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奇恥大辱，“土木堡之變”從古至今被無數人所詬病。在舊時代社會背景下，中原政權的統治者率軍討伐外族卻反被俘虜並囚禁數年，也實屬古今罕見。
封建社會中皇帝常被冠以“真龍天子”的稱謂，這麼做無非是為了把統治者的身份神化，區別於普羅眾生，利用民眾的信仰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皇帝在舊社會中不但是國家的政治首腦，更是精神領袖，這種思想引導手段被歷朝歷代所沿用，是一把維護統治的“利刃”。
明英宗朱祁鎮
正是因為皇帝的身份特殊，被俘虜的朱祁鎮被千夫所指也是理所當然的。後人對土木堡之變眾說紛壇，儘管朱祁鎮在這場“大變”中難辭其咎，但實事求是地講此敗絕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
戰前準備問題
土木堡之變的另一方是遊牧民族政權瓦剌，自從改朝換代後，蒙古政權便退居邊疆，但依然對中原政權虎視眈眈，成了威脅明朝統一局面的極大不穩定因素，所以雙方之間的積怨由來已久。明朝試圖用封賞的方式維持兩個政權之間的穩定，讓瓦剌歸順於明朝，但在其後的邊境貿易交往中雙方不斷髮生摩擦，頻發的利益問題進一步摧毀了二者之間本就脆弱的歸屬關係。
徹底點燃瓦剌這顆定時炸彈的是一場聯姻的失敗，劉定之的《否泰錄》中對此有著詳細的記載:“也先求以去其子結姻於帝室，通使皆私許。也先進馬為聘儀，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姻意。”
明朝和瓦剌兩國往來畫像
原來，瓦剌首領也先向明朝使臣提出兩國聯姻的請求，使臣也應下了此事，但是就在也先前往明朝下聘禮的時候，明朝卻以不知有此事為由拒絕了也先。如此言而無信，也先豈會善罷甘休！瓦剌和明朝徹底撕破臉！
開戰不過數日，明軍節節敗退，前線戰事告急，士氣越發低迷，如此情形下，明英宗朱祁鎮當即決定御駕親征。據史書記載，朱祁鎮從下令到率軍出發，期間僅有兩天的準備時間，後勤保障不足、戰略粗淺等問題的出現成了必然。
再加上行軍路途遙遠，這讓形勢進一步惡化。有史料表明，明軍到達邊境僅用了十二天，可見因急於支援前線，明軍明顯加快了行軍速度，但這對士兵和馬匹卻產生了巨大的損耗，這種損耗又很容易對作戰產生不利影響。
土木堡之變
戰爭進行到最後，前期準備不足的弊端便顯露了出來，到最後彈盡糧絕的明朝軍隊只能苦等援軍的到來。明軍的慘狀，李賢在《天順日錄》這樣寫道：“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
然而，明朝大將楊洪卻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並沒有率軍支援當時已身處絕境的明軍。楊洪向來與瓦剌有往來，關係密切，這一點難免會讓人存疑。不管是什麼樣的原因，被圍明軍也只能坐以待斃。
兩軍實力差距
《否泰錄》中提到明軍“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而瓦剌軍隊僅有兩三萬人，於是後人便據此認為雙方人數差距懸殊，並把土木堡之變當作了“以弱勝強”的戰例，但事實並不盡然。因為所謂“官軍私屬”不僅僅包括士兵，還包括不少的隨行家奴和親信，加之明軍還派出了一支不足十萬人的隊伍留在城中接應，所以明軍真實的作戰人數恐怕只有二十餘萬，這與五十萬相差甚遠。
明代壁畫
部分史書中所謂的兩三萬瓦剌士兵，也只是瓦剌一方的軍隊人數，而土木堡之變其實是中原政權與蒙古政權的戰爭。當時，蒙古有兩百餘萬人口，瓦剌只是其中一部分。《蒙古源流》中也有這樣的記載：“遵其父遺言殺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本日帶領都沁·都爾本二部落行兵於漢地。”可見，除了瓦剌本部人馬外，也先還得到了蒙古其他勢力的支持。
即便是粗略計算，蒙古地區的總兵力也得接近二十萬人，儘管瓦剌不可能帶去蒙古的所有兵馬，但即便如此，也先率領的軍隊人數也絕不會是兩三萬人。
土木堡之變圖畫
瓦剌佔據主動權
明朝匆忙出兵，瓦剌卻軍備充足、計劃完備，因為在發動戰爭前，瓦剌針對此戰做了大半年的準備。出征之日，也先隨軍攜帶了大量牛羊，以確保長期作戰時的糧食供給。土木堡之變由瓦剌一方發起，所以在這一點上，瓦剌便佔據了主動權，明朝卻因朱祁鎮意氣用事倉促迎戰，孰優孰劣高下立見。
不僅如此，瓦剌本身的優勢也非常明顯。作為遊牧民族，其軍隊的單兵作戰能力是明軍遠不能及的。《都御史羅公通傳》中就曾提道：“虜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驚以犬吠為號。”可見，瓦剌的軍隊是一支兵強馬壯、訓練有素的隊伍，所以在面對手忙腳亂的明軍時，能以少勝多也不足為奇。
瓦剌的勝利同樣離不開他們的首領，也就是這場指揮戰役的指揮官——也先。可以說，也先是繼成吉思汗後，蒙古的又一位梟雄，他用兵精準，工於謀略。在明軍行軍途中，瓦剌人先是搶先一步圍剿了戰場附近的明朝援軍，接著又在鷂兒嶺設下埋伏，把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領的一支四萬人馬一網打盡。
接連的慘敗，不僅讓明軍銳氣大減，士氣變得萎靡不振，還損失了大量精銳，而瓦剌人卻在也先精準的預判和詭譎的策略中，士氣變得越來越旺。再反觀明軍，他們在朱祁鎮錯漏百出的指揮下損耗甚重，最終只能落得個全軍覆沒的下場。
班師路線問題
明軍班師回朝時所選擇的路線也有明顯的問題。當時，明軍的行進路線是往東，一路行至居庸關，再從居庸關返回北京。然而，在這條路線臨近居庸關的位置，瓦剌軍隊輕而易舉地設下了埋伏，明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這是土木堡之變的關鍵性轉折點，這一失利間接導致了明軍的慘敗。
明軍行進路線
事實上，早在班師回京之前，大同副總兵郭登便提出明軍應該從紫荊關入關，因為這一路線多是平原，不但行軍方便，也不易被瓦剌軍隊埋伏，結果也證明了這種說法是絕對正確的。
史書中多認為，從居庸關入關是朱祁鈺身邊的王振公公給出的建議，但從古至今，歷朝歷代的經驗都表明，一個宦官即便再受皇帝的青睞，也不太可能會影響到行軍路線。從居庸關入關極大可能是朱祁鎮一意孤行的決定，王振不過是那個承擔責任的人，史書中所載或許是為了照顧朱祁鎮的面子而故意為之。（畢竟後來又重新當上了皇帝）
瓦剌人兵臨北京城下
當然，無論如何，班師路線必然得由朱祁鎮拍板決定，他不顧實際只憑自己的喜好做事，落得個兵敗被囚的下場，也頗有幾分德不配位的意味。
陰謀論？
後世對土木堡之變有著許多猜測，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文官陰謀論”了。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國力被大為削弱，武官所剩無幾，之後明朝便開啟了文官當道的模式，出現了重文輕武的局面，有好事者便由此認為土木堡之變是明英宗時期文官的一場政治陰謀。但事實上，這種說法並沒有史料支撐，而且根據記載，在土木堡之變中身隕的文官數量也不少。
于謙
明軍全軍覆沒，瓦剌一路乘勝追擊，一直攻打到了北京城下，最後于謙獨挑大樑，才抵擋住了瓦剌的攻勢。于謙是改寫了歷史的民族英雄，是被歷史選擇的人，他不應受此詆譭。
既得利益者不等於始作俑者，土木堡之變不過歷史發展的產物，倘若非要給它強加一些莫須有的猜疑，就未免有些刻意為之了。所以說，“陰謀論”不可能是明軍失敗的原因。
結語
國不可一日無君，在朱祁鎮被囚禁期間，其弟朱祁鈺登基為帝，是為明代宗。土木堡之變雖不及靖康之恥，但是原本形勢一片大好的明朝就此元氣大傷，並且走上了下坡路，這也成了明朝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總的來說，土木堡之變的慘敗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明英宗朱祁鎮都需要為此負主要責任。他的個人能力與瓦剌首領也先相距甚遠，心性也欠成熟。因為一個輕率的決定而葬送了無數將士的性命，從這一點看，他絕對不是一個合格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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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否泰錄》
《天順日錄》
《蒙古源流》
《都御史羅公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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