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上10时30分，何学江脱下层层“护甲”，用力拧干贴身衣物，大步向院外走去。身后，月明星稀，寂静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轮廓依稀可见。透过零星的灯光，病房中，“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身影一闪而过。
这一天，是雅安人何学江在武汉的第55天，也是他成为消杀志愿者的第7天，“红区”志愿者的第4天。
一位保安队长的战意
“还有志愿者岗位吗？我是老党员也是退伍军人，不要报酬。”临上班前，何学江都会到建设现场询问。
2019年12月4日，就职于上海某保安公司的何学江被调往湖北黄冈；因工作踏实肯干，12月12日，他被调往武汉市蔡甸区，负责某在建工地的安保工作。2020年1月1日，他被提拔为保安队长。
自武汉“封城”以后，何学江负责的工地人去楼空，工作变得轻松，待在有空调和暖气的房间内，看看电影，定期到工地上转转。
他再次来到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看着迎风飘扬的党旗，何学江热血滚滚，迸发出誓与病毒干到底的浓浓战意。
党旗下，他用手机记录了一段视频，配文“作为一名老兵，我身处现场，斗志昂扬……我宣誓：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召必回，战必胜，无怨无悔”。
36000步丈量疫区
“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招募志愿者，有意向的与我联系。”1月28日晚上10时许，微信工作群中的一条消息改变了何学江在武汉的轨迹。
当何学江报名时，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志愿者已满员，得知有更为危险的消杀志愿者工作时，他步伐坚定！
1月29日上午11时，毫不犹豫辞去工作的何学江，在同行志愿者的帮助下，穿好作为“防护服”的一次性雨衣、戴好护目镜和医用外科口罩，背上喷雾器，开始沿洪山路对湖北省直机关进行消杀防疫。
随着时间的推移，动作从生疏变为熟练，手与喷雾器的协调更为默契，消杀进度一增再增。
除了正常区域外，哪里出现疑似病人或确诊病人，何学江所在的小组都要第一时间赶到，对该区域进行消毒。这是何学江与新型冠状病毒的“交手”。
下午1时许，何学江手机响个不停，远在雅安的妻子打来的视频电话被他挂断了一个又一个。
20分钟后，手机仍旧在响。因怕妻子旧病复发，何学江按下了接听键。
当何学江的造型出现在视频中的那一刻，妻子就什么都明白了，她知道丈夫的性格，她不怪他。
“别告诉爸，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何学江挂断了电话，又开始了消杀工作。
这一天，何学江的步数定格在了36000步。
“现在（晚上）10时04分，收工了，辞职后做志愿者的第一天，很累，很疲惫，但感觉非常充实。加油，武汉。”何学江说。
何学江（右一）与同组的志愿者一起准备从“绿区”进入“红区”
一封家书里的硬汉柔情
“后湖院区‘红区’急需消杀志愿者，有人报名吗？”1月31日上午10时，志愿者群中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何学江的注意。
“我结婚了，有儿子，后继有人，无后顾之忧。没结婚、无孩子的不适合。”何学江急切地报名。
报名人数不多，何学江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
“红区”，即污染区，指确诊病人诊疗区域，在这里将与新型冠状病毒“面对面”接触。
当天，收工回家后，面对生死未卜的前路，慎重思考后的何学江在桌前写下了一封家书。
“爸爸作为一名老党员，党性不允许我退缩；作为一名老兵，军旗下的誓言，不允许我退缩。如果爸爸不能回来，希望你们兄弟俩快乐长大，照顾好爷爷和妈妈……”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直面“红区” 战”疫“打响
2月2日7时30分，何学江准时到达院区，熟练穿好医用防护服，戴上N95口罩、双层手套、鞋套、脚套，背上重达25斤的喷雾器从绿区出发，和另外两名志愿者共同开始消杀。
1小时40分后，完成绿区消杀防疫的何学江深深吸了口气，迈入“红区”。
除了按规定工作对各区域进行消杀外，出现死亡病例后，何学江所在的小组也要第一时间赶到，进行细致入微的消杀工作。
每次进入“红区”消杀，“战斗”都要持续4个多小时。不能上厕所，何学江不得不垫着成人纸尿裤，更不敢多喝一口水。一双手，早已被不知是汗水还是药水泡得发白脱皮。
“难，真的难，难在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何学江说，下班后，从医院到指定住宿地点，2公里的距离，猛蹬自行车踏板成了他唯一的解压方式。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刚好在武汉，战‘疫’已打响，那么就该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何学江说，也许他个人力量单薄，但涓涓细流终将汇聚成海，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一定能赢。
其实，何学江也有“私心”。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更想去火神山医院当一名消杀志愿者。或者，到四川省援鄂医疗队所在的武汉红十字医院，和老乡们并肩战斗。
“疫情不退，我决不撤。党徽和军歌伴我，我一定会平安回家。”这是雅安人何学江内心坚定的信仰和对家人的承诺。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杨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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