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7日中午，在湖南省郴州市南郊的梨樹山村丁家坳組安置房基建工地上（圖11-1 )，考古工作者正在緊張有序地發掘一號西晉墓墓室後部。
當挖開薄薄一層泥土的時候，好幾枚泛著青銅綠鏽的錢幣從黃褐色的泥土中躍然而出，出現在大家眼前。考古專家拿起竹籤，開始小心翼翼地剔去錢幣表面及其周圍的泥土，其中一枚錢幣上竟赫然顯現出“大泉五千”的錢文。
“聽到這個錢幣名字，我隱約記得從錢幣書本看到過此錢圖片，非常珍貴。” 學生羅勝強後來這樣告訴筆者。他參加了這座墓的清理工作，當時就在發掘現場，目睹了這令人難忘的一幕。
一號墓的發掘收穫頗豐。後室中有銅鏡1面、銅髮釵1件、 銅錢若干枚。銅錢、銅鏡、銅髮釵鏽蝕嚴重，銅錢經科學處理得以較完整地保存，有大泉五千一枚和大泉當千2枚（圖11- 2)。
這枚大泉五千，面背有內外郭，面文“大泉五千”四字篆書，旋讀，直徑4釐米，是目前所見我國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惟一一枚大泉五千。此外，前室隨葬陶盤口壺2件、四系陶罐2件、釉下點彩罐1件、陶盞2件。
由於《三國演義》一書的廣泛影響，中國老百姓對三國的歷史實在是太熟悉了。
赤壁大戰之後，曹操、劉 備、孫權各霸一方。
東漢延康元年（ 220 )十月，漢獻帝將帝位 禪讓於曹操長子曹丕，史稱魏文帝，魏國建立。此後不久，劉備、孫權相繼稱帝，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由此形成。
蜀炎興元年（ 263 )，魏軍襲蜀，直抵成都，劉禪降魏，蜀國覆滅。
魏末帝元興二年（ 265 )，司馬炎代魏稱帝，國號晉，史稱西 晉。
咸寧六年（ 280 )三月，東吳孫皓投降晉軍，吳亡，西晉一 統華夏。
三國時期，曹魏鑄行五銖錢，蜀漢鑄造直百五銖、直百錢。東吳實行鉅額大錢政策，大泉五千就是其鑄行的虛值大錢，鑄行大錢對當時經濟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一聽到“大泉五千”這個名字，就覺得很大氣，可《三國志》中卻沒有明確記載，只提到了鑄造大泉五百的事：
《三國志·吳書·吳主 傳》說：“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三國志·吳 書·朱據傳》：“據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 始鑄大錢，一當五百。”
《三國志》還說：“孫權赤烏元年春，鑄大錢。”
“鑄大錢”說得太籠統，是鑄大泉當千、大泉二千，還是大泉五千，只能讓後人去猜想了。
大泉五百
大泉五千是東吳鑄行的最大虛值錢，它不是獨生子，還有一群小兄弟。東吳鑄造大泉五十、大泉五百、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面值由小到大，構成一個有序的系列。包括大泉五千在內的東吳錢幣制度，應當是受到了新莽錢幣制度的影響。
大泉五百、大泉當千
"大泉當千"背左"二"
"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大泉二千"一組
正如民國時期程文龍所說：“孫吳泉制，多襲新莽。莽有契刀，吳有大泉五百；莽有大布，吳亦有大泉當千。茲大泉五千，非即與莽之一刀平五千相當者與？”
新莽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
新莽六泉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發現的數量都非常少。除去前述考古發掘出土的惟一一枚大泉五千之外，大泉二千在遺址、墓葬中偶有出土，東吳的鑄錢遺存也有零星發現。
大泉二千
1953—1955年，廣州市郊清理漢及六朝古墓395座，其 中黃埔大道1號南朝墓出土大泉二千一枚。
1956年12月， 浙江黃岩秀嶺東晉墓出土大泉二千一枚，錢背穿上有一豎。
1995年，在廣東省廣州市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南越國宮殿建築遺址，發掘出大泉二千鎏金錢一枚。
1975年，在江蘇省句容縣葛村發現一處孫吳鑄錢遺址， 出土一批鑄廢的大泉五百及大泉當千銅錢，同出有一批泥質範母。鑄廢的銅錢是以泥制範母，採用“花樹形”多層澆鑄鑄成，每層銅錢4枚，約有20餘層，一次可鑄錢100餘枚。這是首次發現的孫吳鑄錢遺址。
2000年夏季，在杭州西湖疏浚工程中，發現一批東吳鑄錢遺物。包括大泉五百泥範、鑄芯、鑄樹及未鑄成的大泉五百銅錢。
“大泉五百”錢樹·三國東吳大帝孫權鑄錢遺物，雙排36枝。
“大泉五百”錢樹
“大泉當千”錢樹
國博收藏有2枚大泉五千，均為民國時期所出。兩錢著錄於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傳世只有二品，程文龍、戴葆庭各藏一品。”
1912年，浙東修杭甬鐵路，在上虞縣百官鎮龍蚌二山之間，工人挖土，掘出“始寧”款的陶罐1件，內有銅鏡及大泉五千銅錢一枚（圖11-3)。
第二年夏天，有人將此錢攜至杭州出售，為金石家鄒適廬所獲。鄒氏到達上海，知道程文龍有泉癖，就讓程氏一睹此錢芳容，程氏一見鍾情，“其泉靑綠斑斕，銅質幾盡，不可手觸”。遂即以一尊北魏孝明帝神龜年間（518—520 )的鎏金銅造像，與鄒氏相交換。
泉界同仁聞訊後，可謂是羨慕嫉妒恨，認為程文龍“足為東南藏泉家之冠”。友人澹臺子驥聽說程氏得此珍泉，將文龍字改稱“吳泉”，金石學家羅振玉為其位於上海太倉路鴻儀裡二號的寓所榜題“大泉五千之室”。1934年夏，岑子潛與程文龍相識，暢論古泉，情投意合。1935年，岑氏作《題金山程吳 泉先生大泉五千之室圖詠》兩首，以贈程氏：
創見孫吳最大泉，謝宏請鑄赤烏年。
鐵爐已破存江右，神讖碑文欲鬥妍。
江東霸跡渺難尋，折戟沉沙感不禁。
遙望一椽虹貫月，故應聲價重南金。
1943年7月，程文龍病逝，大泉由其兒子程宗進秘藏。孫仲匯講述了一段這枚大泉五千如何由程宗進珍藏轉到沈子槎手裡，最後捐贈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曲折故事。
圖中右一 沈子槎
新中國成立之初， 程宗進數次向沈子槎借錢，共計三百萬元（舊版人民幣，摺合今三百元）。當時說好以大泉五千作抵押，但程宗進卻遲遲不肯將實物脫手。
一天，沈氏找到程宗進，說：“聽人講你早已把大泉五千賣掉了，否則為何不拿出來看看，我這把年紀了，難道搶你不成？”於是，程氏轉身回家，拿了大泉五千讓沈老看。沈老看後放入口袋，說：“一起去公安派出所解決問題。”到了所裡，沈老將珍泉與借款條都放在桌上，說：“此錢我買下後是要捐獻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物主已拿了我三百萬，東西該不該歸我？”結果是珍泉歸沈，借款條給了程宗進，各得所愛。
沈老不負眾望，1959年將大泉五千捐贈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由文化部長沈雁冰簽名，為沈老頒發了獎狀。
第二枚大泉五千也是出土於浙江，距離第一枚大泉的出土地點約百餘里。
1936年，在浙江杭州錢塘江下游約四十里的頭蓬鎮，有人挖掘溝渠時於汙泥中發現大泉五千一枚，後為寄居杭州的紹興下方橋鎮人孫阿齊所獲。這枚錢比第一枚更加完整，透體鐵色，錢文清晰，篆書，旋讀（圖11-4)。
此錢由孫阿齊手中轉歸戴葆庭，最終由陳仁濤收藏。1955年，陳仁濤的錢幣名品購藏入北京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
兩枚大泉五千現在國博“中國古代錢幣”專題陳列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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