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這首唐代李紳創作、今人耳熟能詳的《憫農》詩，反映了農民耕田種地的辛勞。當然，在這艱苦勞作的過程中，偶爾也會有發現的快樂。傳說大清朝光緒爺在位的時候，一位農民於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一帶耕田，竟然在莊稼地裡挖出了寶貝—新莽時期的國寶金匱直萬錢（以下簡稱“國寶”）。因出土年代久遠，也有人說是民國初期發現的。這種錢發現數量極少，泉界一直有“兩枚半”之說，可謂泉藏之尤物。陝西老漢在地裡種莊稼，面朝黃土背朝天，能挖出國寶，這簡直是個神話。
關於這國寶，可以說是充滿了各種謎團。謎之一：國寶的發現時間，誰也說不準，有好幾個答案。有的說是清代光緒年間，有的說是民國八九年，還有的說是民國十年。謎之二：兩枚珍泉是同時同地出土，還是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出土？也有不同版本。謎之三：為什麼收藏在國博的是完整品，殘品卻下落不明？收藏界的流行說法與現實相矛盾，又是何原因？
晚清（或民國）時期，在西安發現的這兩枚錢，一枚錢完美無缺，稱為“完品”；另一枚錢，“直”字最後一橫畫、“萬”字草頭略殘，稱為“殘品”。
我曾在國博“古代中國”基本陳列的一個展櫃中，見過完品。此錢為青銅質，原為通體著綠鏽，但由於各種客觀原因，現錢體呈深褐色，色澤暗淡。錢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部為圓形方孔，正背、內外均有輪郭。面文篆書體，圓筆婉轉，上下、左右對讀，為“國寶金匱”4 字。下部為方形，正背兩面周邊突起似輪郭，內以兩條突起的縱線將方形分為三等份，兩線之間豎排“直萬”二字篆書，錢文筆畫清晰完整。在上部圓形邊緣及下部方形周圍，殘留有一些微小的毛刺、流銅，未經磨邊，這是最後沒有加工完成的痕跡，說明它應是未流通過的錢。
國博藏新莽國寶金匱直萬完品
高6.25釐米，上徑3.1釐米，穿寬1.5釐米，下寬
2.9釐米，重41.6克。（照片由國博提供，拓本
採自《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編》第637頁）
關於完品，有這麼一段故事。傳說大約在民國八九年的時候，西安的農民在漢未央宮遺址一帶耕田，發現“國寶金匱”錢一枚，西安閻甘園、閻履初父子花了幾十個現大洋買下此錢。
1922 年春，閻甘園帶著這枚錢來到上海，見到他的朋友，時任《晶報》主筆的張丹斧。張氏將其介紹給寒雲，寒雲想買此錢，卻又遲疑不決。寒雲就是袁世凱次子袁克文，以號行於世。他對古錢的集藏與研究，始於袁世凱恢復帝制期間。張丹斧擔心夜長夢多，時間拖久了，國寶落入錢商手中那就麻煩了。於是自己將此錢果斷買下。《晶報》經理餘大雄之父餘挺生素愛古泉，見寒雲猶豫，又怕張丹斧將珍泉轉手賣掉，就想買下這枚珍泉。張氏聞訊後，慷慨解囊，作為壽禮，送給了餘挺生，餘氏亦以千金回報張氏。餘大雄撰文一篇，將此錢收藏的前後經歷刊載於《晶報》上。鄭家相曾在上海古玩市場一睹餘挺生的風采。他說：餘翁挺笙（生）者，《晶報》經理大雄君之尊翁也。十一年春，遇於五馬路古玩市場，時翁年近古稀，精神矍鑠，一見如故，頗相契合，蓋翁亦一古泉同好，來此訪泉也。自此以後，彼此過訪，遂為忘年交。翁所藏雖不甚富，頗多珍稀之品。且是時張丹斧所藏之國寶金匱直萬泉，亦已歸之。
錢幣收藏家張叔馴找餘挺生欲購此錢，卻遭到餘氏拒絕。餘氏去世後，其後人將此錢以兩千金的價格賣給了張叔馴。上博錢嶼曾告訴我這樣一件事：張叔馴在得到國寶之後，邀請蘇州匠人採用失臘法工藝，以真錢翻模，仿製了一批國寶金匱。仿品製作精良，品相上乘，均為熟坑，黑漆古，並將其中一枚送給了丁福保。
後來，張叔馴將這枚國寶金匱完品轉讓給了陳仁濤，但雙方對此事均守口如瓶，後人無法找到相關的文字記錄。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轉讓的時間有可能是在1938 年張叔馴舉家出國之前，或者是1946 年12 月25 日至1947 年5 月之間張叔馴從美國回到上海處理有關財產事務之際。
1952 年，陳仁濤將包括完品在內的所有泉藏以80 萬港幣的價格賣給了我國政府。1955 年，國家文物局將這批藏品調撥給北京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今天，如果泉友們想一睹完品之風采，那就請到國家博物館看看“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在秦漢廳的一處角落，一個體量不大的展櫃中，靜靜地躺著這枚頗具傳奇色彩的國寶。
最早記載殘品的文獻，是1936 年陳仁濤發表的《國寶金匱錢考》，詳述此錢的發現與流傳經過，並在文末附有他收藏的這枚殘品的正、背兩張黑白照片，錢幣似嵌於一個裝潢精美的木盒中。
據陳氏所言，殘品初為英國人牛門氏（即紐曼，E. A.Newman）在西安從農人手中廉價買到。1930 年春，張綗伯先生受邀觀其藏品，遂以重金購得，後又歸張叔馴。1934 年春，陳仁濤出資10 餘萬元，買下方若全部藏泉，名聲漸起。張叔馴將殘品慨然讓與陳氏，兩位各據其一，足以傲視群雄。
《古錢大辭典·拾遺》著錄一枚國寶金匱，有正、背兩面，“直”字下橫畫斷，應是據陳仁濤論文發表的黑白照片放大、印刷的。書中還收錄有民國十一年三月廿七日《晶報》上餘大雄發表的《記新莽第一寶泉》一文，金品元加以按語，提出不同意見。《歷代古錢圖說》收錄有殘品正、背兩面拓本，馬定祥批註：“此為王莽所鑄。生坑。‘直萬’兩字斷筆處系出土時損傷。陳仁濤舊藏，被視為第一珍品。”
羅宏才經過調查，認為這枚殘品是偽品：劉漢基先生在世時，常與我論及薛氏父子錢幣作偽之法，並數次告我早年曾頻聞西安回民坊老古玩商人傳言薛氏父子當時曾偽作“國寶金匱”錢事……又曾聞薛氏之後，民初有一銀匠，亦曾在西安製作假印、假錢，其製作的“國寶金匱”錢還曾賣給過某外國人。
趙曉明說得更為直截了當，曾詳細地談到西安造假一事：據閻秉初講，西安自清末以降製造偽泉之風甚為猖獗……銀匠常師在此環境之下一馬當先，率先仿製國寶金匱錢幣一枚，輾轉以極昂之值向紐滿兜售，偽言其為北郊農民種地時新從田中啟出。紐滿不諳內情，誤以為有幸得見生坑所出奇珍之品，遂依常師之言如數付錢，購得此物……紐滿在友人的支持下，於民國十九年（1930）前後，在上海搞過一次較大規模的藏品展覽。邊宗仁先生說錢幣學家張綗伯見到紐滿所藏這枚錢幣後，愛不釋手，商讓再三，方始成交。若閻秉初先生所提供的史實準確無誤的話，那麼，張伯所藏的這枚國寶金匱錢將是偽品。
此文中的“紐滿”，與紐曼、牛門氏同為一人，皆為英國人E.A.Newman 的不同譯法。若依此文所云，紐曼賣給張伯，經張叔馴、陳仁濤收藏，後下落不明的殘品，就是民國時期西安常師所作贗品。
殘品到底花落誰家？我經過多方打探，得知國內某錢幣收藏家珍藏有一枚國寶金匱，不輕易示人，讓人覺得挺神秘的。前幾年曾有人見過此錢，置於一個精美的硬木盒內，自稱是方若舊藏。據見過此錢的人回憶，該錢老生坑，包漿老到，品相上乘。此錢是否與下落不明的殘品為同一枚錢？無處尋找證據，成為又一不解之謎。
民國時期發現的國寶金匱，距今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非科學考古發掘品，數易其主，輾轉於西安、上海、香港及北京等地。這一時期出土的兩枚國寶金匱，殘品疑似偽品，惟有國博所藏完品是目前國內外公認的真品。
近十幾年來，據說在陝西相繼有國寶金匱出土，但真假難辨。1998 年左右，傳在陝西西安北郊漢城鄉一帶出土一枚國寶金匱錢，據云有人出價15 萬元欲購之，未能成交；2003 年底，傳西安西北部某地一農民蓋房取土時挖出2 枚國寶金匱；2004 年春節前後，西安出現數枚“國寶金匱直萬”；2005 年春季又出現數枚，其出土地點傳均在西安市西北郊，總數量無精確數字，約在10 多枚至20 多枚。據業界人士稱，此次出現之泉均為生坑品，多為殘缺者。關於這一批錢幣的真偽問題，在泉界有不同意見，真假存疑、莫衷一是，有待做進一步探討。
《晉書·食貨志》雲：“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以“國寶”作為錢名者，惟有國寶金匱。如此重要的國寶，卻為何在文獻中失載，也是一個謎。王莽當了十多年皇帝，進行了四次貨幣改革，鑄行大幣值虛值貨幣，國寶金匱直萬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最終導致經濟制度紊亂。彭信威特別指出：“王莽的幣制改革中最奇特的是他的寶貨制，這在世界幣制史上是一種破天荒的制度，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王莽最終倒在了漸臺之上，這與其經濟改革失敗有著密切關係，他通過多次發行大面額的虛值貨幣，來掠奪社會財富，聚斂大量黃金，王莽死之前還存有黃金60 餘匱，重達60 萬公斤以上。國寶金匱直萬是王莽鑄造的一個神話，那是芸芸眾生難於掌上把玩的國寶；金匱是許多人的夢想，夢想著國寶能據為己有。追逐夢想的人是幸福的，在追夢的路上卻充滿著迷惑與陷阱。我所期待的，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考古學者能像發現新莽封禪玉牒一樣，從地下發掘出國寶金匱。
國寶金匱，真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人見人愛的好東西。
西安漢長安城桂宮四號建築遺址出土新莽封禪玉牒
（《漢長安城桂宮1996—2001 年考古發掘報告》彩版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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