供衣服和食物，還能從學校帶回來各種各樣的物資。”而父親考慮的是孩子上學的時間擠佔了平時工作的時間。
從扎因臉上的絕望中，我們明白扎因連做夢的機會都沒有了。
在法庭上，扎因控訴父母沒有好好撫養他，還在拼命生孩子。而扎因的父親也是滿臉無奈，他直言：他的父親就是這樣長大的，而他只是重複了父親的生活模式。
而扎因在潛移默化中也受到了家庭的影響。在照看埃塞爾比亞難民拉希爾的孩子時，他做出了和父親類似的舉動，將不聽話的孩子的一隻腳用繩子綁在柱子上。
或許，年輕的扎因父親也像他一樣想擺脫生活重壓的桎梏，奈何時間卻沉澱了他的奴性。在扎因的世界裡，孩子對於家庭的重要性主要為經濟利益，多生即提供家庭擺脫生存困擾的可能性。就連孩子受教育也是看中其背後為家庭帶來的即時性的經濟價值。可他們很難想象到，孩子的撫養也是一筆巨大的費用。於是脫離教育體制的他們，就會一遍又一遍上演悲慘的輪迴命運。
影片給中國家庭教育的啟示：孩子的體內不該住著一個“成熟的大人”
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出現了一個詞“Kitsch”刻奇。這個詞來自 19 世紀的德國，本意是在三明治上塗抹一些精美的東西，來安撫兒童；又說是保留一些破爛，作為人生中某個時刻的紀念。刻奇，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具有象徵意義、貌似精美、實則廉價的情感認同和撫慰。
或許，看完《何以為家》我們會說扎因們好可憐，這種悲慘的命運足夠贏得我們的眼淚。事實是，這部離商業化環境遙遠的電影背後一定有更多作為觀眾可以被“行動”的意義。
流落街頭的扎因
影片中的主人公扎因扮演者也叫扎因，這不是巧合，而是由現實世界中的敘利亞難民兒童扎因本色出演，以一個兒童的視角講述了發生在距離我們約6974公里世界的真實故事。
絕大部分的我們，或許家庭條件遠好過扎因們，但也很難在看完影片後為他們做些什麼。不如在影片的餘味消散之前，思考一下
在自家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應該給予什麼樣的環境。如果把時間往前推個幾百年，那個時候，農村是主要的社會組織形態。家庭裡的孩子基本沒有經歷過完整的教育就早早到農田裡幹活，而這種生活就是他們一輩子的縮影。調查顯示，民國時期的文盲率為80%，而比扎因的環境好一些的是，即便如此，通過大自然回饋資源，大家也能夠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隨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進程開展，社會文明更進一步。慢慢地，我們發現一些傳統封建的意識形態正在阻礙著落後的人們向前發展。這種觀念也像是一種輪迴的漩渦，讓世世代代深陷其中。不是難民，卻勝似“精神難民”。
即便是現代社會，我們也會窺見一二。在電視劇《歡樂頌》中，我們就瞭解到了樊勝美的家庭。因為母親重男輕女的觀念，導致女兒理所應當給家裡供養的觀念根深蒂固。正是因為她的父母沒有接觸到完善的教育體系，才讓好不容易跳出泥沼的樊勝美仍過不好這一生。
在《何以為家》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本該擁有童真實則卻“成熟得可怕”的扎因。他明白什麼是女孩子的初潮，也知道該怎樣讓妹妹薩哈躲避初潮過後被賣的命運；他明白自己的命運，在電視直播中傳達著這個年齡段不該有的心聲；他看清了父輩的悲慘循環，在法庭上控訴父母“不要再生孩子”……
雙手插兜的扎因
扎因的成熟，不是教育體制帶來的，而是在這個社會中摸爬滾打教會了他什麼是生存法則。可就像片頭描述的場景，作為父母，你願意孩子這樣成長嗎？
細心觀察，我們發現像扎因這樣的案件堆滿了檔案室，但那個世界也不是100%的絕望。在影片中，主題電視節目給了他機會；在現實中，娜丁·拉巴基導演給了他機會。
和扎因類似的案件堆滿了檔案室
扎因（又音譯為贊恩）通過電視直播表達了心聲
迴歸到我們的生活中，九年義務教育給了中國孩子一個平臺。家長需要做的，就是給孩子上學的機會。
毛主席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提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新中國剛剛成立百業待興，但中央領導一步到位把義務教育年限達到發達國家的教育水平，體現了國家再窮也不能窮教育的堅定信念。
到2016年，全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普通小學17.8萬所、初中5.2萬所，小學在校生9913.0萬人，初中在校生4329.4萬人。
在孩子本該快樂成長的年紀，作為長輩應儘可能不要讓孩子體內住著一個“成熟的大人”。教育是希望，是打破輪迴枷鎖的鑰匙，是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糧草。
拓展思考：未來的教育應該朝著什麼方向發展？
現在的90後，00後，10後是幸福的一輩，他們享受著比長輩們更好的教育，更幸福的生活。不僅是家長在努力創造這樣的氛圍，國家也在努力推動社會發展。
例如，2019年4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禁止妨礙義務教育實施的若干規定》，以切實保障國家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糾正嚴重影響適齡兒童、少年成長髮展的違法違規行為。
那麼，作為被數據環境包裹新興一代，我們又該如何進行孩子的教育呢？
首先，家長應儘可能為孩子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而非無節制的多生窮養。在《何以為家》中，雜貨商的老闆讓扎因的妹妹十一歲時就懷孕了，甚至在法院上坦白這很常見，他的後媽就是這樣長大的。
雜貨商老闆面對11歲嫁給自己的事實一臉淡然
中國農村的60後、70後有些不到20歲就生孩子。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女性平均生育年齡已達到29.13歲，比2000年推遲了2.82歲。
在資源相對富足的一些西方先進國家，生育時間更加推遲，生育率大大降低。
從扎因的家庭裡我們看到，多生並不能改變他們經濟困難的現狀，因為每一個孩子的養育都需要額外的成本，畢竟孩子不會一生下來就能掙錢。
而晚生少生則能給父母更多的時間積累資源，提高家庭進而提高社會的人均生產效率。現在，由於我國部分地區已慢慢達到發達城市的發展水平，國家開放二胎政策也是一定程度上讓富足的資源給第二給孩子提供了健康成長的可能。
因此，生孩子之前先考慮一下父母是否有相對充裕的資源給予孩子的成長與教育。
其次，應適當給予孩子自由的成長環境，而非父母的全權規劃。
因為工作和教育相關，此前我在開學前一週去往了上海的一家小學。我驚訝地看到，學校裡已經“人滿為患”。不同教室裡的孩子拿著統一的樂器在練習著，而我也無法得知他們是因為真正的興趣，還是父母在成人世界的競爭中給孩子又上了一道枷鎖。
不僅中國家庭，在印度電影《起跑線》中，我們也看到了其他國家孩子成長的“比拼”。實際上，孩子沒有足夠的能力反抗父母時，的確能按照規劃的路徑成長為他們想要的樣子。可只有孩子自己知道，或許，他們並不喜歡。
在電影《少年的你》中，我們就見到了這樣一個孩子：魏萊。魏萊氣質溫婉，外貌奪人，成績優秀，家境良好，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別人家的孩子”。可實際上，家長命令式的教育讓魏萊在成長環境中沒有得到足夠的家人關注，以成績為結果論是非。
而我們在大屏幕前看到的魏萊，最終“變異”了。她能一面在長輩（她無力反抗的一面）面前表演著“乖乖女”的形象，一面又可以私下整蠱甚至校園霸凌弱者，發洩她內心無處安放的負面情緒。最終導致被弱者過度反抗失去生命的悲慘後果。只有到了這一刻，父母才發現了教育中的問題。
《何以為家》中的扎因，我們發現在多個場合，他喜歡拿著鍋碗瓢盆擊打，享受著音樂帶來的片刻安寧。現實中，如果我們為孩子的興趣提供一片土壤，而非一味壓抑天性去承受著成年人傳導的壓力，或許孩子能更健康地成長。作為生育權的結晶，孩子也應享有幸福成長的權力。
苦難中敲打生活的音符
未來的教育，一定是尊重每一個孩子不同天性的。如果學校統一的教育做不到這一點，家庭裡每一個陪伴孩子成長的家長就應該主動出擊，為孩子的成長保駕護航。
結語
我們大多數人比扎因幸運，因為我們有一個他夢寐以求的家。但這只是一個起點，我們要讓孩子接受教育，而且是自由的教育，兼顧身心健康的教育。
希望未來，能看到能看到的是扎因臉上自發的笑容，持久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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