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2月12日報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11日在《聯合早報》網站發表文章表示，應警惕西方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煽動種族主義。文章摘編如下：
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與病毒作鬥爭的歷史。每當一種新病毒出現，它不僅僅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敵人，而是所有社會、所有國家的敵人，需要國際社會的合作來共同應對。但是，正需要國際合作的時候，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針對中國或華人的種族主義言行也在快速死灰復燃。
《華爾街日報》2月3日公然刊登以《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為題的文章。一家西方主流媒體竟然使用如此赤裸裸的種族主義的標題，意義深刻。《華盛頓郵報》2月5日發表文章《新型冠狀病毒重新喚醒針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老旋律》，討論美國再次日漸增強的反華人社會情緒。實際上，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對華“隔離”政策和過度反應，也不言自明地隱含著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西方一些國家的種族主義行為根深蒂固。前不久，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強調，美國和中國的爭端“是美方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並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這番言論再次把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拉到美國外交政策前沿。基於種族的外交理論已經在潛意識層面成為一些人的種族情結，一旦有機會，就會重返美國的外交話語。
隨著中美關係持續緊張，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或忽視這種種族主義理論的加快抬頭。就國際關係而言，今天美國和西方世界最擔憂的就是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在於其內政，今天西方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內部秩序出了問題，進而影響到其外部秩序。不過，西方卻普遍認為，對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大挑戰來自外部，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來說，如何應對中國自然變成美國外交的最高議程。要有效應對中國，就要有一種理論指導。
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由西方所確立，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使得這個秩序具有種族性質。在西方內部，由於各國曆史、文化和現實國情不同，從來不存在一種統一的西方自由主義。但是，就種族而言，西方自由主義又存在一個高度統一的認同，即世界被簡單地分成“白人與非白人”或“西方與非西方”，而“白人”和“西方”的目的就是將整個國際秩序“自由主義化”。更重要的是，因為內政是外交的基礎，“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內政，所以西方在確立“自由國際秩序”的同時，必須把這個體系的成員國的內政“自由化”。在這個理論認知下，干預他國內政或當代所說的“政權變更”，也成了西方外交的一個主體。
多元秩序難以阻擋
西方的所有擴張都有一個統一的理論認知，即“白人優越論”。這一理論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達到頂峰，當時，西方認為世界上只存在一個文明標準，即西方文明，說西方即說文明，說文明即說西方。“白人優越論”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背後既有硬力量，也有軟力量，硬力量以經濟軍事力量為代表。經過近代以來的工業化，西方在經濟、軍事和社會等各方面成為全方位的強權，沒有任何非西方國家能夠和西方國家相比。
軟力量方面，19世紀出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且很快成為西方主體意識形態，為西方“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提供了理論基礎。社會達爾文主義把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應用於解釋社會發展。因為西方“物種”強大（打敗了其他國家），所以西方是先進的、進步的、文明的、道德的。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內部少數民族的民權運動崛起，尤其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西方國家對種族問題的看法有所改變，至少有所收斂。“文化多元主義”因此崛起。
但是，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之後，情況有了急劇變化。在世界範圍內，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被視為得到證實。之後，不同形式的恐怖主義發生在歐洲諸國。西方開始對西方文明的包容能力發生懷疑，知識界和政治人物開始公開承認文化多元主義的失敗。
更糟糕的是，很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因為長期受西方統治，已經在潛意識層面接受了這一認知。在一些地方，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與西方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人為了一些利益，人為地創造變相的“民族”或“種族”，例如強化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同“認同”和製造他們之間的衝突，例如“先來者”對“後來者”、“本地人”對“外來人”等。這些所謂的“準民族”已經導致政治糾紛和衝突，未來也必將造成更大、更為強烈的衝突。
不過，隨著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文明國家的崛起，西方的種族主義有可能得到制衡和遏制。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是基於文明的國家，擁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這意味著一個多元國際秩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多元國際秩序的基礎不僅僅是硬力量，更包含以價值為核心的軟力量。也就是說，未來的世界是一個諸“神”共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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