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被稱為華夏民族的母親河，幾千年來哺育和滋養了沿岸的億萬民眾，成為了華夏文明發展的搖籃——早在史前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華夏先民就是這條河流的兩岸繁衍生息；從夏商周一直到北宋，以關中、河洛地區為主的黃河流域更是歷代王朝的核心之地，長安、洛陽、開封等名城更是成為30多個朝代的都城。
黃河文明遂成為華夏文明的代名詞。
黃河作為華夏文明的母親河是當之無愧的，只不過這位母親的表現有時候像親孃，有時候像後媽而已
可是為啥自從北宋以後，歷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非南即北，偏偏總躲著黃河流域這塊中原故土呢？這固然有這個地區過度開發、戰亂頻仍等原因，但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黃河不但越來越不給力，而且脾氣越來越壞。
黃河是中國第二大河，在世界大河排名中也能名列前茅。但這個“大”指的是河流的長度，其實意義並不是很大，而在對於河流來說非常重要的指標——比如流域面積、徑流量等方面，黃河給出的數據就非常拿不出手了。比如說世界上流域面積最大的河流是亞馬孫河，達到了705萬平方公里，長江也有180多萬平方公里，而在長度上與前二者相差不大的黃河，流域面積只有區區的75萬平方公里，可見這位母親養育兒女的能力有限；在徑流量方面，黃河別說拿到世界上去比較了，在國內江河中都進不了前五，可見這位母親的“乳汁”也嚴重匱乏。因為嚴重缺水，很久以來我國北方的經濟、民生髮展就深受困擾，其實跟這條北方第一大河就有很大關係。
相比黃河，長江就溫順可親多了，只不過在文明的影響力上沒法跟前者相比
更別提黃河這條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給沿岸地區在生態保護和生產生活等方面帶來的巨大隱患和不便了。
但是以上因素都比不上這條暴虐的母親河動輒決口甚至改道，從而給曾受她滋養、哺育的兒女帶來的巨大恐懼和傷痛。
“瓠子決兮將奈何”——先來說說這條母親河的脾氣有多壞。
黃河向來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說法。話說這條華夏民族的母親河的脾氣有多壞？按照黃河水利委員會的統計，從公元前602年（東周定王五年）到1946年，僅有書面記載的黃河決口就達到了<strong>1593次，平均一年半就要攤上一回，這誰能受得了？這還不算，在此期間黃河發生改道<strong>26次，其中產生巨大影響、造成慘重傷亡的就有7次。不僅如此，黃河改道還改得非常任性，最北去過大沽口；最南直接經淮河、跟長江勝利會師了，大半個東部沿海地區被她禍禍了個遍。
古代最嚴重的自然災害首推水災，而最愛鬧水災的江河非黃河莫屬
西漢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黃河於頓丘（今河南濮陽）決口，沖垮了瓠子河堤注入鉅鹿澤，最終流入淮河、泗水，造成梁、楚等十六郡國被淹，損失慘重。漢武帝劉徹在事後曾作《瓠子歌》描寫了當時猖獗的水患景象：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第七》）
這不過是黃泛的一次“日常任務”而已，在規模和危害程度上並不特別突出，跟黃河著名的七次大改道根本沒法比。即便如此，在膽略、氣魄和胸懷上可以排在歷代帝王前列的漢武帝劉徹，卻在這次水患面前產生了巨大的恐懼感和無力感，“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他認為這場水災是上天的意志，人力無可奈何，所以他被迫遷70萬災民入關中，惹不起只好躲得起。
自古以來能跟劉徹比膽略比霸氣的皇帝寥寥無幾，可是他也被黃河決口嚇壞了
那麼黃河的七次大改道，又是一副何等的末日景象？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不僅意味著西周變成了東周、春秋這個大時代拉開了序幕，也導致了黃河下游平原的大開發，黃河也從無堤變成了有堤。齊桓公率先稱霸，也率先開發黃河，“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四·川瀆一》清·顧祖禹）其他諸侯國也紛紛跟進築堤，“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第九》）就這樣你也攔來我也堵，自由自在的無堤漫流了幾萬年的黃河被捆住了手腳（堤防約束，河床淤高）、限制了行動自由（九河歸一），忍無可忍之下終於大發了一次脾氣。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在宿胥口（今河南浚縣）決口，然後向東奔漯川，至長壽津（今河南滑縣）又與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滄縣）入海。這是有史可載的<strong>黃河第一次大改道，可能是第一次幹壞事有點心虛，所以這次黃河“落跑”的範圍並不算太遠（舊河道在今天津附近入海）。
第一次大改道時，黃河還比較缺乏經驗，流竄的範圍還不算太廣
漢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黃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附近決口，向東南衝進漯川故道，一路在河南、山東境內肆虐，最終在在今天的山東東營入海，形成了<strong>黃河第二次大改道。
這次改道看似天災，最終卻變成了人禍——據說王莽因為河決東流使得他家祖墳免遭黃泛威脅，主張不堵決口對水患放任自流。因為王莽先為權臣後來又篡漢建新，緊接著又是一場纏綿的戰亂，導致黃河在無人理睬的情況下放任自流的肆虐了60年之久。直到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著名水利學家王景領導治河，使黃河河道固定在從長壽津自西漢古河道流出，還是回到東營入海：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王景治河後，黃河相對穩定了600年。
王景在後世名聲不顯，在史書上只能列入《循吏傳》，這是古代技術人才普遍的悲哀
不過黃河改道禍國殃民，不改道也不全是好事——黃河的含沙量太大，導致河道泥沙逐漸淤積、抬高，為了防止洪水漫堤人們只好不斷加高河堤，遂使黃河成為“地上河”。到了北宋時期，在山東、河南境內黃河已經到了“河勢高民屋殆逾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的地步，終於在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再次暴怒決口，這是<strong>黃河第三次大改道。
這次潰堤沖決了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引用同上），向北奔大名、經聊城，在河北境內與衛河相合後入海，這條河被宋人稱為“北流”；12年後，黃河又在大名決口，自滄州境內入海、宋人稱此河為“東流”，也叫“二股河”，不過東流行水不到40年就斷流了。
黃河這次憋了600年的大爆發，改道都把自己給改分裂了，其中東流的滾滾河水傾瀉到梁山腳下與古鉅野澤連成一片，形成了一望無際的大水泊，號稱“八百里梁山泊”——即《水滸傳》中所描繪的那個“港汊縱橫數千條、四方周圍八百里”的梁山泊，在此聚義的108名好漢正是憑水泊天險“嘯聚山林，築營紮寨，替天行道”。當然這都是小說家言，歷史上以宋江為首的“三十六盜”其實是群來去如風、居無定所的馬賊，跟梁山泊其實沒多大交集。
要不是黃河第三次大改道，梁山好漢都沒地方聚義了……
黃河的前三次大改道雖有人為因素，但主要應歸於天災，可是<strong>黃河第四次大改道就是徹徹底底的人禍了。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南下攻宋，東京留守杜充決開黃河南堤以遲滯金兵攻勢。這次黃河決口處大致在衛州（今河南汲縣和滑縣間），導致黃河“由泗入淮”，從此黃河離開傳統的北流和東流，進入南流時期。在此後的700多年間，黃河的基本流向就是向東南流入淮河為主，但仍有幾支分流。南宋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黃河再度決口，水入山東境內後分成兩支——向北由北清河經東營入海，向南由泗水入淮河入海。
<strong>黃河第五次大改道發生在元朝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由於北方常年戰亂以及女真、蒙古人對於治河的忽視，導致黃河居然在原武、陽武、中牟、延津、開封等15處同時決口，最終匯成3股，其中兩股依然南流入淮。因為元朝和明朝前期的動盪，導致黃河水患頻仍，始終得不到徹底的治理，黃河“南流故道始盡塞，或由秦溝入漕，或由濁河入漕。五十年來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明史·卷八十四·志第六十》）直到萬曆初年經潘季馴採用“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巧妙辦法加以治理，河道基本固定下來，即今天的黃河明清故道。
從南宋開始，黃河就到南方串親戚去了，而且一串就是700年
清初康熙皇帝任用名臣靳輔治黃河，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由於忽視了入海口的治理，導致海口漸淤，河底漸高。自清中期以後，黃河下游的決口日漸頻繁，到了晚清政府內外交困以後，黃河氾濫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在蘭陽（今河南蘭考）銅瓦廂決口，洪水一路輾轉最終奪大清河入渤海，並導致銅瓦廂以東數百里河道自此斷流，原本穿蘇北匯入黃海的明清故道化為歷史遺蹟，這就是<strong>黃河第六次大改道。這次河決造成了慘重的損失，豫、魯、直三省的大片地區被殃及，無數災民或死或徙，“氾濫所至，一片汪洋。遠近村落，半露樹梢屋脊，即漸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灘，人馬不能駐足”（《再續行水金鑑·卷九十二》民國·武同舉）。
這次改道以後，黃河結束了持續700多年由淮入海的歷史，開始重回東流由渤海灣入海，基本與今天的黃河河道一致。
<strong>黃河第七次大改道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就是發生在1938年抗日戰爭期間的花園口決堤。這次改道導致黃河再度南流，沿賈魯河、潁河、渦河入淮河，直到1947年復堵花園口後，黃河才回歸北道，自山東東營入海。
花園口決口以及決口的原因，都是我們民族史上一塊永遠的傷疤
每一次黃河決口乃至改道都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甚至導致改朝換代。因此除了個別腦子進水的皇帝或是國祚太短無暇他顧的朝代，哪怕是為了屁股下的龍椅能坐得更穩當一點，歷朝歷代都會不遺餘力的去幹同一件事，那就是治河。
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與黃河相愛相殺的恩怨史。
黃河大堤，就是華夏民族幾千年來跟這條暴躁易怒而且喜歡四處亂竄的母親河鬥爭的最重要的武器。河堤當然是人造物，在它給黃河套上枷鎖之前，黃河自然是隨心所欲的想往哪兒跑就往哪兒跑，想淹死誰就淹死誰。
河堤是古代約束黃河的唯一辦法，約束好了黃河生利，沒約束住就徹底完蛋
這下可把當時的華夏先民們給坑慘了，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其實治的就是黃河，但顯然效果並不持久，以至於他的子孫後代繼續遭殃。我們今天翻開夏、商兩朝的歷史，發現他們的都城一直在河南境內遷來遷去，這裡邊有的是被敵人打跑的，也有是被到處亂竄的黃河攆跑的。後來周朝建立之後把都城立在了關中，一方面因為那裡是他們的老巢，但能讓他們放棄統治更加便利、文明更加先進的中原地區，也不排除有對這條任性的黃河惹不起躲得起的因素。
到了春秋齊桓公開始築堤束河，沿岸諸侯國紛紛效仿。但在當時諸侯割據、各守黃河一段的情況下，想要統籌規劃、有效治河純屬做夢。而秦匆匆二世而亡，所以首開全面治河創舉的重任就落到了西漢的頭上。
從西漢到清朝的兩千多年，就是我們的祖先與黃河持之以恆鬥爭的兩千多年。在此期間不但湧現出像王景、潘季馴、靳輔、陳璜這樣的治河名家，具體的治河方案也是層出不窮。比如漢朝的“賈讓三策”、宋朝的“興築遙堤”、明朝的“束水攻沙”以及清朝的“以水攻沙”等等，都曾取得過良好的效果。
了不起的潘季馴——他的治河方略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關於治河太具體的技術問題我不懂，您也未必愛看。這樣我們不如講點別的，比如幾個對於治河作出過巨大貢獻的皇帝的故事。為啥專說皇帝？因為古有“黃河寧，天下平”的說法，黃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決定一個王朝的命運，所以凡是有點雄心和作為的皇帝，都最關心這條河。
<strong>1、漢武帝劉徹——第一位親臨黃河大堤決口處參與搶險的皇帝。
前邊我們曾經提到在西漢元光三年黃河決口後，漢武帝劉徹曾深感無力的寫下了一首充滿頹喪情緒的《瓠子歌》。不過劉徹畢竟是雄才大略、鬥志昂揚的一代霸主，很快就振作精神決定跟黃河鬥個你死我活，於是《瓠子歌》也理所當然的有了姊妹篇：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汙兮浚流難。
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
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第七》）
自元光三年黃河在瓠子堤決口後，當時的宰相田蚡為使其封地免遭河患，便以“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引用同上）為由阻撓封堵決口，使得黃河南行氾濫20多年。直到元豐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封禪泰山後，才下定決心堵口以絕河患。
也許是封禪泰山才給了劉徹治河的勇氣——這在“天人感應”大行其道的當時，並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
這首新版《瓠子歌》描寫的是西漢軍民齊心協力封堵黃河決口的戰鬥場面。劉徹不但調拔了4萬民夫築堤堵水，還親臨現場下令隨行將士一齊上工地，伐竹運土。這次工程的難度很大、條件也很艱苦，面對人們的畏難情緒，劉徹演技大爆發，先是“沉白馬玉璧於河”以祭祀神靈，然後也不管神靈到底是個啥想法就宣佈“河伯許兮”——也就是說這次治水河伯已經點頭答應了，大家可以放心大膽的幹活了。不久工地的建材又出現缺乏，尤其是柴薪，這可咋辦？劉徹一不調查二不審訊，直接將“衛人”當替罪羊予以降罪，同時下令砍伐行宮與豪宅內的竹樹，並將隨員中官在將軍以下的全攆去當苦力。
劉徹不愧是能與秦始皇並稱的人物，不但親臨搶險一線，還行大事不拘小節，終於使得決口順利合龍，並在堵合的口門處建宣房宮以作紀念。
<strong>2、周世宗柴榮——辛苦治河卻給他人做了嫁衣裳。
中國古代治河的一個特點就是在太平盛世的時候會花大力氣、大本錢，而到了亂世尤其是大分裂時代就只有破壞鮮有建設。不過，五代十國時期的後周世宗柴榮是少有的一個例外。
柴榮最大的遺憾就是早逝而且是猝死，導致對後事幾乎全無安排，讓姓趙的佔了便宜
自東漢王景治河以後，黃河安靜了600年。唐朝建立以後，對黃河的治理也頗下功夫，不過發生在公元8世紀的安史之亂使得事情脫離了正軌。從此開始直到北宋建立的200多年時間裡，天下在事實上處於分裂的狀態，戰亂不絕，使得黃河處於無人搭理的狀態，河患日益嚴重。
柴榮是五代的第五朝、後周的第二任皇帝，被後人稱為“五代第一明君”：
“世宗頃在仄微，尤務韜晦，及天命有屬，嗣守鴻業……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辯奸，多得其理。臣下有過，必面折之，常言太祖養成二王之惡，以致君臣之義，不保其終，故帝駕馭豪傑，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世宗紀第六》）
為啥會有“<strong>治世治河，亂世亂河”這種事情發生？因為治世大都發生在大一統的長壽朝代，自家江山最少也能坐個百年以上，統治者自然要為自己和子孫後代多操操心、費費力；而在亂世朝興國滅倏忽如晝夜交替，大家都朝不保夕的，誰還有心思操心治河這種破事？
可柴榮不但是明君，還是“五代第一明君”，所以別人沒心思管的事，他要是不廢廢心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顯德元年（公元954年）黃河在鄆州界決口，“數州之地，洪流為患”（《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本紀第十二》）。柴榮徵發丁夫6萬人，派宰相李谷監築河堤，歷經30日而完工。
對柴榮來說，比黃河決口更嚴重的危機是由於黃河河道的不斷抬高，導致其環繞後周京都開封的各大支流，如汴河、五丈河、蔡河、金水河逐漸淤塞，水運不通。而一旦水路斷絕，地方州郡的物資，尤其是糧食無法順利發運至開封的話，大周朝就得玩完。
東京汴梁城的繁華興盛，其實要感謝柴榮打下的好基礎
所以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他下令徵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近10萬人疏浚汴河，發滑、亳二州丁夫疏浚五丈河以連通青、鄆的水運之路，又疏浚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使得“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引用同上）。
柴榮在位時徹底打通了開封周邊的水運交通，使得開封不但坐穩了全國政治中心的寶座，而且成為黃河水系運輸的交通樞紐——後來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興旺發達，但精華盡歸於東京，便與此有很大關係。
柴榮辛辛苦苦的打下偌大基業，結果統統給姓趙的做了嫁衣裳，想想也怪可悲的。
<strong>3、金世宗完顏雍——柴榮之後的又一個例外。
金世宗完顏雍，女真名完顏烏祿，是金朝第5位皇帝。他在金廢帝完顏亮南征被弒後稱帝，與南宋簽訂了《隆興和議》，開啟了兩國間40多年的和平局面，並趁機大力推動國內政治、經濟發展。
完顏雍是金朝少有的重視內政的皇帝，他勤政節儉，選賢任能，輕徭薄役，尊崇漢學，使得國內形勢蒸蒸日上。在他的治下，金朝國庫充盈，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史稱“大定盛世”，完顏雍也被稱為“小堯舜”。
即便與歷代漢人皇帝相比，完顏雍也配得上明君之稱
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黃河在滑州決口，完顏雍聞訊後立即派遣官員查勘水清，並採納都水監梁肅的意見，在黃河南流河道沿岸修築堤防。為了進一步杜絕河患，3年後他又遣太府少監張九思督建從廣武（今河南鄭州附近）到孟、衛等州（今河南焦作、新鄉）的河堤工程。
完顏雍最大的貢獻，是完善了黃河河防的管理制度。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他在開封專設京師埽巡河官，專職負責開封的河防安全工作。3年後他又在歸德府（今河南商丘）設立河官，同時明令沿黃河的4府16州的地方主官以及沿河44縣的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如任內規措有方能御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疏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金史·卷二十七·志第八》）
第一次把河防制度如此明晰化並責任到人的，居然是個蠻夷出身的女真皇帝——咳咳，這讓整天埋汰女真人文明程度超低的俺情何以堪……
<strong>4、要說歷代最重視治河的皇帝，非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莫屬。
自晚明起，黃河河患日增，到了明末清初戰亂頻仍，情況就更是一塌糊塗。所以雄心壯志不亞於秦皇漢武的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自登基以後，就把治理黃河作為其首要解決的三大國事之一：
“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之宮中柱上。”（《清聖祖實錄·卷一百五十四》）
而且他不是光說不幹，而是身體力行。從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到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他先後6次南巡河工，通過實地考察把黃河與淮河交匯處的清淤作為治河的關鍵，以蘇北宿遷到淮安的黃河河道、洪澤湖至高郵的運河河道為重點進行建設，已達到清除黃河淤積、清水暢出、漕運無阻的目的。
排除偏見，玄燁是跟李世民最像的皇帝，哪怕在生出一堆混球兒子這點上
康熙的6次南巡並非如影視劇中演繹的那樣成天瞎扯淡，而是實實在在的解決問題。比如在第一次南巡中，他採納了河督靳輔提出的“分黃助淮”的建議作為防止黃河倒灌的辦法；第二次南巡時他親身體驗了民生艱困，下免租詔豁免了江南積欠的20多萬石糧食；第三次南巡時，他通過實地考察，下令于成龍加修歸仁堤、高家堰；第五次南巡時，他查撤了辦事無能、擾民很能的總河張鵬翮，消除了民憤；此外，為了徹底解決河患問題，康熙皇帝還兩次派人考察黃河源，試圖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如果皇帝出巡都如康熙一般，想必也不會招來那麼多的非議，並演繹出那麼多的花邊新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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