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與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之《作為隱喻的疾病》開篇就寫下了這段引人深思的話，在讀她這本書之前，我還沒見有人這麼說過“疾病”。
蘇珊•桑塔格
那麼何為隱喻，隱喻何為？
文學制造、演繹疾病的意義和隱喻
何為隱喻？亞里士多德解釋是：“隱喻”—— “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漢語詞典給出的是：◎ 隱喻 yǐn yù， [metaphor] 一種修辭手段,用一個詞或短語指出常見的一種物體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種物體或概念,從而暗示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比喻的一種。不直接點明是比喻,但實際上是打比方,常用“是”“成”“就是”“成為”“變為”“等於”等表明甲事物就是乙事物
<strong>引證解釋
1. 暗中寄寓諷喻之意。 夏曾佑 《小說原理》：“小説始見《漢書•藝文志》，書雖散佚，以 魏 晉 間之小説例之，想亦收拾遺文，隱喻託諷，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語言學系教授，著名語言學家，認知語言學的創始人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著有《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該書被公認為認知語言學隱喻系統研究的開始，在國外隱喻研究中具有很大影響。
喬治•萊考夫在書中指出，“隱喻” 不僅是語言中詞彙的問題，還是人類思維的重要手段,它直接參與人類的認知過程，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乃從認知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該書完全顛覆了幾千年來人們對於隱喻的狹隘看法，國內外但凡論及隱喻、認知的論文和專著，無不以此為經典。
綜合比較，我們大概能理解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中的“隱喻”，當是喬治•萊考夫教授《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裡所說的“隱喻”。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中的兩篇文章，書寫的是日常生活中意識形態的批判，或者說通過附著在疾病之上的隱喻，來揭示有關疾病（又不僅僅是疾病）那種隱喻性的思考方式。
正如桑塔塔在書的結尾那段話：“使疾病遠離這些意義、遠離這些隱喻，似乎尤其能給人帶人解放，甚至帶來撫慰。不過，要擺脫這些隱喻，光靠迴避不行。它們必須被揭示、批評、細究和窮盡。”
因而，譯者程巍有言：患者及其親友、道德家、醫生、衛生官員、意識形態家、詩人、小說家以及其他普通讀者，將帶著不同的心情去閱讀這本書。他們中有些是疾病隱喻的製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傳播者，還有一些，則是受害者。
傳播也好，受害也罷，縱觀目力所及的文學表達，能把疾病，尤其是大面積爆發的傳染性疾病，直接拿來做為生活事件記錄或書寫的文學作品並不多，（注意：我說的是文學作品，日記除外）。在諸如《鼠疫》等世界範圍內的經典著作中，把疾病作為一種象徵性存在，小心翼翼地書寫自己對人生、對社會、對個體的深刻體察和反思的佳作，則可圈可點，比比皆是。
或許，這就是我們書寫者常說的“藝術來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但我們又不得不悲哀的承認，在某些語境中，藝術最薄弱的成就是以生活的直接感受為基礎的，藝術的記錄功能是自然得到而非刻意為之，它並不能直接地提升藝術的品格。
寫到這裡，不得不說這兩天被網絡刷屏，引起熱議的來自日本各地發往中國的捐贈物資上的“詩詞贈言”。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崎嶇路，長情在。
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相知無遠近，萬里海為鄰。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
日本各地發往中國的捐贈物資上的“詩詞贈言”
這些出自我們中國人的詩句，被日本人重新引用以後，有人認為“日本人對“古典中國”是懷有深深敬意的，是有情結的。”；也有人在官媒上寫著“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
“光明網評論員文章：疫情當前，怎麼火了一句唐詩？”中寫道：“詩終究是詩，標語也終究是標語，只是背後的思維模式與文明感，更發人深省。這種文明感，是對法治的信仰，與同胞的共情，對個體權利的尊重。文明是精緻的，不能在防疫的旗號下，對複雜的社會活動以“一刀切”的辦法粗糙應付。文明就有它的體面。就像在刻不容緩的援助中，並不妨礙寫上一句“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事態緊急，但善意、體諒、同情也不是就無處安放了。”
還有那個因寫詩侮辱湖北籍人士惹公憤，而道歉並辭職的文學工作人員等等現象，不禁逼我們反思：在有著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國土上，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是現當代的詩人都不會寫詩了嗎？
或許，並非筆力不逮，而是我們的詩人、作家們，在吟詠疾病之初，就有意無意地給它加上了一層甚至多層“道德的、政治的、理想的……”的隱喻與意義，或許象沒有使疾病迴歸疾病本身，或者沒有關注到疾病的隱喻所帶來的某種專門賦予患者和弱者的權利，才使得我們的文學表達那麼無力。
疾病與健康的隱喻性思考與表達
“病從口入”，是我們都知曉也都認可的常識。我們中國人常說“人吃五穀雜糧，哪有不生病的”。
還有一句是“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在這世上活著的每個人，各有各的活法。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注重養生的中國人，幾乎為健康費盡心機。有錢有權有條件的人，以能夠吃到 “果子狸、穿山甲、蝙蝠宴”等類似的山珍野味為榮、為傲，覺得自己經常吃這些好東西，肯定會福壽綿長。殊不知，這不僅禍從口入，還會殃及同類，造成人間悲劇。
我們普通老百姓，為了活得更健康，也是謹慎於飯食、飲料、呼吸和運動，我們每天為謀稻糧而辛勤工作，認真生活；我們每日盡已所能，精心料理著家人的柴米油鹽、一日三餐；我們每天酒掃庭除，仔仔細細地把自己生存的空間打掃得清爽悅心，甚至會把房屋裡裝飾的每塊石頭、每盆花葉都擦得一塵不染、乾乾淨淨；我們每天利用空餘時間讀書寫字、繪畫彈琴，讓我們的精神長相能夠跟得上社會發展的節奏；我們……我們竭盡所能的活著，我們把健康看作一項長期的經常性的工作。
但是，我們真的無力阻擋天災人禍，頃刻之間，一場戰爭就會毀掉一切日常；一次海嘯，就會吞沒一切歲月靜好；一場疾病，就會讓我們人心惶惶，亂了陣腳……即便我們全力以赴，眾志成城，也防不勝防，無處可逃。就像這個庚子之年悄然襲來的新冠病毒，那麼多無故的城，被封禁，那麼多無故的人，被傷害，那麼多中小企業的小老闆，被擱淺，那麼多無故的生命被毀滅，那麼多……我們又該如何自處？
這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又有何隱喻，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與表達？
既然，我們每個人都逃脫不了生病的厄運，那我們當然得承認蘇珊•桑塔格說的，我們也是疾病王國的公民，疾病只不過是生命的陰面。如果這樣講的話，或許我們能理解健康與疾病的關係。
可是，作者接下來在書中一些前後矛盾的觀點，我們又該怎樣解讀。
蘇珊•桑塔格在篇一《作為隱喻的疾病》第17頁寫到：“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儘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
這段話說得多麼好。不論是哪個國家的讀者，只要是地球人都會覺得有道理。我們普通人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
《疾病的隱喻》有多個版本，個人感覺上海譯文出的最好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以健康的方式對待疾病呢？在這場特殊的疫情面前，或許，我們只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而選擇相信——相信國家，相信醫生，相信命運，相信自己……
信心能夠戰勝病魔嗎？曾經身患癌症的蘇珊•桑塔格，歷經數年治療的親身體驗，在承受疾病本身帶來的痛苦和恐懼，還要承受同時加諸於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徵意義的重壓——也就是以道德評判的方式讓患者蒙羞受辱，而在她看來，這後一種痛苦比疾病本身更加致命。
所以蘇珊•桑塔格又在篇二《艾滋病及其隱喻的第104頁寫下了：“疾病本身一直被當作死亡、人類的軟弱和脆弱的一個隱喻。”
一種疾病的隱喻又如何進入另一種疾病的隱喻
在這裡我們不做文本分析，只淺釋在《疾病的隱喻》中，作為“疾病隱喻”的主角是如何被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疾病，轉換成一種道德批判或者政治態度，一種疾病的隱喻又如何進入另一種疾病的隱喻。
《疾病的隱喻》中的兩篇文章，寫作及發表時間相隔了12年，1978年，桑塔塔癌症康復之後寫下了《作為隱喻的疾病》，並在《紐約書評》上連載。在寫這個的時候，她或許沒想過要寫下同樣主題及相同處理方式的《艾滋病及其隱喻》，並於1989年出版。
也曾有人疑惑，既然是寫傳染病的，為什麼不在當地著名的諸如《柳葉刀》之類的專業醫學刊物上發表。作者的回答是，她覺得這些書的潛在讀者並不止醫學圈的專業人士。因為，從歷史上有記載的溫疫分析，但凡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爆發，都不僅僅是一個醫學事件，它還會同時是一個政治事件、經濟事件、道德事件，甚至是一個文學事件。
我們需要太多的知識輸入
如幽靈般病毒的來無影去無蹤之神秘，正是隱喻的滋生地。在種種隱喻中，疾病本身彷彿也有了階級性，而這種階級性會不自覺地進入政治和種族範疇，從而成為對付所謂“負面”力量的修辭學工具。
而這種隱喻的修辭學工具，又常常會超出道德和美學的範疇，成為現象與本質偏離時刻的批評手法。
或許這正是作者桑塔格寫這本書始終如一的目的：因為“隱喻性的誇飾扭曲了患癌的體驗，給患者帶來了確確實實的後果：它們妨礙了患者儘早地去尋求治療，或妨礙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獲得有效治療”，所以她要剝離疾病的道德、政治意義和隱喻，使疾病迴歸疾病“本身”。
正如桑塔塔在107頁寫的：“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樣的轉變，即把錯誤歸咎於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認為是疾病的犧牲品。犧牲品意味著無知。而無知，以支配一切人際關係詞彙的那種無情邏輯來看，意味著犯罪。”
在145寫的：“幾百年來流行的那種歐洲作為優越文化體的觀念，包含著這麼一種看法，即歐洲是一個被來自其他地區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區。歐洲自身被想當然地認為是理當免於疾病的。”
在146頁寫的：“把疾病與窮人——即從社會特權階層的角度看，社會中的異類——在想象中聯繫起來的這一事實，也強化了疾病與外國，即與異域、通常是原始地區之間想象性的關聯。”
有沒有感覺到作者反過來倒過去說的話，似乎只是兩種文化意識的辯證。
正如“隱喻”是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現象與本質之間的分裂也常常以現象取代本質一樣，一切修辭的本質，一切批評的目的，都只不過是——“使詞重新返回物，使現象重新返回本質(譯者言)”
閱讀更多 舍知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