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時期是蘇軾一生最為特殊的時期。一方面是政治上最為風光的時期，另一方面又是蘇軾遭受攻擊最多的階段。關於元祐黨爭的情況，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王水照的《論洛蜀黨爭的性質和意義》、諸葛憶兵的《洛蜀黨爭辨析》、李真真的《蜀黨與北宋黨爭》。這些研究對於釐清元祐黨爭的實際情況、性質和意義不無裨益

一、風光與無奈——蘇軾在元祐黨爭中的處境

蘇軾在元祐黨爭中的處境，用風光與無奈來概括較為準確。一方面，元祐時期的蘇軾風光無限：入為朝廷重臣——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出為方面大員——出知杭州、穎州、揚州、定州。蘇軾並非“倡優蓄之”的弄臣或文學侍從之臣，而是真正進入過權力中樞的重臣，深得當時最高權力者高太后的賞識與特別保護，離相權僅一步之遙。另一方面，蘇軾始終處於政爭旋渦中，是非和攻擊如影隨形，總是處於辯誣的境地，不得不多次上章辯白，也不得不多次自請外放，顯得頗為無奈。

這些無奈的辯誣材料，是《蘇軾文集》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將這些無奈的辯誣材料，結合《續資治通鑑長編》、《續資治通鑑》、《宋史》以及宋人的相關筆記進行疏理，大致可以發現圍剿蘇軾的一些特點。

（一）從攻擊的時間點分析

攻擊的時間點一般都選擇蘇軾在朝的時間段上。每當蘇軾在朝，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具體說，蘇軾“三入承明”也就成了三次攻擊的高峰。

蘇軾“一入承明”時間最長，攻擊持續的時間也最長，從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去世開始，直到元祐四年三月出知杭州為止，攻擊一波接著一波。第一波攻擊針對蘇軾元祐元年十一月作試館職策問；第二波攻擊是對蘇軾的間接攻擊，針對的是蘇軾在臺諫的朋友呂陶、孔文仲；第三波攻擊是針對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第四波攻擊是針對元祐三年正月蘇軾知貢舉；第五波攻擊雖是對蘇軾的間接攻擊，但針對胡宗愈的攻擊都牽涉到蘇軾，該次攻擊從元祐三年三月一直延續到元祐四年三月，持續了整整一年。

蘇軾“二入承明”時間最短，入朝只有短短３個月，但攻擊更加無聊和惡毒

蘇軾“三入承明”期間，局勢似乎相對平靜。元祐七年八月，蘇軾以吏部尚書兼南郊鹵簿使被招回；十一月，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元祐八年二月，御史黃慶基上疏，列範百祿五罪。元祐八年五月御史董敦逸四狀言蘇轍，御史黃慶基三狀言蘇軾。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親政，蘇軾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出知定州，其時已到國是將變的時候了。

（二）從攻擊的對象分析

關於攻擊的對象，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直接關乎蘇軾的。政敵直接指控蘇軾最主要的罪狀也就是所謂“發策草麻”而已，這反而證明蘇軾的確沒有什麼把柄被政敵抓住。二是涉及蘇軾的同鄉、朋友的。如呂陶、孔文仲、胡宗愈、範百祿，指責其朋比為周。三是涉及蘇軾的門生、故舊的。從攻擊的對象分析，雖然五花八門，但真正所謂罪狀，實質性的內容並不多，大多流於情緒化的攻擊，也經不起推敲。比如針對蘇軾本人的，如果不存偏見，在當時還是在今天也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實質性的錯誤。

（三）從攻擊的手法分析

攻擊的手法，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

一是無限上綱，深文周納。縱觀對蘇軾的攻擊，對先皇帝不忠是政敵攻擊的重點所在。作為先皇帝處理過的政治犯，蘇軾可能對神宗皇帝心存怨恨，是高太后對蘇軾唯一不放心的地方。

二是信口雌黃，無中生有。如蘇軾知貢舉，趙挺之攻擊“蘇軾主文，意在矯革”，蘇軾自謂“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的確是實情。另外如賈易指責蘇軾“杭州不當法外刺配顏章、顏益父子”，賈易連顏章、顏益是兄弟還是父子都沒有搞清楚就信口雌黃，進行無中生有的攻擊、陷害，只能說明攻擊者的不擇手段。

三是指鹿為馬，指黑為白。如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疏論蘇軾浙西災傷不實，置百萬生靈於兒戲。這就不只反映了政治鬥爭的醜惡，更反映了攻擊者已經失去起碼的良知，近乎喪心病狂了。

四是採用漫罵手段，進行人身攻擊。以王覿、趙挺之等最為典型。趙挺之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王覿言：“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是故見於行事者，多非理義之中，發為文章者，多出法度之外……學術不正，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

五是株連附會，構陷其結黨營私。從弟弟蘇轍，到門生黃庭堅、秦觀，故舊王鞏、孔文仲、胡宗愈，以至於同鄉呂陶、範百祿，無不在攻擊之列，上文已有論述，此不贅言。

六是輪番進攻，製造強大的輿論壓力。特別是“一入承明”時期，發動的五波攻擊都帶有明顯的預謀和目的性。

二、蘇軾在元祐黨爭中四面受敵的原因探析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蘇軾陷於這種狀況的呢？筆者認為，原因固然複雜，但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分析，一是可以從攻擊者的角度分析，一是可以從蘇軾的角度分析。

（一）外部的客觀因素——攻擊者的動因探析

攻擊者為什麼對蘇軾進行圍攻，原因是多方面的，且頭緒繁多，撲朔迷離。據筆者粗略統計，對蘇軾展開直接或間接攻擊的人中部分與蘇軾有個人恩怨，但絕大多數則並非如此，牽涉到更為深刻的體制原因和諱莫如深的權力鬥爭。

首先，不能排除個人恩怨因素。比如朱光庭，特別是賈易，攻擊蘇軾的確有為其老師程頤報怨的成分，蘇軾自己對此也很清楚。賈易把為老師程頤報怨作為政治使命，近乎喪心病狂。另外，像趙挺之攻擊蘇軾，也的確與蘇軾存在個人恩怨。攻擊蘇軾最為厲害的王覿、黃慶基也大致可以從個人恩怨找到蛛絲馬跡。

第二，更深層次的原因牽涉到當時的體制。從攻擊蘇軾的構成人員的公開身份分析，無一不是臺諫人員。從法理上說，臺諫對蘇軾的攻擊是具有合法性的。這既是他們的權力，也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但問題是，任何好的制度都需要人去執行。自熙寧時期王安石首開利用臺諫驅逐、清除政敵的先例後，到了元祐時期，執政大臣都或多或少利用臺諫打擊政敵。臺諫已經從權力制衡的工具演變為權臣打擊不同政見者的利器，作為工具性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蘇軾在元祐時期的遭遇，最為明顯地反映了臺諫的這種變質。

第三，更為諱莫如深的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權力爭鬥。司馬光去世後，舊黨由誰來挑頭支撐大局，是當時急需解決的問題。蘇軾深諳歷史，吏事精通，才華出眾，深得最高權力者賞識，無疑是最有可能出任執政或者宰相的人選。因此，筆者根據史料分析認為，從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去世到元祐三年四月，執政大臣調整到位為止，

因此，從權力爭鬥角度分析臺諫攻擊蘇軾的動機，才可能避免“意氣之爭”、“洛蜀黨爭”的認識誤區，權力才是爭鬥最為核心的因素。蘇軾與劉摯在權力上存在競爭關係，因此蘇軾在“一入承明”時期遭到的攻擊，幕後都有劉摯的影子。

（二）主觀因素——“不合時宜”

外因取決於內因，性格決定命運。導致蘇軾在元祐黨爭中四面受敵，除了上述客觀原因外，還與蘇軾不合時宜的獨立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摯無飾的性格等主觀因素有關。

首先，與蘇軾“不合時宜”的獨立政治取向有關。從熙寧王安石變法開始，統治集團就分裂為新舊兩黨；元祐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打擊、排斥新黨人員，更加劇了這種分裂的趨勢。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新舊兩黨已經勢如水火，按照政治潛規則，牽涉到站隊問題，站隊已經高於是非，政治取向成為第一考量因素。

一方面，

獨立不倚的政治取向，使蘇軾成了政治上的另類。蘇軾在黨爭中的站隊既得罪了新黨，也不見容於舊黨，舊黨和新黨都將其視為異類。有主見、不盲從、不附和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人格，是不為任何當政者所喜的，蘇軾一生的政治浮沉大致都能從其獨立不倚的政治取向找到答案。

第二，與蘇軾“不合時宜”的耿介性格有關。負責地表達自己的政見，勇於為義，不患得患失，蘇軾耿介的性格是其遭受攻擊的又一重要原因。與司馬光為役法問題爭論特別彰顯了他這一個性特點。在反對王安石變法中，蘇軾與司馬光曾是志同道合的戰友，烏臺詩案蘇軾貶謫黃州，司馬光曾被牽累，蘇軾的復出也與司馬光的推薦有關。論公誼與私交，蘇軾與司馬光都是同一戰線的同志，但牽涉到國計民生的役法存廢問題時，司馬光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不理智的盡改新法的做法，導致了蘇軾與其在朝堂上發生了公開爭執。

第三，與蘇軾“不合時宜”的真摯個性有關。真摯、外露、嫉惡如仇的個性，也是蘇軾易於招怨使其成為政治對手攻擊的重要原因。如“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公開指斥趙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以及“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等等。這種真摯無飾、“剛褊疾惡”的個性，當然會“見疾於群小”，蘇軾比蘇轍更容易招致政敵攻擊，就在情理之中了。

綜上所述，蘇軾在元祐政爭中四面受敵，成為眾矢之的，既與其處於眾所必爭的政治地位等客觀因素有關，更與其政治取向、性格等主觀因素有關。

三、“為”與“不為”——蘇軾的選擇及其意義

就像筆者前面分析的，元祐時期是蘇軾政治上最為風光也最為無奈的時期，蘇軾由此面臨多重矛盾，並由此面臨兩難選擇。高太后的知遇之恩與臺諫不依不饒的圍剿，盡忠國事與明哲保身的不能兩全，耿介的個性與政治上必須的妥協退讓，致君堯舜的理想與不能實現的現實……

（一）蘇軾在黨爭中的“為”

蘇軾在黨爭中的“為”顯示了儒家積極用世的陽剛精神，也就是擔當精神、批判精神、強烈的主體意識。

首先，是擔當精神。為了報答高太后的知遇之恩，蘇軾盡忠國事，不但在其位謀其政，而且不在其位也謀其政。明確的是非觀可能招致的麻煩和帶來的後果，蘇軾清楚，這種擔當精神，顯示了宋代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宏大胸襟和豪邁情懷。這與范仲淹、歐陽修等前輩“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一脈相傳，也踐行了早年與母親對話做範滂的諾言。

其次，是批判精神。為了實現致君堯舜的理想，蘇軾決不粉飾現實，是永遠的不滿現狀者，也是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蘇軾“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與當時認為元祐更化開闢了一個新時代的既得利益者當然不同道。

第三，是強烈的主體意識——堅定、獨立。蘇軾具有堅定的政治操守和獨立的人格操守，決不是攻擊者所謂的縱橫家。從熙寧到元祐，蘇軾之所以成為當政者打擊的重點對象，除了前述的擔當精神、批判精神，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蘇軾具有堅定的政治操守和獨立的人格操守。所謂堅定，就是不因政治形勢、政治利益計較“貪得患失……改其常度”；所謂獨立，就是決不“隨世俛仰，改其常度”。 “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這應該是蘇軾對自己一生操守最好的詮釋。

（二）蘇軾在黨爭中的“不為”

元祐時期雖被後人冠以“賢人政治”，但當時的政治生態其實是惡劣的，從政諸公的政績也乏善可陳。舊黨政治人物先是極力打擊新黨，後是舊黨內部的黨爭，而舊黨內部的黨爭又主要集中於人事糾葛、個人攻擊、權力鬥爭。蘇軾想辦的事總有人反對，爭論一番之後結果多是不了了之。面對這樣惡劣的政治生態和無聊的政治環境，蘇軾除了不得不作出辯白外，基本上沒有熱情去參與，經常充滿無可奈何的厭倦之感。

當然，蘇軾在元祐黨爭中選擇“不為”，並非如有的論者所說是“既欲參政又畏禍及身”的被動選擇，而是當時形勢下的主動選擇。如果蘇軾在元祐黨爭中主動投入、積極作戰的話，蘇軾自己也成了無聊遊戲的製造者，也會成為悲劇中的喜劇人物或者喜劇中的悲劇人物。因此，蘇軾主動選擇“不為”自有其特殊意義。蘇軾在元祐黨爭中的不為，有兩點特別值得一說，一是政治上的光明磊落，一是個人進退上的淡泊名利。首先，絕不效法當時流行的惡劣政治手法，政治上光明磊落，維持了政治鬥爭的品位和作為士大夫的尊嚴。

對政治對手進行深文周納，是熙豐到元祐流行的打擊政治對手的慣用手法，蘇軾經歷過“烏臺詩案”，是該案最大的受害者。元祐二年十月，當趙君錫等人對葉祖洽熙寧三年三月策問進行歷史清算，惡意構陷其有“譏訕之言”時，蘇軾作為當事者，不以自己當年的個人好惡為依據，實事求是地對葉祖洽廷試策狀進行分析。利用臺諫打擊政治對手，同樣是熙豐到元祐流行的政治手法。元祐初，張商英請蘇軾推薦他入臺，為其充當政治打手，張商英後來出任宰執，是有相當能力的。蘇軾沒有像劉摯或者蘇轍一樣籠絡、藉助臺諫打擊政治對手，政治上的確光明磊落。為了權利死纏爛打，更是王覿、賈易、趙挺之、劉安世等人的慣用手法。蘇軾不願陷入無聊的、特別是為權力展開的惡鬥，更不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多次主動請求外放。蘇軾不願做政治動物，更不願做權力動物。

其次，在個人進退上，蘇軾淡泊名利，不以個人進退介懷，不戀棧，更不汲汲於功名富貴。蘇軾重視名節，視爵位利祿為“鴻毛敝屣”。

綜上所述，蘇軾在元祐黨爭中的處境是極其尷尬的，一方面是朝廷重臣，另一方面是倍受臺諫攻擊的目標。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蘇軾在元祐黨爭中的擔當精神、批判精神、強烈的主體意識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風範和人格風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對於我們瞭解蘇軾的人格、志趣、追求，對於今天的人們也具有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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