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24日（农历腊月初一），我出生在天水市麦积区三岔镇黄龙村4组的一户农民家庭。
一、被爷惯“坏”的孙子
儿时的记忆，大抵都是3岁以后的事了。
最早的记忆，莫过唐山大地震（查资料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 凌晨3点42分）。依稀记得大半夜、下着瓢泼大雨，父母抱着我撑着伞在院子里齐膝盖的水里站到天亮，那时我自然不知道什么是地震，只觉得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很害怕。
我这一家人，经历非常坎坷。爷爷中年丧妻，续贤后父亲成了继子，作为长孙，我是这个家庭传宗接代的希望，自然备受宠爱。
我想吃个柿子，爷爷就把我架到脖子上满村子找人家要柿子吃。爷爷说：“娃想吃个柿子哩，把你家的柿子给我孙子买两个”。那时候农村都很淳朴，少有买卖的习惯，自然被女主人一番拒绝：“看您老人家说的，要吃我给你房上拾一篮子提回去让娃吃去，还要啥钱呢啥？”至今记得爷爷一手扶着脖子上的我，一手提着篮子回家的情景。
按现在的话说，爷爷比较有经济头脑。那时候，他经常带着我从附近几个生产队的苹果园、桃园或者梨园里收上一背篓苹果、桃子或梨爬火车去北道（现叫麦积）卖。其实那时候算是“投机倒把”哩，经常会碰到被“市管会”（大抵就是工商局吧，彼时绝对没有“城管”的。）或车站执勤的“红袖标”（爬货车，没钱买票）给没收的情形。但绝对没有打骂，水果没收，把背篓还要还回来。但凡有一次成功地把水果背到市场上卖掉了，那就是我最开心的事了：二马路人民食堂的包子，二两粮票加一角钱一笼，简直香死人了。爷爷把包子端过来，同时要一碗免费的面汤，他只吃一个，就抱怨包子不好吃，就顾自喝面汤去了，而我自然饱餐一顿。现在才明白：哪里是包子不好吃，明明是爷爷舍不得吃啊。吃完包子，一马路、二马路边上2分钱一杯的汽水，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简直太诱人了，怎么也得喝上两三杯。这样下来，一背篓水果挣到的价差，就被我打了牙祭了，但是爷爷比喝了蜜还高兴。
爷爷对我的溺爱，简直到了偏执的地步。记得有一次早上吃饭，我在挑锅（一种支在火盆上的锅，冬天可以边加热边吃）里挑菜吃，小孩子么，整个人站在炕上，爬在锅上挑好吃的菜，以及凤毛麟角的肉。父亲多次制止我，要我坐下，有爷在，我自然不怕他，就没理会。结果父亲的暴脾气，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炕头下去了。我倒是没啥事，可更爆脾气的来了：爷爷捞着火钳就朝父亲头上砸，父亲跑下炕，连鞋子都没顾上穿就朝院子里跑，爷爷气得把挑锅砸向父亲，最后连火盆也端着扔到了院子里。爷爷喘着气骂：你打我来，你打我孙子，我就跟你玩命哩。现在能理解父亲遇上这样一位父亲的无奈，也特别狠当时的我，为什么这么不懂事，把一家人的早餐、还有挑锅、以及爷爷用来喝罐罐茶的火盆给毁了。
在同龄人中，我时常不缺零花钱。不光用来买糖吃，还买了不少学习用具，上小学前两年，我已经用攒的零花钱买了几十支铅笔和书包了。爷爷自小给我讲上学的好处，还给我背《三字经》，讲十二孝的故事。
上小学后，正赶上农村“包产到户”，家里一下分下来几十亩地，还有耕牛。地要务，牛一年四季得吃草。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回家放牛去了。与父母的意识无关，与学费无关（三毛钱的学费，我的零花钱都够交了），结果是到小学毕业时，一个班将近50人就剩下10个人了。好在我小学品学兼优，又有爷爷的鼎力支持，所以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中途辍学为家里帮忙种地。
二、浪子回头
许多同龄人回忆起那个时代，说吃不上白面，顿顿玉米面、高粱面什么的。而我，自记事起，白面还是隔三差五吃着呢，而且还经常拿我们家的白面馒头去跟别的同学换包谷面钉靶子（就是发糕），因为包谷面钉靶子吃起来是甜的，而且锅吧的那一边我觉得更好吃。
小学四年级左右，父亲就开始做小生意，而后逐渐做大。我们家成了北道东路少有的几个“万元户”之一。初一时，家里买了飞鸽牌自行车，我就骑着自行车上学了。那个时候，全村的自行车不超过5辆，而且有的人家有车也不会给小孩子骑着上学的，精贵啊。
上初中后，父亲经常在外忙生意。我每周大抵有5元的零花钱，好多哦，当时我们老师的工资一个月也才28元。钱拿上干嘛呢，买学习用具是自然。小街上吃凉皮子，买瓜子，偶尔还给其它同学买个烟抽（我自己不抽）、买个啤酒喝（我自己也不喝），再不行就请全班的人吃冰棍。那时卖冰棍的自行车上驮个白木箱，里边捂个白棉被，棉被下面就是冰棍（就一种，白糖的）。一支冰棍2分钱，我一次性请全班的同学吃。哎呀，那场面，一箱冰棍两分钟就完了，所以卖冰棍的大叔最喜欢我了。
在学校，有位老师经常爆粗口，训斥学生，而且有意无意的就骂人家家庭或者连整村的人都带着骂。有一次上午上语文课，因为我村的某个同学回答问题的事，他就骂他，同时骂我们村，“黄龙的石头楞楞上出来的这些东西，一个比一个硬棒？”我就不服气，下午一上学，就去找他论理：谁犯错误你骂谁，打也行，但总不能连人家全村人都带上骂吧？结果，此事被他在下午的语文课上大肆渲染，说我踢开他的房子门，手指着他的鼻子，骂他小心着，云云。从此，我在那个中学出了名，连后边好多届的学生都在传，说我当年在学校如何如何和老师做对。相信大多数人是相信老师的话而不会相信我的辩解的。天地良心，时至今日，我仍然是洗刷不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的，不过，我不怪那位老师，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办小学老师，因缺师资让他给初中学生代课，着实为难他了。
后来，父亲在做贩运木材的生意时，被河南周口的木材公司所骗。几车皮的木材发过去，对方连个收条都没打下，就把货拉走了。后来人家拒不支付货款，就打官司。因为证据不足，官司也没打赢，就把父亲多年的积蓄全部赔光还举了债。此后大概有一两年时间，父亲一蹶不振，成天蒙头睡觉，不再外出做生意了，也不干农活。家里所有的大事小事，都由我和母亲来承担。就在那时，我学会了撒种子、耕地、割麦子等所有的农活。现在能体会父亲当时奔溃的心情了，可当时我心里不知默默骂了他多少次“懒汉”。
我的转变，似乎就从那时开始了。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肩头的压力，自己要撑起这个家的责任。我曾利用假期去卖茶叶，从吴砦到元龙，再到北山的清水县，推着自行车或挑着担，走村串巷，一路叫卖。也利用假期跟着别人到铁路工区去给人家修房子，挣学费。
总之，我的生活由靠父母到自己撑起一个家庭，发生了质的变化。
尽管家庭状况起起伏伏，但我对学习的态度一直是很坚定的。因为我坚信一点：要想改变现状，唯有刻苦读书，考高中、考大学……
可是，那年初中毕业，我居然没有考上高中，在一种莫名的屈辱和自卑中，我又复读一年，戏称上了个“初四”，才考上元龙中学。而和我一起从小学毕业的同学中，王奋海考上天水师范学校，我和王社龙先后考上高中，其它同学有中途辍学的，也有没考上就放弃复读的，总之，小学同学上到高中（中专）的，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三、睡在棺材上读高中
本来高中是要到元龙中学上的，但由于当时元龙中学教学质量差，两个班的毕业生百十号人，一年能考上大学的不超过3个人。于是父亲想托人把我转到北道的八中去上，结果鬼使神差地进了天水铁一中（现在交到地方后，叫天水市九中）。
天水铁一中论教学条件在天水当地不输于天水市一中。但当时的铁路子弟，家庭优裕，普遍学习不好。整个学校，校风不好，打架斗殴、甚至还有抽大烟的，在天水人送外号——“铁匪”。由于学校面向铁路子弟，学生都是本地人，没有宿舍、食堂，我只能在外租房住、自己学着做饭吃。
由于家庭一贫如洗，我每周回一次家，拿上面粉、够吃一周的馍馍，以及一篮子土豆，临走再给3-5块钱，就是一周的所有生活费用。
从家里到北道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一种绿皮慢车，票价一块五，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买票的，遇到查票，都是“团伙逃票”。一般查票的规律是从后边车厢顺次往前边查。我们要么有同学从后边借几张其它旅客的票由一人带到前面，发给没票的同学，他们往车厢后段走，过了检票岗，再把票还给其它旅客；要么就是磨时间到下一站，从前面车厢下来，再跑到后边车厢上去，就这样，票就逃脱了。偶尔没有逃成功被抓住的同学，就遭殃了，他这周的菜钱可能就没有了，只能顿顿面条煮土豆了。
租房子的费用大概是每间20元，我们一般3-4个人住一间，平均5-7元每人每月。而我手里最多也就每月20元，要买学习用具、买点青菜（顿顿吃土豆也吃不下去）、还要买煤油（那时都是煤油炉子做饭）。冬天带去的馍馍还能多吃几天，尽管到最后冻的像瓦片一样硬。夏天就不好过了，3天后，基本上馍馍上就出现霉点了，这时，要么硬着头皮吃，要么在锅里放油炒一下，就没有霉味了，继续吃，否则早上就要饿肚子了。那时学校有一道风景，铁路学生放学骑着自行车三五成群回家，地方学生每人手里提着一个热水瓶，走在马路的一边。因为学校水房的热水是免费的，提回去做饭省煤油啊。
记得有一年，我们三个人租了一间平房，十五六个平米，里边放着房东家老太太的寿材，旁边一间是猪圈、再旁边一间是厕所，但价格比别的房子便宜五元。就为了节省这五元的费用，我们就租了下来。在棺材两端架起一个比棺材高出一些的架子，上面铺上碎木板，在木板上铺上麦草（冬天御寒啊），再在麦草上铺上被褥。于是，我就在这口棺材上睡了一个学期。于是，你就会经常看到我们在门口的小煤油炉上下面条呢，猪儿在旁边哼哼着呢，院子里住的十几户人家从我们门口路过进出厕所呢。晚上经常感觉猪儿快要把我们的这面墙给拱倒了。直到有一次父亲去看我，很心酸地要求我无论如何要换一个房子，我才搬离那座房子。
彼时，铁路学生有四条路：考技校、接班、参军和考大学。大多数学生考大学是无望的。我们高一有三个班，铁路学生一边上高中的课程，一边复习初中的课程。每次中考，就有考上技校的同学离开，当然，也有当兵的、也有接班的。总之到了高三时，三个班的同学就剩两个班了，正好分了文理科班。我学了文科，而下边毕业照上的同学，应届生不到20人，其它为往届补习生。
这中间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高三那年，语文孙老师说我音质还不错，推荐我去考个播音主持。那时艺术类考试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孙老师有个学生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他一个电话，那边就把面试通知书给我寄过来了。可是面试要去北京或杭州进行，我一看就傻了，这得多少钱啊？老师说你至少准备1200元。周末回去给父亲说这事，他低着头在那抽烟，周日走的时候，他蹲在地上又低着头抽烟，一句话没吭声。我回到学校就给老师说我不打算考播音主持，想考文化课。当年和我一起被推荐的还有一个学生，人家文化课还不如我，竟然顺利地读上了北京广播学院。那时我想，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们70后，正赶上中国的生育高峰，记得毕业那年文科的录取比例是13.5:1，也就意味着每十三个半人才能走一个人，其它人要么放弃，要么补习再考，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很不幸，那年我没有考上。但是并没有放弃，尽管家庭状况已经很不容许我再上学了，我坚持又补习了一年，最终上了个自费的大学。
四、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活
读了两年半的大专，我总共花了一万两千五百元，有个记账的本子到现在还保存着。就这一万两千五百元，确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头上。自打我上高中开始，就为学费和生活费四处求借了，大学每年几千块更就力不从心了，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经济作物可以弥补家用，但是和我上学所花的钱来比，我就是在花天文数字的钱了。
一种自卑和内疚的心理，一直萦绕着我上大学的那几年。上高中、大学花了家里不少钱，将来怎么还得上？所以生活节衣素食自不必说，经常吃8毛钱的菜2毛钱的馒头就一顿饭。为了解决生活费问题，我利用周末发过传单，也带过家教。每年假期，更是从西安带小日用品到北道的夜市上摆地摊。也向天水的几个高校的学生兜售过书籍。
我始终是热爱学习的。
最初也想过等专科上完了，一定要读个专升本，完了考研究生。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我一定是要走这条路的。而事实上，在第三年的第一学期，就已经出现连续两个月家里没有再寄过来钱了的情况。我知道，不是父母不管我了，是他们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尽快找个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在其他同学还在上学、复习考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找到了工作。当时对工资的要求就是够吃饭钱就行了。好在我遇到了一个好老板，他看我比较老实勤奋，给了我很多机会。
五、边输液边接听电话的打工生涯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频繁地跳槽。我跟着一个老板打了四年工，不是待遇有多好，其实就是信任，我至今还在说：老板的信任意味着你要为公司卖命。这话有些极端，但是道理就是这样。
96年进的公司，先干门市，后到批发部，最后被派驻的兰州办事处，也就短短的半年时间，除了工资从最初的300多元涨到700元以外，我得到的最大的历练就是如何样独立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
最初老板跟我谈话，说想派我到兰州去时。说的比较诱惑，兰州办公环境比总部好，工作相对清闲云云。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工作相对清闲”。我不是想考本科考研嘛，这不就是机会吗？为了这个机会，我爽快的答应了去兰州工作。
到了兰州才发现，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办公环境着实好点，窗明几净。可是工作，就像架到磨道里被蒙上眼睛的驴一样，根本停不下来。没有周末、甚至没有上下班，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你完全可以偷懒，老板也并不知道你晚上或周末加班的事。但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的信念，一种对老板高度负责的精神使得你根本停不下来，自然看书学习的时间就无从谈起了。
兰州办在我之前有两人经理负责过，人员在我之前一直保持两个人。我到后，兰州办的营业额实现了倍增，自然比过去更忙了，半年后我就被任命为兰州办的经理了，而把之前的经理调到了成都办事处。此后，我就着手招聘人手，最多时到5人。
那时业务的繁忙程度是不可想象的：有可能你一泡尿憋了一个早上，都来不及去趟厕所。电话声此起彼伏，又是传呼，又是手机，左右开弓，忙得不一乐乎。一边接打着电话，一边吃着都凉了午饭，一边接打着电话，一边手上输着液体。工作不容你请假、休息。当然，我也可以把工作撂下，老板也不知道的，但是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是一定要把事做好。记得有一次父亲来兰州看我，见我感冒咳嗽很严重，一边输着液体一边在接打电话。这种在我看来很正常的事差点让老人落泪。
就这样，我从一个人到五个人，从办事处到分公司，我要做销售、技术、财务、管理，总之什么都得会。
我到兰州办的时候，工资已经到了每月700元。我坚持每月按计划存500元，200元自己零花。后来工资最高涨到1200元，除了工资，年底还有4000元的年终奖。到年底或国庆放假什么的，就回老家去还借款。四年时间，基本上把我上高中到大学的借款还清了。
99年10月，公司召开驻外机构人员会议，突然宣布撤回所有驻外机构，公司转型软件开发和互联网业务。外边的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如日中天，突然撤资，我们一下子不能理解。公司的意见很坚决：要么回西安、要么你辞职，兰州分公司清算完结后你继续留在兰州去创业。
内心深处是不想离开这个为之奋斗了整整四年的公司的。但是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情况下，回西安做软件，自己已然是个外行，况且我元旦才在兰州结的婚，留在兰州创业，自己又没有资本，谈何容易？
六、六万六千元起家做公司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自己试一试。于是，很快就和总公司办理了清算手续。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凑起来，又从大舅子哥那里借来了三万元，凑了六万六千元，又把分公司的四个员工发动起来入股，总共十四万六千元，公司就开起来了。
公司能开到今天，真的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我赶上了好时代。那时做生意，都是欠款，只要你有个公司，甚至一间门店，没有任何注册手续，上游厂商都会给你把货发过来，卖完再结账的。就靠着这种融资方式，再加上一帮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公司就这么开了下来。
很多人的办公室或家里都挂着“天道酬勤”的匾额，但有几个人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含义呢？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玩游戏，玩不过儿子；下五子棋，下不过姑娘；跟人打牌，次次输。就是有一点，我比较坚持去做一件事。如果没有事情打扰，我一定是每天最早进公司和最晚离开公司的。笨鸟先飞，别人花半个小时做完的工作，我两个小时做完它不就行了。就像有首歌唱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是的，我自己对这点的体会最深。还有就是想说的，没有前面的苦，哪有后边的甜，正所谓：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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