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记者采访武汉方舱医院首批出院患者，一个名为张芬的年轻患者面对镜头说：住进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
我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潜台词，是对方舱医院的医疗条件、医护人员的水平及态度、一起战疫的精神面貌而感染感动。但“住得不想走”却由不得让人觉得有点“口是心非”。
没有人愿意在医院住得不想走。健康而心情愉悦地回家，这是人之常情。何况现在是战时状态，有限的方舱医院的床位也由不得你不想走，你必须让出来给更需要的人。
但这句话她居然还是说出来了。
问题是，居然最后还是播出来了。
我相信，采访的记者不会暗示她说这样的话。即便她离开镜头后，一万个真实的想法都是：我要回家。但一旦她荣幸或者被迫站在镜头前接受采访时，她就不得不端出了另外一个自己，一个无限政治正确尽快“过关”的自己。而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只有暂时隐藏起来。
这个时候的她，有“能力”说出这样的话。
像这样真实的自己和不真实的自己，岂止张芬，我们大多数人都存在两个张芬：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张芬，一个荣幸代言接受采访的张芬。
这段时间，得空把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拿出来回锅，对其中的文官集团普遍存在的“阴阳面孔”深有感触。自负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事件以后，明白了那些大臣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又有私心贪欲，这种阴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在张居正之后的几位和他搭班的首辅里，张四维因为丁忧短暂去职，没有找到阴阳之间的平衡法术。而老成持重的申时行却非常善于驾驭这种阴阳平衡，成为张居正之后，在万历朝当得最久的首辅。
如果把申时行请到电视镜头前，我相信，他也会说：“住得不想走”，因为，他这样说，会讨万历皇帝的喜欢。至于真实的想回家，他自己心知肚明就是了。
如此，我们明白，人的阴阳面孔是随特殊的环境和语境而变化的。有点像那篇有名的外国文学作品，《变色龙》。阴的那一面，在我们面对镜头时，已经成为了习惯，像口腔里安装了一个切换系统，一旦发音，政治正确的那一面就自然而然，如水银泻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如果说，这一面的阴是过脑子后的产物，还有一面阴是不过脑子的产物。
从早前的镇越铁路，到前几天的98.6%入户，都是不过脑子的产物。战疫进入关键期，照理应对数字十分敏感，但“老马识途”，觉得数字不是敏感词，而且这个数字特别伟光正，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战斗力量，所以压根就没过脑子。也难怪，没过脑子的数字脱口而出，换成他是申时行，估计万历皇帝也会老大不高兴。“摆好”成了“贪过”，这是不过脑子的毛病。
日本捐武汉物资，标语写得好，这几天成为全民教育“要学语文”的示范。什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什么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哎呀，这不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吗？怎么我们捐物资，就全变成了“武汉加油”了？礼失求诸野，文化在邻国？好像是那么回事，又不是那么回事。我跟荞麦花开君讨论，我觉得此事不能片面理解，文化还是在我们这边，日本人学的，到底还是皮毛。所不同的是，他们只是用的语境和我们的不同而已。只要我们的语境和环境一旦改变，“武汉加油”也可以换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问题是，我们几十年来的语言环境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普遍大众而言，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化、古代文学的重视和掌握程度，确乎比现今的中国社会强。现在的国人，有几个认真读书的，更何况读《诗经》《楚辞》这样的古典？这是语言基础的问题。我们要先解决基础的问题，再来说环境的问题。所以，在这段超长假期里，国人把这么大把的时间用在各种“创造性”的娱乐上，而没有更多地用于阅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些急中生智、那些创新创造，固然可以调节“无聊”的久宅，但实在无法让人积累有价值的文化素养。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即便出疫后，图书的阅读量大幅增加，但传统的、经典的或者说作为一国之学的古典文学的阅读量，并不会出现明显的增长。
再来说环境。虽然国家、政府层面很重视传统文化，并有意识地在各种讲话、文件中率先示范，但一个普遍推行的社会环境并未形成，反倒是一些庸俗的、浅近的、功利的网络语言，有倒逼传统的势头。在广大县市乃至更广泛的农村，大家更接受简单粗暴冷的标语式口号式语体，这些语体被认为更接地气、更走进人民、更贴近生活。几十年了，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哪里还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存在的土壤。如果不是此番日本人的倒逼，即便我们写出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样的标语，也会被拿着镜头的人吼一声：说人话。
其实，我们并非写不出“风月同天”这样的文字。你看，下面这一位：衣白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既接了地气，说了人话，还特别有文化，和“风月同天”堪堪伯仲之间。
他身边没有话筒，没有领导，不需要什么什么ZZ正确。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充满了强烈的道德伦理的阳光的自己。
閱讀更多 雲棲讀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