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 （清宣统二年）秋冬至次年春季之间，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流行性瘟疫， 时人称之为"肺炎瘟疫"或"肺鼠疫"。瘟疫发生后迅速蔓延，并影响波及到直隶(旧省名)、山东等省。其所造成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深，堪称中国近代瘟疫灾害之最。
瘟疫由产于我国东北地区西北部的满洲里与俄国交界处的野生动物旱獭而引发。因捕猎 旱獭获利极厚，故前往捕猎者每年不下数万人。1910年10月中旬，在满洲里火车站，一位 猎獭者突然倒地不起。其症状为"寒热大作，脉息跳动极速，呼吸迟慢，如作鼾声，肤焦热…其后又变为咳嗽，痰中带血…一日后乃死。患者肤色初为红，渐变为黄，至死乃成一种若铅之黑色。"之后，相同症状之瘟疫迅速在满洲里蔓延，至l1月中下旬，死亡人数已达300余人。
清末东北瘟疫源：旱獭
随后，瘟疫沿铁路传至黑龙江齐齐哈尔、哈尔滨，又以哈尔滨为中心扩大流行，波及省内22个县市，死亡27434人。其后又传至吉、辽等省。吉林省内"北起榆树、大赉，南到海龙、东丰，东到敦化、舒兰，西至辽宁省边界的辽源、梨树，波及21个县市、 596个自然屯 ，死亡12230人(一说死亡 20264人)，仅长春市及中长铁路沿线就死亡3800多人。""辽宁沈阳、铁岭、义县、兴城、辽阳、抚顺、本溪、锦州及旅大地区等26个县市死亡5855人。"据时隔两年后的美国《世界杂志》记载：此次瘟疫共造成整个东三省 5万余人死亡。据清民政部在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二十二日发布的统计，时死亡人数为1．9万余人 。同年阴历3月初，东三省总督锡良称，死亡人数已达4万余人。至瘟疫结束时全国共死亡6万余人。
疫情惨象
此次疫情流行最严重之时，东北各地旅馆、学堂、剧场等人群聚集之处患者累累，倒毙露天者触目皆是。拥有6万余人口的黑龙江双城府，一月之内"染疫而亡者6OO0。城中所雇载尸车之御者200人，中死100；巡警之派充卫生队者270人，以疫死者170。尚有乡间村落患疫而死者多至不可收拾，防疫队以火毁全村而已。"瘟疫发生一月之后，北方城市哈尔滨也遭到严重传染，并迅速向周边扩散。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更成为重疫区，当时有报刊登载了傅家店的疫情，称傅家甸自阴历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初五止共十四天内，因疫毙命者共五百七十二名之多。现在每日死者约四十名。每日染疫者约一百名，大有日炽一日之势。《申报》亦报道："哈尔滨死者二百五十四人。傅家甸死者一千一百八十四人，奉天死者三十八人 ，长春、吉林死者不计其数。"
疫情中的傅家甸
面对突如其来的暴烈瘟疫，普通老百姓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恐惧。由于疫灾死亡人数之多，流行之酷烈，远远超过一般的自然灾害。这种直接威胁生命所产生的紧张心态使一些人产生了与常规不协调的、失去理性的行为，其典型体现就是诉诸迷信。面对出现的疫病，普通百姓不知如何预防，只是在巷头拦根草绳进行封闭，也不知道该怎样抢救，事后又不作全面清毒，唯有迷信鬼神，大疫期间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庇佑，反而加速了疫情的扩散。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黄巾教，又名黄天道教，到处煽动愚民入教。入教者发给黄布一幅，缠在头上，俨如汉末的黄巾军，声称入教者，即可避免瘟疫。此外，当时民间还出现了《鼠瘟宝卷》一类投机性的迷信宣传品，讲的是一位78岁住在天津的善人黄志人，他在梦里梦到观音菩萨训诫，知道有鼠疫流行，只有遵照菩萨教导的方法才能避开灾情。其中有不少类似梦呓的话，唱道疫情，十分恐怖。
鼠瘟宝卷
由于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当时普通民众对现代防疫手段还十分排拒。针对瘟疫的很多现代防疫手段来自西方，与中国传统疾病观、生死观相违背，导致政府和民间在防疫过程中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对于死者，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整套丧葬礼俗，人们讲究入土为安，当时清政府首次大规模采用现代防疫手段，其中的隔离、剖尸、焚尸、烧屋等措施，无不与传统文化相违背，防疫中屡屡发生中西文化冲突。比如，在哈尔滨，当时参加防疫工作的一名外国医生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另一个困难是对尸体的处理，越来越多的尸体堆积如山，根本来不及运至坟地深埋，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尸体上残留的鼠疫病菌到第二年春天仍可存活，从而引发新的瘟疫。最好的方法是火化尸体。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就道出当时传统氛围之下采用现代防疫手段之艰难："口用中外药品购运维难，加以民间风气未开，检验隔离既苦不便，焚尸烧屋复谓不情，往往隐匿病人藏弃尸身，甚且造谣滋事，相率抗阻，多方指摘，层层困难，几乎无从措手……。"
跳神驱疫
瘟疫"如水泄地，似火燎原"，百姓慌乱无助、惊惶失措，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紧急寻找到了一位熟谙细菌学的医者出任中国医官，负责防治瘟疫。这位中国医官名叫伍连德，一名马来西亚华侨，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收到委任状后，伍连德立即赶到了哈尔滨。
面对暴虐的疫情，伍连德主认为当务之急是确定病源，而确定病源需要病理学支持，必须对尸体进行解剖。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者为大"，如若将其尸体解剖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面对传统风俗的压力，伍连德认为不能妥协，无论有多大的阻力都必须为之抗争。于是，12月27日凌晨，抵达哈尔滨仅仅三天，伍连德就进行了一场尸体解剖。这场解剖，成为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伍连德博士
经过样本提取并检验之后，伍连德找到了鼠疫杆菌，这就确定了流行病是鼠疫。然而这只是开头。传播鼠疫的通常是活跃于老鼠身上的跳蚤，但冬天在零下30多度的东北，跳蚤是活跃不起来的。显然，鼠疫的传播另有其它方式。经过苦苦探索，伍连德找出了几个与鼠疫病症不同的特点，最后经过总结，他大胆提出这次的鼠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染。
伍连德的设想一经提出，就受到质疑。当时在东北参与防疫的日本医生和法国医生都是业界权威，他们都强烈反对伍连德的大胆设想，对飞沫传播这一说法更是嗤之以鼻，而舆论也一边倒批评伍连德的说法。正在争执不下时，参与防疫的法国医生却染上鼠疫死亡了。伍连德经过调查得知，这名医生正是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接触了病人而感染上鼠疫的，这让他更加确定疫情是通过飞沫传染的。伍连德迅速向清政府申请，立即封锁哈尔滨，停止铁路营运，对疑似病例进行隔离等措施；同时，他还要求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医生，必须戴上他自创的口罩上岗，这种由两片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的口罩，成本仅为当时的 2 分半钱，作用却至关重要，沿用至今，被称之为"伍氏口罩"。
伍氏口罩
然而，就在防止飞沫传染的措施全面展开之后，每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仍在上升，甚至在1911年1月28日达到峰值—每天死亡183 人。防治措施究竟有没有效果？大家都人心惶惶，恐惧、绝望在民众中间持续蔓延。紧要关头，伍连德认真审视整个防控措施，终于发现了防控措施中的另一个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尸体。由于鼠疫死亡者的尸体因土地被冻而不能深埋于地下，被胡乱抛在市郊道路两旁，这成为疫病不断发展的传染源。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付之一炬，但这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面对强大固化的陈规旧习，伍连德没有放弃，他联合当地的士绅联名上书，要求朝廷允许火葬。面对严峻形势，清政府只好同意了这个请求。很快，伍连德组织了集体火葬，自此，鼠疫日死亡人数"日渐消减"，到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蔓延6个月，波及东三省及河北、山东多个市县，死亡人数达 6 万余人的流行大鼠疫终于被扑灭。
事实证明，中国人依靠科学的方法自己消灭了鼠疫。1911年4月 3日，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举行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共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十一个国家参加，伍连德当选为大会主席。会上，各国的科学家对中国的鼠疫防治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科技大会，也是中国进入科学现代化的第一步，是一次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大会。
万国鼠疫研究会（1911）
由于鼠疫防治与实践中的巨大贡献，1935年，伍连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今天，哈尔滨道外保障街上，仍屹立着一座紫红色的三层楼房，它就是中国现代医学和现代医学教育之父：伍连德博士(1879—1960)纪念馆。
伍连德博士纪念馆
纪念馆肃穆、端庄，它所陈列的瘟疫苦难，它所展示的伟大人格，它所体现的抗争精神，令人唏嘘，令人敬仰，更令人奋起。
参考文献：
《东方杂志》，第10卷 第10号，1914年商务印书馆；
《档案信息参考》，2003.(2)，吉林省档案馆编印；
余新忠：20世纪明清疾疫社会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10)；
天津临时防疫会报告之文，大公报，1911-02-05；
哈尔滨鼠疫之可畏，大公报，1911-01-16；
满洲疫患续志，申报，1911-01-17；
王魁喜：《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说预防鼠疫的方法，大公报，1911-02-05
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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