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陰雲籠罩之下，武漢百姓的一舉一動皆牽動人心。近日，一位在“方艙醫院”讀書的年輕人走紅網絡，病床上，他手捧一本《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這一畫面被媒體鏡頭記錄下後，流傳在社交網絡上，就連該書作者、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都在推特上轉發了這條新聞。
在感染上疾病時，這位年輕人也沒有忘記閱讀和思考。鎮定之中生髮的強大精神力量，給了不少努力“抗疫”的人們勇氣和寬慰。據楚天都市報消息，這位年輕人姓付，今年39歲，老家在孝感市漢川，後隨父母在武漢生活。他從武大博士畢業後去美國深造，目前博士後，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書，研究方向是高分辨冷凍電鏡。回武漢探望父母后，不幸感染上新冠肺炎，隨後於2月5日晚上作為第一批患者轉到由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改建成的江漢方艙醫院。他在接受採訪時介紹，自己平時很喜歡讀書，這本書也是回武漢後在書店購買的。
福山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的弗朗西斯·福山，他以《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享譽世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裡，他向讀者描述了今日政治機構、現代國家如何形成的畫卷。福山拋出了一個又一個懸念，為什麼當今世界呈現出如此多樣性的政治形態？這種多樣性的起源何在？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制，將強大的國家、法治和負責制政府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中。這三種制度來自何方？是什麼力量驅使它們誕生？它們又在何等條件下得到發展？
在這本書中，福山不再在當代政治範圍內看待秩序問題，他追溯那些已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從而彌補歷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在深入人類悠久的歷史綿延過程之中，透徹觀察政治秩序得以形成的深層機制。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本“大”書，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認為，從全書論述的理論意圖上看，福山力圖實現四個重大超越：一是藉助進化論超越契約論，二是藉助社會學超越政治哲學，三是藉助中國中心超越西方中心，四是藉助現代秩序興起的多元考察超越輝格史觀（即英國是憲政建構的典範）。這樣的理論意圖，也是前無古人、今罕同道。
國家有自己的生成與演進邏輯，這樣的邏輯自然是原始組織在不同環境與歷史處境中展現的。但是，那些從原始組織成功過渡到國家，尤其是發展到現代國家的國度，經過了一個什麼樣的變遷過程，才落定在不同的國家狀態上呢？這一問題成為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解讀的核心問題。為詳細解析這一問題，他設定了足以給出關乎政治秩序起源和國家興衰問題可靠答案的三個要素：一是國家建設，二是法治，三是負責制政府。
福山首先著力分析國家建設導致的政治發展差異。在這一部分，他將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創生時期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國家建設進行了對比性的分析。福山指出，社會組織中家庭和親戚關係的重要性是中國歷史上重大的常數之一。這是一個與非人格化國家的成長相互伴隨的中國社會結構性因素。以父系社會的規則為軸心的家族制度，源遠流長、根柢不變。並由此塑造了古代中國的財產製度、社會關係甚至政治結構。
對於印度，福山認為印度在早期國家建設時走上了一條彎路，一度社會的力量太過強大，以至於限制了國家統一權力的成長。中印兩國分別呈現的強大國家與弱小社會、強大社會與孱弱國家，構成古代國家建設的矚目案例。
福山對歐洲的描述，一方面強調歐洲的政治發展是個例外，這一例外是由於歐洲法治的湧現促成的。另一方面，福山認為法治並不是像經濟學家主張的那樣，簡單地強調產權和合同執行，而是堅信統治者必須依法行事。法律比立法更為重要。普通法成為歐洲主流司法形式就是證明。再一方面，圍繞敘任權的鬥爭，對於教會獲得國家般的特徵發揮了重大作用。敘任權促使天主教演化為現代化的、等級化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機構，並促使精神領域與世俗領域的明確分離，為現代世俗國家的出場鋪平了道路。
任劍濤認為，從政治秩序的重大論題上看，福山對相當流行的國家-社會論述框架也提出了挑戰。“經過他的考證，不是說一個強勢的社會就足以塑造一個強勢的國家，或者說一個強勢的國家就必然壓制社會。只是對於一個失衡的國家-社會關係而言，建設現代國家的可能性才會大大下降。社會太強勢不足以建構強大國家，印度堪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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