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清政府内外交困。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革命潮流，此外，官僚士大夫阶层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等要求的“变法自强”的呼声。因此，清政府开启了近代法制改革的大门。
1902年清政府在修订法律的文件中提到：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从这份上谕中我们可以得知清末修订律法的指导思想是：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意思是可以适当参考洋人的歪门邪道，但是要适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伦理思想，老祖宗的东西丢不得。
即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是：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1902年清政府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开始了修订法律馆的筹备工作，1904年，修订法律馆正式办公。
沈家本
既然指导思想放在那里，这就是一条红线，沈家本只能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修订法律。沈家本是著名的法理派，他主张参考采纳西方的法律原则，采用西方法律名词，废除凌迟、枭首等酷刑。我们常听到的未遂、既遂、缓刑、假释、正当防卫等刑法通用术语，就是沈家本主持修订《大清新刑律》时引入的。此外，杨度也主张引入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杨度是个传奇人物，篇幅有限，不容赘述。有意思的是杨度坚持君主立宪，先后在清廷和袁世凯政府任职，后来他的君主立宪理想不得实现。在1929年白色恐怖之际，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为其单线联络人。杨度成了秘密党员。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可是修订法律的时候，难免要改变旧法、旧观念，这也就引起了礼教派的不满。礼教派都是实权人物，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苏提学使
张之洞
劳乃宣等人。礼教派包括地方督抚、清廷贵族、官僚等。他们认为修订法律不应该偏离中国数千年的礼教传统。
法理派和礼教派的争论焦点有五点
一、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 这个干名犯义是传统法律中的重要罪名，指的是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在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而礼教派按照“三纲五常”，这干名犯义，岂不是以下犯上，以幼犯尊。
二、关于“存留养亲”在古代传统律例中，对于重犯死罪的犯人，如果家中有老人，无人赡养，则要留其姓名，赡养老人，这是仁政的体现。沈家本认为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
三、关于“无夫奸”、“亲属相奸”等。这个涉及到传统道德问题，礼教派主张从重处罚。毕竟通奸之事在古代社会，这实在是有伤风化，禽兽的行为。 而法理派认为没有丈夫的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没有治罪条文。亲属相奸形同禽兽，但是旧律治罪过重，未免过于严苛。
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
四、关于“子孙违犯教令”礼教派认为，青少年犯罪，子孙治罪之权，在于祖父母、父母，这是古代的孝道。法理派则认为：青少年犯罪是要感化教育，要设置感化院。
五、关于子孙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 礼教派认为，尊长要教训孩子，孩子的好好挨打，实在不行，也只能躲。坚决不能正当防卫。 法理派则认为要“平允”父亲杀了儿子，得治不慈之罪；儿子杀了父亲，则要治不孝之罪。
传奇人物--杨度
礼法之争的结局是法理派退让妥协，比较礼教派的人也是真惹不起。所以在《大清新刑律》后附加五条《暂行章程》对前文所述的焦点问题做了规定：“无夫妇女通奸罪、对尊亲不得正当防卫、卑幼对尊长、妇对夫的杀伤犯罪要加重处罚、而尊亲对卑幼、夫对妇的杀伤犯罪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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