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生活是別處所沒有的，人也是很特別的人。 ”1862年，歸來的流放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如此描述西伯利亞，他將北亞這片廣闊富饒卻又貧瘠惡劣的土地稱為“死屋”，因為那裡有一批又一批人忍受著殘酷與絕望——那是沙皇強權天然的監獄。
藉助19世紀的新聞報道、官方報告和小說文字，英國學者丹尼爾·比爾回溯到俄國流放制度的源頭，沿路而下，完整展現出這一段懲罰史的形成、發展、衰落和變形。 丹尼爾的筆法在治史同時還具有極強的文學感，更可貴的是，他沒有侷限於英雄的受難史，而是勾勒了一幅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眾生相。
本文節選自《死屋： 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第七章“刑罰堡”。 在本章中，丹尼爾沿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軌跡，進入到囚徒世界內部，發現了那些流放生活中難以想象的惡劣、混亂、規則與狂歡，並藉助陀翁的文字挖掘出“兩個俄國”之間的巨大鴻溝，從中尋找個人與集體的救贖之路。 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因原文較長，選摘時雖進行了部分刪節處理，但篇幅壓縮依然有限，可選擇轉發或收藏以便於分段閱讀。
“未完成”的死刑
聖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二十五年前曾關押過十二月黨人的牢房，現在監禁著幾十個學生、官員和作家。他們被認定參加了一個顛覆性討論小組，這個小組每週在激進的年輕貴族米哈伊爾·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開一次會。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大多數成員反對農奴制度，受1848年的理想的鼓舞，並希望在國內進行改革。他們不是革命者，但歐洲的動盪促使俄國開始鎮壓所有形式的反對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引起了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廳的注意。
這些人於1849年4月被逮捕，在之後那個漫長的夏季中，他們一直被單獨關押在彼得保羅要塞裡，在此期間，調查人員就他們的思想、他們參加的活動以及他們與國外的聯繫等問題進行了密集的審訊。9月，一個調查委員會認定其中的二十八人犯有煽動罪。但是，他們仍舊沒有被判刑。因此，當這些囚犯的牢門在12月22日早上打開，他們被帶入冰冷的黑暗中時，他們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命運。
在俄國的北方首都，在12月這個時節，快到中午時天才會亮。這些人由武裝警衛押送著，坐著密閉的馬車穿過仍然昏暗的街道，只能透過結霜的窗戶匆匆瞥見沿途的建築。走過這段似乎沒有止境的旅程後，馬車終於停在了謝苗諾夫斯基廣場，此處距離涅瓦大街不太遠。馬車門打開後，這些囚犯踏進了齊膝深的雪中。他們四周站著聖彼得堡團，士兵們圍成了一個方陣。在方陣中間，一個粗糙的木樓梯通向一個掛著黑布的平臺。
這些人此前被關押在單人牢房中長達數月，但是終於重聚的喜悅很快被打斷了，因為一個官員說馬上就要執行他們的判決了。他領著這些囚犯——其中許多人本身就曾是聖彼得堡團的軍官——穿過士兵的隊列，走上了行刑臺。接下來出現的一幕旨在向在旁觀看行刑的士兵強調對沙皇不忠的代價。
另一名官員命令這些人站成一排並摘下自己的帽子。他從這一排人面前走過，在宣讀某個人的罪行和懲罰時，就在這個人前面停一下。他花了整整半個小時來履行自己的職責，“判決在響著、迴響著，就像喪鐘的鳴響一樣：‘現場刑事法庭判處你被槍決。’”沙皇親自用“批准”二字確認了每個判決。死亡的恐懼向他們襲來。每個人都拿到了一件長長的白色農民襯衫和睡帽，然後穿戴上。前三個囚犯（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自己）被抓著手臂帶離了那個平臺，每個人都被綁在了立在地面上的一根杆子上。射擊隊走到距離被判處死刑者不到四米的地方，然後舉起步槍。
陀思妥耶夫斯基
28歲的作家，小說《窮人》（1846年）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屬於下一個三人組，他站在行刑臺上看著這個戲劇性場景，心中滿是“不可思議的恐怖”。當射擊隊瞄準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屬於下一批要赴死的人，他內心的想法也許可以從他1868年的小說《白痴》裡的一個場景當中體現出來。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的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那五分鐘在他像是無窮盡的期限、數不清的財富……但是他說，彼時對他說來最難受的莫過於這樣一個持續不斷的念頭：“如果不死該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來，——那將是無窮盡的永恆！而這個永恆將全都屬於我！那時我會把每一分鐘都變成一輩子，一丁點兒也不浪費，每一分鐘都精打細算，決不讓光陰虛度！”……這個念頭終於變成一股強烈的怨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槍決。
然而，在謝苗諾夫斯基廣場，槍聲並未響起。在最後一刻，一名副官飛奔到廣場，傳達了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既恐懼又混亂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得知，沙皇已經饒了他們的性命；等待他們的命運不是死在射擊隊的槍下，而是同普通罪犯一道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各地的刑罰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自己被判處在鄂木斯克服四年苦役，其後終身服兵役。彼得拉舍夫斯基被判處服時長不定的苦役。
隨後，“未完成的”死刑按照慣常的形式執行。這些囚犯的襯衫被脫去，他們跪了下來，兩個行刑者上前來，儀式性地在囚犯的頭上把劍折斷。囚犯們分到了囚服、骯髒的羊皮外套和毛氈靴。一輛農用大車在他們面前停了下來，彼得拉舍夫斯基戴上了腳鐐，踏上了遠赴西伯利亞的第一段路程。其他人會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出發。
這整場可怕的戲劇的導演正是尼古拉一世。假裝執行死刑，是以最殘酷的方式強調，這些罪犯之所以能夠保住性命是得益於沙皇的憐憫。與十二月黨人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不會享受到特別豁免。尼古拉一世的寬赦令非常具體：“託博爾斯克流放事務部確定他們的流放地點後，他們應該被當作完全意義上的罪犯來對待。他們今後的任何一次減刑都應取決於他們的表現和沙皇的憐憫，但絕不是取決於地方當局的決斷。”
那天回到彼得保羅要塞的牢房中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給自己的哥哥米哈伊爾寫了一封言辭激動的信。他表述了要去品味生命中的每一分鐘的熾熱雄心：“生命是禮物，生命是幸福，每一分鐘都可能是一個幸運的時期！……現在，改變自己的生活，我會以一種新的方式重生。哥哥！我向你發誓，我不會失去希望，我會守護我的精神，我會讓內心保持純粹。我正重生為更好的人。這是我巨大的希望和我巨大的安慰！”但是，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沉寂前景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氣餒：“我真的再也不能拿起筆了嗎？……我會把我寫的所有東西都寄給你，如果我還能再寫什麼的話，上帝啊！……是的，如果不能寫作，我會死！倒不如讓我帶著筆被囚禁上十五年！”
12月24日午夜的鐘聲敲響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戴上了腳鐐。在另外兩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的陪伴下，他坐著由憲兵守衛的雪橇，離開了聖彼得堡。
“我們穿過烏拉爾山時，那是一個悲傷的時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回憶。“馬匹和雪橇陷在了雪堆裡。當時有一場暴風雪。我們下了雪橇，那會兒是晚上，有人在把馬匹和雪橇拉出來，我們站在一邊等著。我們四周是積雪和大風雪。那裡是歐洲的邊境。前方是西伯利亞和我們未知的命運，而我們的整個過去都遺落在身後。這實在是令人沮喪，於是我流下了眼淚。”
陀思妥耶夫斯基於1850年1月9日乘馬車到達託博爾斯克。這一行人沿著陡峭的道路從較低的城鎮走上了那個可俯瞰額爾齊斯河的高地，來到位於高地邊緣的中央廣場。在他們前往託博爾斯克中轉監獄的路上，他們經過了烏格利奇銅鐘，那口鐘無聲地提醒著君主的權力以及流放者在烏拉爾山以東被遺忘的命運。
被關在託博爾斯克中轉監獄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迎來了幾名不速之客。在當地流放官員的安排下，三位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與這位年輕作家見了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到了這次會面：
我們看到了這些自願跟隨丈夫來到西伯利亞的偉大犧牲者。她們放棄了一切，她們的社會地位、財富、人脈、親戚，她們為崇高的道德責任犧牲了這一切，而道德責任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不受約束的責任。她們沒有任何罪行，卻在二十五年的時間裡忍受了她們被判刑的丈夫所忍受的一切……她們為我們的新旅程祈福；為我們畫十字架，並給我們每個人送上了福音書，這是監獄裡唯一允許閱讀的書籍。在我四年的刑罰生涯中，這本書一直躺在我的枕頭下面。
新約《聖經》幾乎就像護身符一樣從一代西伯利亞政治流放者手上傳到下一代手上，每本書的封皮中都藏著十盧布鈔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難友于1850年1月20日離開託博爾斯克，在十一天後抵達鄂木斯克監獄。
骯髒、惡臭、噪音與無從避免的親密
鄂木斯克的囚禁生涯會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改變很多。他和普通罪犯一起生活在木棚屋裡，這段生活迫使他從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他潦草地寫下了一些筆記，這些筆記將成為那本在整個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關於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書籍的基礎。
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作為對一個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完全不知道的可怕世界的簡介，《死屋手記》（1861-1862年）都引起了轟動。這部作品以虛構的人物戈梁奇科夫的視角來寫，這是一種為了順利通過審查而使用的文學手段。這本書是半自傳性的。同時代的人把它當作一部回憶錄，而不是一部虛構作品。該書問世後，當時的一位評論家寫道，它具有“一種驚人的影響。該書作者被視為一個墮入地獄的新但丁，但是這個地獄更加可怕，因為它不是存在於詩人的想象世界中，而是存在於現實世界中”。列夫·托爾斯泰這樣評價《死屋手記》：“在所有現代文學中，包括普希金作品在內，我不知道哪本書勝過它。”
在亞歷山大二世及其繼承者統治期間，一大批出版物為公眾審視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骯髒現實提供了資料，《死屋手記》是其中之一。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幾乎每一份報告、每一篇獨立的新聞報道、每一部監獄回憶錄都對西伯利亞的監獄和刑罰堡發出了同樣的嚴厲批評：它們沒能改造苦役犯，也沒能為他們在定居點的生活做好準備。
被鎖在獨輪手推車上的囚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進入西伯利亞刑罰系統，那時，西伯利亞刑罰系統的基礎設施和行政機構正遭受著數十年資金短缺、疏於管理帶來的痛苦。
鄂木斯克的刑罰堡是一個典型的19世紀西伯利亞刑罰定居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敘述者戈梁奇科夫描述了“一個大院子，長約二百步，寬約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圍是不規則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圍牆，那些木柱（立柱）並排豎著深深插進土裡，用板條橫向牢牢地聯結起來，上端削尖：這就是監獄外面的圍牆”。在包圍著一個內院的立柱圍牆裡面，“兩邊各有一長溜原木建造的平房”。這些是罪犯住的營房。
1854年2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獲釋一個星期後，他在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說，狹窄的住房條件迫使罪犯們陷入一種骯髒而親密的關係，這和監獄制度本身一樣都是一種懲罰：
我們緊挨著住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個營房裡。請想象一座破舊、衰敗的木構建築，它本應在很久以前就拆除了，現在不再適於使用。夏天，它無比悶熱；冬天，它無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爛了，覆蓋著兩三釐米厚的汙物，人走在上面會摔倒。窄小的塗有油脂的窗戶上覆著一層厚厚的霜，幾乎在一天裡的任何時候都無法在室內閱讀。
窗格上有兩三釐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處都有煙。我們像被裝在桶裡的鯡魚一樣。爐子裡一下子放了六根木頭，但沒有產生任何熱量（屋子裡的冰幾乎沒有融化），只有難以忍受的煙霧，而這一切要延續整個冬天。
犯人們常在營房裡洗衣服，用水沖洗一切。室內甚至沒有地方轉身。從日暮到黎明，我們都不能離開營房去大小便，因為營房被鎖上了。為了解決我們夜間排便的問題，屋裡放了一個木桶，所以屋裡的臭氣難以忍受。所有的罪犯都臭得像豬一樣……
我們睡在沒有床褥的木板上，只允許有一個枕頭。我們把羊皮外套蓋在身上，腳總是露在外面。我們整夜發抖。屋裡有大群跳蚤、蝨子和蟑螂。
幾乎所有到訪過西伯利亞刑罰營房的人都因監獄中令人窒息的通風條件和牢房中由木桶散發出的臭味而震驚。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發生。這些邋遢且蝨子遍地的營房和牢房裡關押著各種各樣的罪犯。為了竊取一點點錢而殺害了一家人的罪犯和誤判案件的可憐受害者被關在一起。監獄裡還關著很多輕罪犯，這些人逃離了原來的流放地，結果又被抓住了，隨後被判處服苦役。到19世紀中期，西伯利亞的刑罰堡和監獄裡還關押著越來越多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和波蘭人，這些人因為自己參與的政治活動而被判服苦役。
關滿了罪犯的營房是一個充斥著各種活動的地方，而這些活動產生了極為刺耳的噪音。民族誌學者和記者尼古拉·亞德林採夫曾是鄂木斯克監獄堡壘的一名罪犯，他回憶起了每個罪犯是如何做自己的事情的，那種對比時而非常滑稽時而非常令人反感：
牢房裡的喧囂混合了各種吵鬧聲、閒聊聲、騷動聲和笑聲，簡直不可想象。在一邊，你可以聽到錘子敲打聲……有人正在銼平一些動物的骨頭；這邊，一片金屬正在被削尖；那邊，有人開始演奏一些瘋狂的監獄曲調。某個地方響起鐐銬的當啷聲，那是因為一個流放者正走下走廊；不知道誰在用一根棍子敲打緊閉的門。這些聲音有時融合，有時分散開，它們會以強烈的對比碰撞到一起。
在一個牢房裡，有人正在大聲讀《聖經》，而另一個罪犯則在一旁以最不堪的樣子跳舞。一名小教派信徒的純潔禱告可以與最惡毒的咒罵一起被聽到；一名誠懇的穆斯林唱著出自《古蘭經》的語句；一名猶太人在為他的《詩篇》哭泣；同時，流浪者無憂無慮的歌曲也可以被聽到；有一刻，一個被帶入刑罰堡的女人的嚎叫聲刺穿了空氣，其後是監獄守衛的詛咒聲和示愛的喊叫聲。突然，監獄裡響起某個流放者吟唱的讚美詩，詩中充滿了渴望和勝利，充滿了滿懷希望的禱告。所有這一切都包含在這座騷動的堡壘內的合唱中，它們匯成了一支狂野混亂的協奏曲。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亞德林採夫那樣欣賞營房的旋律。比起習慣於過集體生活的農民或士兵，有些人有著更成熟的隱私概念，對於這些人來說，監獄生活中令人窒息和無從避免的親密性是難以忍受的。
在《死屋手記》中，戈梁奇科夫回憶：“我無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長的十年裡，連一次，連一分鐘獨處的機會也沒有，那是多麼可怕和痛苦啊？勞動時總有押送隊監視，屋子裡有二百名難友，至於獨處，一次，一次也不曾有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向他的哥哥吐露，他在鄂木斯克堡的監禁生涯是“對我的靈魂持續不斷的無情打擊……周圍是永恆的敵意和爭吵，詛咒、哭泣、喧鬧、咆哮……四年來都是如此”！
波蘭人希蒙·託卡熱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一個獄友，他曾嘲笑過這個作家過於執迷於自己的貴族身份：“在我看來，堡壘裡沒有貴族氣派和貴族身份；只有被剝奪了所有權利的人；只有苦役犯。”這個說法中帶有些許諷刺。正式來說，伴隨著苦役刑罰的公民權死亡抹掉了高等地位。
然而，在實際中，受教育階層的成員仍然明顯不同於普通人。他們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外國人，他們說話、走路和吃東西都不同於農民、工匠、商人、工人和士兵。戈梁奇科夫說：“儘管他們已經被褫奪了一切公權，與其餘的犯人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們卻從來不承認他們是自己的夥伴。這甚至不是出於有意識的偏見，而完全是下意識的真情流露。”
被排除出那個通過禮貌、言談和教育來表現紛繁的等級和地位序列的社會以後，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俄國人並沒有受到十二月黨人曾享有的豁免。受過教育的俄國人不習慣艱辛的監獄生活，也缺乏適應刑罰堡生活的必要社交和動手技能，正如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記》中所說的：
平民百姓來到監獄，是進入自己熟悉的社會，也許還是一個更有文化的社會。當然，他失去的很多——家鄉、家庭、一切，但環境還是原來的那個環境。一個有教養的人依法受到與平民百姓同樣的懲處，他所失去的卻往往比後者多得不可比擬。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內心需求、所有的習慣；陷入他所不能滿意的環境……對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懲處，對他來說卻往往痛苦十倍。
普通罪犯經常用懷疑甚至是明顯帶有敵意的態度看待受過教育的罪犯，但仍然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習慣於尊重他們。關於西伯利亞刑罰定居點的回憶錄還記載了普通犯人對受教育階層表現出仁慈和慷慨的事例。一個農民流放者同情流放隊伍中一個迷惘又笨拙的貴族，於是，在前往流放地的漫長旅途中，他令人難以理解並且無私地關照著這個貴族，而且拒絕收下任何報酬。
儘管如此，在大多數時候，普通人和受教育階層之間的鴻溝仍然是無法跨越的。對於受過教育的俄國人來說，這是一段痛苦的距離，因為很多人正是為了努力給民眾帶來自由才被流放的。
狼的世界：暴力與殺戮
西伯利亞的監獄和刑罰營地不是一個適合建立友誼的地方。被流放的革命者彼得·雅庫博維奇發現：“每個人在看著其他人時，並不是把他視為不幸的同志，而是像一頭狼在看著另一頭狼，一個敵人在看著另一個敵人。罪犯其實對‘同志’這個詞很有感情，但他們不是按我們的文化意義使用這個詞：如果人們用同一個碗喝東西、吃飯，那他們就被稱為‘同志’……［這］通常就是個機緣的問題。”
支配著罪犯之間的關係的不是友誼和團結，而是勝人一籌的本領和口頭爭吵，於是營房裡迴響著不間斷的爭吵聲。這些苦役犯擁有把話說得十分高明的智慧和能力。在《死屋手記》中，戈梁奇科夫回憶：“他們罵人罵得很俏皮，很有藝術性。”雅庫博維奇認為在犯人的汙言穢語和言語攻擊中存在著“一種藝術競爭”。
有些罪犯還會在玩世不恭方面相互攀比。有個在伊爾庫茨克監獄的罪犯對一個政治犯說起了自己是如何和一個“同志”一起屠殺了一家人的。
受過教育的觀察者——從亞歷山大·赫爾岑到安東·契訶夫——多次指出（並哀嘆），俄國農村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世界。那裡的人對罪行、司法和懲罰的普遍理解常常與官方的法律文化嚴重衝突。對於同一種罪行，農民會殘忍地施加懲罰，也有可能視而不見，這取決於受害者是本村村民還是一個外來者。對於女性、信仰其他宗教者和陌生人遭受到的殘暴對待，農民常常放任不管。強姦、縱火和謀殺都是農民社區認可的報復方式。由於不瞭解帝國的法規，罪犯常常因為自己難以認為是罪行的行為被流放西伯利亞。
陀思妥耶夫斯基假託的敘述者戈梁奇科夫在看到許多罪犯對自己犯下的罪行無動於衷後意識到，他們完全孤立於俄羅斯帝國的法律之外：“其中的大多數人都決不會怪罪自己……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懷疑，自己的親屬、自己的底層民眾的法庭會為他辯護，他也知道，他們永遠不會判他有罪，多半還會徹底地為他辯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針對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親如一家的底層民眾。”許多罪犯被關進監獄裡，是因為他們想要報復那些他們認為曾無理地對待自己的人。
監獄生活當中充斥著暴力。當囚犯之間的爭吵引起了看守的注意時，爭吵就會被制止。然而，如果罪犯一直在喝酒，打鬥總是會發生。戈梁奇科夫到達鄂木斯克後不久，遇到了可怕的卡津：“［他］力氣驚人，在監獄裡無人能及；他略高於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體格，有一個醜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腦袋……囚犯們在私下議論時說，他是涅爾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亞，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換姓，終於被關進我們監獄的單人囚室。”當卡津喝酒時，“起初他開始挑釁，嘲笑別人，他的嘲笑極其惡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預謀。最後他爛醉如泥，駭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們衝上去”。罪犯們沒法憑一個人的力量保護自己，因此他們會集體和他對抗。
涅爾琴斯克礦區的囚犯
一旦某人被觸怒或者至少是生氣，冒犯之舉便很容易以殺戮為結局。
鄂霍次克鹽場是西伯利亞工作最繁重的懲罰場所之一，位於鄂霍次克海海岸，是地處最東北部的一個荒涼定居點。那裡的苦役犯會在大鹽池辛苦勞作，從海水中蒸餾出鹽。鹽場工作是專門留給那些在西伯利亞的監獄和要塞裡犯有謀殺罪行的慣犯的。一個於19世紀20年代在那裡工作的官員回憶，殘忍在那裡是近乎常見的，而且囚犯隨時會衝動地攻擊他人。
葉菲莫夫記得，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刑罰釀酒廠，1849年一個冬日的清晨，天還沒亮，他就被人叫起來去看犯罪現場。一個年長的苦役犯在吃早飯時和另一個苦役犯起了衝突，便把後者刺死了。這兩個人已經相識了很長時間，他們總是在監獄營房裡一起吃飯。這天早上，其中一個人開始切面包和洋蔥，而另一個人在耐心地等著輪到自己用餐刀，接下來，他便把刀刺入了同伴的胸膛：“這次謀殺是沒有意義的，也沒有預謀……在回答所有問題時，兇手只是說：‘我不記得是為了什麼，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做……’”
此後不久的一天早上，看守走進了一個上了鎖且有警衛的釀酒廠，卻看到了“一具躺在血泊中的屍體，四周散落著一些銅幣，還有幾張沾有油汙的紙牌”。受害者是一個名叫卡爾紐什卡的猶太銅匠，他晚上曾和另外兩名負責看管釀酒廠酒精的苦役犯在一起賭博。他們一塊兒打了幾個小時紙牌，後來突然吵了起來，於是一個人抓起一把斧頭，重重地砍向了卡爾紐什卡的脖子，“他的頭差不多完全被砍掉了”。這幾個襲擊者那天晚上一直在計劃著處理屍體，但是他們還沒來得及掩藏起自己的行跡，屍體就被發現了。
幻覺般的色彩：交易、賭博與酗酒
營房不僅僅是惡行和暴力的聚集地。它們在夜裡上鎖後，就會變成繁忙的商業活動場所，人們會坐在自己常坐的地方，開始做各種各樣的活計。一些人用自己弄到的材料縫製靴子或做新衣服；一些人修理手錶，雕刻裝飾品。許多人表現出了非凡的藝術才能，能夠製作“木鳥，用的是零碎東西和板條……任何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商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買下這些木鳥，將其垂掛在自家客廳或走廊裡”。一些人還會用乾麵包和動物骨頭製作設計精巧、做工細緻的兒童玩具。一有機會，這些罪犯鐘錶匠、木匠、裁縫和樂師就會在周邊的城鎮和村莊裡做買賣。
以這種方法，錢可以賺出來；或者，錢可以造出來。貨幣偽造者是西伯利亞刑罰堡和監獄中的手工技術精英。他們通常出自流浪者之流，專門偽造合同、文件和（最重要的是）貨幣。最有天賦和最有成就的人被訓練成了鐫版工、製圖員和抄寫員，而他們的技能為他們贏得了名人的地位。刑罰堡在西伯利亞以製造假幣而聞名。目不識丁的西伯利亞農民容易被這些狡猾的偽造者矇騙。偽造、走私和盜竊的技巧都在西伯利亞的刑罰定居點教授，並由經驗豐富的罪犯傳授給新來的罪犯。一個流放者把那些地方形容為“犯罪學院”。
不管是賺來的、偽造的還是偷來的，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記》中說，錢“在監獄裡擁有驚人的意義和能量”。為了獲取物品、賄賂警衛、同獄友進行交易、籌錢逃跑，這些錢是必需的。但是除了這些實用的功能，戈梁奇科夫明白，罪犯賺取、偽造和偷來的錢可以買到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
可以肯定地說，在監獄裡一個一文不名的囚犯，比多少有點錢的要痛苦十倍，儘管前者從公家那裡也能得到一切應有的保障，按說他要錢又有什麼用呢？——我們的管理人員就是這麼說的……
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擁有自己的錢，他們就會發瘋，或者像蒼蠅一樣成批地死去（儘管他們在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或者最後會鋌而走險，幹出聞所未聞的暴行，有些人士由於苦悶，有些人士但願儘快被處死、被毀滅……
要是一個囚犯幾乎用血汗賺了一點錢，或決心為了搞到這點錢而使用非凡的巧計，往往還伴之以盜竊和欺騙，同時卻又輕率地、孩子般毫無意義地亂花錢……真的揮金如土的話，那麼他是為了一種比錢更高一等的東西而揮金如土。對囚犯們來說，比錢更高的東西是什麼呢？是自由，哪怕是關於自由的某種幻想。
“自由”可以從市場上買到，罪犯公社在每個刑罰定居點都運作著這樣一個市場。市場上供應一系列有許可的和違禁的商品和服務。用於修補衣服的線、用於製作新靴子的皮革和毛氈、供新手工匠使用的工具、供偽造者使用的墨水，這些都可以通過市場管理員訂購、買到。
市場還處於蓬勃發展的酒類秘密貿易的中心。伏特加既是商品也是貨幣，罪犯們會從住在刑罰定居點附近的流放者那裡購買伏特加，然後將其帶進監獄和營地。販賣私酒是一門需要巧妙的隱藏方法的藝術形式。為市場管理員工作的走私者會從刑罰堡或監獄外的藏匿點拿到伏特加。他們會把酒裝進洗乾淨的牛肺和牛腸子裡，將它們纏在自己的身上，藏在自己破舊的衣服裡，然後他們展現出了“機靈和小偷的狡黠”，在警衛和哨兵的眼皮底下把走私貨物帶進監獄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城堡的獄友託卡熱夫斯基回憶：“在苦役犯的心中，成功地將伏特加從酒館帶到城堡的走私犯是真正的‘英雄’。”
就像市場上供應的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只要有錢，誰都可以買到伏特加，但價錢高得離譜。罪犯會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錢喝光，然後賣掉自己的食物；最後，他們會向市場管理員借貸，因此，市場管理員對他的獄友們發揮著巨大的經濟權力。市場管理員和供應商是監獄裡“僅有的資本家”。酒類的加價率高達150%，過高的價格（因市場的壟斷造成）耗盡了罪犯們微薄的錢財。
伏特加和葡萄酒帶來了一種自由的幻覺。罪犯會進行持續數天的飲酒狂歡，這讓他們能獲得片刻的失憶，於是他們會暫時忘卻那種支配著日常生活的幽閉狀態。當罪犯端起伏特加時，託卡熱夫斯基見到了“放縱的狂歡和醉酒”。
在監獄外面的工作任務給他們提供了喝酒的機會。有一次，當警衛帶著苦役犯返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監獄時，一名醉酒的罪犯落在了後面，他在灌木叢中睡著了。他花了一天時間擺脫宿醉，然後才再次出現在監獄大門外。亞德林採夫記錄，在某座刑罰堡，市場管理員是一個被流放的貴族，他把醫院的一個病房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酒館，架子上放著葡萄酒、伏特加，皮革酒囊掛在酒吧窗口晾乾。
監獄和刑罰堡裡不得已的閒散與悲慘讓罪犯們不僅喝酒，還賭博。賭博用具包括紙牌和骨牌（但凱南記錄，在流放途中的罪犯可能被剝奪了使用這兩種用具的機會，他們用活昆蟲替代）。紙牌遊戲在監獄和刑罰堡裡風靡一時。市場不僅僅是個雜貨店，還是個賭場，市場管理員是牌戲中的大師。紙牌的來源有兩種，一是先購買，然後偷偷帶進監獄，二是由罪犯自己精心製作，在裝飾紙牌時，他們會致敬影響著他們的生活的力量。紅心和方片圖案的紅色紙牌有時會用紙牌製作者自己的血染色，“這表明了這些人準備去賭博的決心”！
市場管理員會得到贏取金額的5%到10％。這些錢隨後會流回（至少在理論上）公共資金中，所以罪犯公社在牌戲中有直接的經濟利益。非官方的規則還規定，在比賽結束時，三分之一的贏取金額將返還給輸錢的人。這類做法限制了賭場中的殘酷經濟要素，為的是防止囚犯們陷入完全貧困的境地。這也使得他們來日能繼續參與賭博。然而，這種安撫情緒的努力無法解決罪犯們不顧一切地賭上所有東西的行為，無論是他們擁有的東西，還是他們有可能獲取的東西。
戈梁奇科夫回憶：“所有的牌局都是賭錢的。每個賭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銅幣——這是他衣袋裡的全部所有，只有輸光了錢或贏了難友們很多錢後，他才會從蹲著的地方站起來。”放哨是一種必要的預防措施，因為如果看守抓到有人賭博，他們會沒收紙牌和賭款。
賭光或喝光了自己所有的錢的人被稱為“無權的囚犯”，他們是監獄裡的不幸者，他們的貧困讓他們尤為脆弱、易受壓榨。他們被迫做最卑微、最令人作嘔的工作，如傾倒裝滿糞便的木桶、打掃髒汙的營房、給贏錢的賭徒當僕役。在玩紙牌遊戲期間，賭錢的人會給無權的囚犯一點兒錢，讓他們在外面放哨。在-30℃的黑夜中，他們要在走廊上瑟瑟發抖地一氣兒站上六七個小時，聆聽外面發出的每一個有危險的聲音。
紙牌遊戲的興衰變遷與囚犯當中流行的宿命論相一致。在一個暴力和危險事件不可避免的世界裡，這些紙牌為罪犯們提供了逃離總是糾纏著他們的赤貧的途徑和可能性（至少是這種幻覺）。打牌就是挑戰命運，甚至是迎難而上地去努力——就像罪犯會大喊的那樣——“打敗魔鬼”！對於雅庫博維奇來說，賭博和酒精為他那極度粗糙的生活增添了一絲色彩：“沒有紙牌和伏特加，甚至可能是沒有樺樹條，沒有刺激性的東西，生活對這些人而言就不是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講述人戈梁奇科夫在罪犯非理性和自我毀滅的行為——通過飲酒、賭博或打架——中，看到了一種對人格的短暫堅持、一種對卑下的囚禁生活的輕微反抗：
一名囚犯幾年來溫順安靜……突然卻彷彿有鬼附身似的胡鬧起來，縱酒作樂，無事生非，有時甚至乾脆以身試法：或公然冒犯長官，或殺人，或強姦，如此等等……但這個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這種突然爆發，——其全部原因也許就是個人的一種苦悶的、狂躁的發洩，一種想表現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個性的慾望，這慾望是驀然出現的，達到了憤怒、癲狂、茫然、爆發和痙攣的程度……要飲酒作樂，那就飲酒作樂，要冒險，那就不顧一切地去冒險，哪怕去殺人呢。於是一發不可收拾；況且這個人喝醉了，要攔也攔不住！
這種展現個體自主權的人類衝動——即使通過非理性的自我毀滅行為——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的許多作品得到了回應，即從《地下室手記》（1864年）到《群魔》（1871年）。
“囚徒社會”的組織和規矩
監獄和刑罰堡無疑是殘酷且混亂的，但它們並不是沒有法紀的。囚犯們通過一個由傳統和慣例組成的複雜系統來自我管理，這套系統由公社監督。喬治·凱南把罪犯的公社描述成“罪犯世界的政治團體；罪犯公社在流放者生活中的作用，就相當於農民公社在農民生活中的作用”。罪犯公社是罪犯協會的穩定和擴大版本，罪犯協會是前往西伯利亞的流放隊伍中的罪犯自治組織，而罪犯公社在所有的刑罰定居點按相似的方針運轉。
罪犯公社的主要功能是使其成員免受當局傷害，並集中資源以獲得各種利益。每個公社通常至多有大約一百名成員，他們來自某個營房或監獄側翼；在較大的刑罰堡和定居點中，可能有幾個公社。每個公社都會選舉一個社長，負責管理公共儲備金中的錢款、與監獄當局談判。監獄看守會通過社長的任命，以後便直接與他打交道。看守在和罪犯打交道時要基於基本的合作精神，所以，只有在其他公社成員同意的情況下，看守才能讓社長卸職。
公社同樣會在囚犯間分配任務；直接向公共儲備金交錢，囚犯就可以免除這些勞動。公社有義務向較窮困的成員提供借貸，這些成員必須努力工作以償還債務。到達刑罰堡或者監獄的某個囚犯如果不名一文，就會被分到最繁重和最不合意的任務。公社的規則是在監獄內鍛造了數十年的習俗的集合。對於民族誌學者謝爾蓋·馬克西莫夫來說，它們已經“在空氣中混合，由同一個監獄傳遞給每一代新來的罪犯”。
在公社與當局的鬥爭中，公社並非沒有力量。在伊爾庫茨克鹽場，公社合謀讓一個特別不受歡迎、厲行紀律且不貪汙腐敗的下級軍官被解職。
在公社眼中，唯一的真正罪行是背叛。凱南說：“只要流放者的行為不危害他所屬的罪犯公社的利益，他可以說謊，可以搶劫，如果他願意，也可以殺人。但如果他不服從這個組織，或者向監獄當局洩露其秘密（哪怕是在鞭子的強迫下），他就可以把自己當作已經死了。”告密者和間諜尤其令人憎惡，因為他們的背叛威脅著公社生活的組織機構。他們的小報告可能會暴露走私者將貨物帶進監獄的路線，可能會挫敗計劃好的逃跑行動。
懲罰有時會集體執行，照農民公社最傳統的做法進行。成群的囚犯會實行被他們稱為“把某人蒙在黑暗中”的懲罰。他們會在作惡者的頭上套一個頭罩，然後野蠻地毆打他。報復可能在任何時刻實施。
嚴重違反公社守則的人會被帶到多達一百名成員參加的“集會”面前。他們會被大聲訓斥、羞辱，如果他們被公社中更有資歷、更權威的人士定罪，那麼他們會遭受持久的暴力毆打。有時，一群罪犯會憤怒地搖晃、踩踏告密者，“直到他的內臟被震碎、骨頭被打斷”。如果這個人沒有當場死亡，那麼他會被扔在營房的長凳上，任他蒙受痛苦和悽慘的境況。公社審判的受害者不敢抱怨，甚至不敢去醫院處理傷口。亞德林採夫諷刺地指出：“監獄城堡的懲罰手段獨出心裁。”
那些向當局尋求庇護的人一定會遭到追蹤、謀殺，哪怕他已經轉到了另一個監獄。流浪者會把告密者的名字和特徵描述帶到西伯利亞的各個刑罰定居點，罪犯們仍然會實施報復，有時會在過錯已經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之後實施報復。
這樣殘酷的懲罰是為了保證公社準則得到遵守，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懲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一個囚犯在獄中犯了罪，但還沒被發現，他不會擔心自己被獄友背叛；反過來，如果他的確被認定為犯罪者，他不會背叛自己的同夥。有時，公社的社長寧願自己代表整個公社承受肉刑，也不願暴露在獄中犯罪的公社成員。他背上的傷痕穩固了他的職位和他在獄友當中原有的地位。
但是，這些社長對公社的忠誠並不是無可指摘的。社長會賭輸掉公社共有資金，還會厚顏無恥地偷盜公共財物。如果嚴重違反公社的集體道德準則，不受歡迎的社長會被罷免。然而，總的來說，罪犯公社幾乎不關注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在營房和監獄牢房中，私有財產的神聖性這個概念並不流行。
開始時，囚犯會把自己設法帶到流放地的少數個人物品藏在牆上的小洞裡，或將它們裝進帶小掛鎖的盒子裡。但是，藏匿和上鎖無法難住那些堅決果敢、經驗豐富的盜賊。偷竊既普遍又無恥，幾乎被看作在監獄內流通貨物的一種合法方式，而不是一種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
苦役刑滿後，西伯利亞的罪犯走出了監獄，但他們並沒有準備好開啟農業勞動生活。不過，他們在走私、偷竊和偽造技藝方面接受過嚴格的訓練，他們會把這些技能帶到一些不幸的地方，也就是他們作為定居流放者被分配到的地方。
歸來的流放者：“兩個俄國”的鴻溝與救贖的可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於1854年2月從鄂木斯克刑罰堡獲釋，當時他年僅34歲。他的刑罰已經減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亞陸軍第七營服役。他熬過了四年的苦役，但是苦役經歷給他留下了終身的創傷，且對於他的寫作和思想發展來說至關重要。那些與他一同囚禁的人為他描寫盜賊和殺人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學研究，這些盜賊和殺人者出現在了他那些偉大的後西伯利亞小說中，即《罪與罰》（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年）和《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年）。這位作家在西伯利亞對人類靈魂的黑暗衝動進行的觀察，匯成了一種對犯罪、責任和道德的無盡痴迷。
圍繞著農民階層的性質和俄國發展的形式展開的辯論支配著19世紀中葉的俄國知識生活。
浪漫派保守主義者（如被稱為斯拉夫派的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和伊萬·阿克薩科夫）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拒絕接受自彼得大帝以來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西方化。相反，他們應該擁護農民階層所遵守的真正的東正教價值觀，恢復彼得大帝改革前俄國有機的統一。斯拉夫派聲稱，俄國農民階層具有公社生活方式、平靜的存在方式、自然的謙恭，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徒，沒有被西方自私的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汙染。
民粹主義者（如亞歷山大·赫爾岑和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遵循的是早期自由主義西方派的傳統。他們認為農民階層基本上是理性的，是自由的擁護者，是集體主義精神的承載者，這些體現在了農村公社中，而農村公社預示著俄國將迎來明朗的社會主義未來。
伊萬·阿克薩科夫、亞歷山大·赫爾岑
然而，保守主義者和激進分子都將自己的意識形態雄心添加到他們只草率地看作農奴、家庭僕人和士兵的人群的價值觀和心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抨擊了支持這兩種意識形態的思考方式的抽象思維：
普通百姓的問題和我們對他們的看法，也就是我們現在對他們的理解，是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整個未來倚仗著這個問題；有人或許會說這是目前最實際的問題。
然而，普通百姓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仍然是一個理論，他們仍然是我們面前的一個謎。我們這些愛普通百姓的人在看著他們時就像在看一個理論，似乎我們沒有一個人照他們本來的樣子去愛他們，而只是照他們在我們每個人想象中的樣子去愛他們。
如果俄國人民最終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那麼儘管我們愛他們，但是我們可能都會毫不後悔地立刻放棄他們。我說的是我們所有人，甚至包括斯拉夫派，他們也許是第一批放棄普通百姓的人。
相比之下，在鄂木斯克監獄城堡度過的四年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近距離觀察普通百姓的極佳機會，而且他為自己獲得的見解感到自豪。“我在那裡的時間沒有白費，”獲釋一個星期後，他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如果說我沒有發現俄國，那麼我至少切實瞭解了它的人民，只有少數人能像我這樣瞭解他們。”
同罪犯緊挨著生活在一個不是按照沙俄社會的等級制度組織起來的世界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沒有看到什麼可以去愛的、什麼可以去欣賞的。他在那裡既沒看到斯拉夫派想象中的無私、謙恭的基督教徒，也沒看到民粹主義者想象中的理性的集體主義者。相反，他看到了“性情粗暴、充滿敵意和滿懷怨恨的”人，他們容易沾染各種惡習，從酗酒到暴力，不一而足。
對於一個相信所有人天性善良的年輕理想主義者來說，最令人震驚的是罪犯們完全缺乏悔悟。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記》中回憶：
我在這些人之中沒有看到一點悔罪的跡象、一點對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實意地認為自己完全無罪……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於虛榮心、惡劣的榜樣、硬充好漢、錯誤的羞恥感……然而這麼多年來，畢竟可以從他們的心情中發現、捕捉、察覺哪怕一點兒線索，來證明他們內心的憂傷和痛苦啊。可是沒有，絕對沒有。
知識分子企圖按照自己的看法重塑農民階層，但刑罰堡的犯人似乎揭露出，這個計劃帶有自我欺騙的性質。斯拉夫派和民粹主義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彌合受教育階層與“無知之人”之間的“鴻溝”，彌合在1851年被赫爾岑斥為“兩個俄國”之間的“鴻溝”。
在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親身體驗了充斥著這道“鴻溝”的缺乏理解和敵意。即使他的獄友“不理解我們的罪行”，他在1854年給哥哥的信中說：
普通罪犯對於紳士階層的仇恨是沒有止境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我們這些貴族懷有敵意，並且對我們的痛苦幸災樂禍。如果有機會，他們會把我們生吞活剝。你無法想象我們是多麼易受攻擊，我們不得不在幾年的時間裡與這班人一起生活、吃喝、睡覺，甚至去抱怨我們受到的各種欺侮都是不可能的。“你們是貴族，是用來把我們啄死的鐵喙。你們過去是老爺，你們過去折磨過人民，但現在你們是最最低等的人。你們已經成了我們中的一員。”這就是四年來他們層出不窮的說辭的主題。這一百五十個敵人不厭其煩地恐嚇我們……我們雙方無法理解彼此，所以我們［貴族］不得不忍受所有的報復和迫害。
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向哥哥描繪的畫面並不總是嚴酷的。這些罪犯或許是粗俗的，但是儘管他們的生活悲慘、殘酷，一些人身上卻有著人性閃光點。“我在那幫強盜中度過了四年苦役生活，其間我確實還是看到了一些真正的人。”他寫道。“不管你信不信，他們當中有一些深沉、強大、高尚的品格，在這樣粗糙的外表下發現這些金塊是多麼令人振奮。”
伊利亞·列賓的油畫《意外歸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離開流放地之後的數年裡，他繼續重新想象了自己在刑罰堡黑暗、恐怖的世界中的遭際。在他的後西伯利亞小說中，他指出了在流放生活中可以找到的道德復活機會。
小說《罪與罰》中的非正統派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最終成功擺脫了自己的虛無主義堅定信念和狂熱的功利主義，找到了愛和精神救贖，甚至獲得了西伯利亞苦役犯的接受。
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在審判放蕩的貴族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的弒父罪時，他覺察到自己犯有曾希望父親死去的道德罪過，即便他在這起謀殺案中是無辜的。他希望能在西伯利亞礦山中服苦役，將其作為實現道德淨化的機會。
作者在鄂木斯克刑罰堡的苦難經歷或許讓他拋棄了對普通百姓的理想化預想，但這段經歷最終重新確認了對他們的精神情感和他們對救贖的渴望的確信，或者是使這種確信成為必需。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所寫的，這種轉變標誌著這位作家開始從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烏托邦式社會主義轉向一種新的政治哲學，這種哲學現在更接近斯拉夫派的思想。
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和民族主義信念加強，他開始重新設想，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他在鄂木斯克的所有同伴都是有著強烈道德責任感且渴望寬恕的人：“我認為或許他們所有人都蒙受著長久的內心痛苦，這種痛苦使他們得到了淨化，使他們強大。我看見他們在懺悔之前進行祈禱……在他們的心中，他們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是無罪的！”在他看來，正是罪犯適應性強的信念——這種信念甚至在監獄要塞的殘忍環境中倖存了下來——提供了修復受教育階層和普通百姓之間那道互相恐懼、互相敵視的裂痕的基礎；所有人都會成為在精神上平等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觸鄂木斯克刑罰堡的普通百姓後產生的這段救贖性記憶，成為他隨後的彌賽亞式民族主義的試金石：這位作家稱頌自己“與人民的直接接觸，因共同的不幸而出現的兄弟般的團結，以及明白我們自己已經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和他們平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當作他們當中最低級別的人的意識”。他回憶，他已經能夠“找到普通百姓的根，發現俄國的靈魂，並認識到普通百姓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最終於1859年返回聖彼得堡，後加入了一個被稱為“根基派”的作家團體，該團體認為，在東正教中新的兄弟情誼將使俄國能夠回應它作為各民族領袖的偉大精神感召。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西伯利亞遠不僅是一段記憶，更是一塊富有想象力的畫布，他可以在上面探索個人和集體救贖的可能性，探索俄國的獨特國家命運的前景。
死屋: 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
[英]丹尼爾·比爾 著
孔俐穎 譯
後浪 | 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6
閱讀更多 陝西藝網網絡科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