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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统一”一下两个概念：
1. 何为“南朝”：
南朝是指东晋之后建立的宋、齐、梁、陈四个以南方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朝代总称（公元420年到公元589年），且四朝都是通过“禅代”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其中刘宋立国时间最长。
2. “四百八十寺”的由来及指代：
这个说法比较普遍的由来出自杜牧的《江南春》中一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用“四百八十”这一庞大的数字指代或者说描述、讽刺，南朝统治者佞佛，劳民伤财，修建了大量寺庙。
由此再来南朝为什么会出现“四百八十寺”的缘由，而这个问题又可以引申为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为纵观历朝历代为何以南朝佛教最为兴盛；
二为为何南朝佛寺尤为众多，两点。
从南朝政权的更迭看“佛教”兴起的基础
要理解一个地区的“特定”事物的兴起与流行，必须从最根本的“基础”开始探寻，如南朝为何会出现“四百八十寺”一般，还要从南朝的整个前因之建国，发展之政权更迭说起。
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废恭帝，与建康称帝，是为武帝，建元永初，国号宋，开启“南朝”的序幕。
此前历经南、北分裂战乱长达百余年，使其不管是统治者也很好，民众也好，都苦不堪言，至于使其即使建立了相对安稳的刘宋政权，偏居南方一隅的王朝任就风雨飘摇不断。
刘宋王朝“开局”就十分不利，不到四年就历经三帝，即使中间有了宋文帝的“小小”改革，依然于北伐战争中惨败，而陷于王室骨肉相残的内乱，由此，不但将淮北以北的广大地区拱手相让给敌国北魏，还间接把富裕的淮南地区变成了战争的前线，为当地带来极大的破坏。
而后萧道成于升明三年（479年）夺取帝位，建立南齐王朝，虽在初期励精图治，不但减免赋役，安抚流民还乡，下令对官员量才任用，还积极修建学校，精选儒官等举措，但无奈在位不到三年就撒手人寰。
即使继任齐武帝延续上代积极举措，但也只在位十年，后继者要么为无能之辈，要么为荒诞之骄奢淫逸的嗜杀之徒，不仅守业不成，反陷入内外交困之境地。
后萧衍于中兴二年（502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而“四百八十寺”存在原因的重点就在于此。
如果说此前刘宋、南齐王朝的更迭，为梁武帝的治国思想带来了深刻的“教训”，那么萧衍本人的“上位史”更是为其思想的改变“敲响警钟”。
首先，梁武帝从南齐“禅代”而来的帝位，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迷信”而来的，当时萧衍的弟弟、荆州刺史让人传播民谣“行中水，为天子”之说，利用当时处于战乱，渴望“和平”民众的迷信观念为萧衍称帝大造舆论。
其次，梁武帝的疑心病与偏心皇室宗亲，却得到“恶报”，也为他日后为此“幻灭”亲情之感，转而“信佛”奠定基础。
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还属梁武帝对儒家的“幻灭之感”，早期梁武帝崇尚儒家，不但以身作则亲自写就《春秋答问》等书，还时常以儒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倡导了好学之风，还以儒家“典范”约束自我，克己勤俭，以“仁”治国。
但历经诸多如朝臣的背叛，亲弟、妻子、儿子的反复背叛之举之后，尤其还有治下民众的“叛乱”等，终于使其彻底“放弃”儒家，而转投佛教的“怀抱”。
不仅数次“皈依”佛门，当主持，亲自讲解经书，还荒谬地数次以“赎回皇帝菩萨”之举，亲自为佛教寺庙“敛财”，仅有记载的四次“出家”赎回钱就高达四亿钱之巨，可谓是身体力行为“国运祈祷”。
如此，当然疑心病越发严重，谁也不信任，只信“菩萨”，还极力上下宣传、大兴佛教，民众也被迫上行下效而“积极”崇佛，建佛寺，如此自然就慢慢荒废朝政，整个国家沦为“佛国”。
佛教传播的内因与外因
当然，梁武帝之所以如此崇佛，还要从佛教传播开始说。
佛教有记载传入中国的史料，最早为汉哀帝时期，而在东汉之时，佛教只不过是道教的附庸，后经历曹魏末年颍川人朱士行出家后“积极”研习、翻译、修正佛经，于西晋太康年间派弟子与洛阳传教。
此时西域僧人的到来更是加快佛教的传播，时仅洛阳一处，佛寺就多达四十二所，后历经战乱，民众苦不堪言，转而开始积极寻求佛教的“庇佑”而开始兴起信佛“安心”之言论，此为外因。
如刘宋王朝之宋文帝就为了发扬竺道生的顿悟说，居然命群臣全部仔细领悟，实则行“强迫”信奉之举。
而内因其实源于在江南名气很大的僧人释慧远的“地位理论”，说的是使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提倡僧人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对俗世产生更大影响，转而进一步推动佛教自身的发展说。
由此其人，其后续继承者僧人们皆以此为传教理念，“成功”地把诸如宋文帝、南齐萧子良，梁武帝、陈武帝等统治者都发展为自家有力地支持者。
他们之所以如此崇佛，都源于佛教讲究因果报应，灵魂不死之说，此“言论”其实不仅对历经战乱，对自身政权稳定惶惶不可终日的帝王们有极大的“诱惑”，对普通的民众寻求逃避苦难，找到“安心”的归属感，有多大的“安慰”，如此也不难想象在南朝普遍崇佛的背景下，还源自一颗渴望“和平”的心。
“上行下效”崇佛带来的兴旺的建寺，及寺庙经济
当然，之所以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出现，还是因为梁武帝时期“疯狂”崇佛至数次以身“奉佛”之举，而达到顶峰。（其实也是家学渊源，梁武帝萧衍家族，其实世代都崇佛，耳濡目染之下，也不难理解即使早年梁武帝崇佛不显，而后期却越发“疯狂”之举。）
其实若说南朝只四百八十寺，还是往小了说的，且不说早期刘宋王朝时期，以宋文帝为例，其本就“上行下效”般“缓缓”兴建数十间佛寺，至南齐时期，也因统治者崇佛，而大兴土木兴建佛寺，只不过比之梁武帝时期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如典籍有记载之梁朝时期，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光建康一城就有七百多所寺庙，僧尼更是高达八万二千七百人；
至陈朝末年，战乱频发之时，还有佛寺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此背后体现的更是一种寺庙经济，如皇帝们大多提倡“施舍”，这里的“施舍”不仅仅是金银财帛，还连带建寺的大量土地和与之相连的田产，宅院等。
由于僧尼们都是不用交税、服徭役的，所以由此产生了众多“流民”，甘心卖与寺庙“为白徒与养女”。
如此一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寺庙也成为了一种“敛财”、“圈地”的手段，且不说全国上下有多少真正崇佛之僧尼、信众，就说如此带来的寺庙经济也为中、上层的“贵族”眼红。
所以不难想象，如此“四百八十寺”的繁盛背后，还隐藏着多少巨额“利益”的纠葛。
结束语：
其实要回答南朝为何四百八十寺的原因，除了佛教传播之内因与外因的加持之外，还是：
一为“利”，寺庙经济利益实在太过巨大；
二为自统治者帝王开始的“以身奉佛”的上行下效崇佛之因；
三为民众本身对战乱时期想要逃离苦难，相信因果报应，灵魂不灭，寻求“心安”的根本“愿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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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八十寺来自于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说南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现象。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的传播最为广泛，根据推断佛教应该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出现了系统化趋势，加上从东汉末年开始，战乱不断，给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灾难，也因此给佛教盛行提供了环境。
在佛教才传入中原时，结合了中国文化特色，渲染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些思想，对于身处战乱的百姓们，这一套思想显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南朝时期，信仰佛教就像现在的流行文化一样，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人，他们普遍比较推崇佛教。
因为宗教思想也是哲学思想的一种，当时的这些贵族阶层们就很喜欢研究佛理，甚至有统治者想要借助佛教思想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要让一个东西流行起来，上行下效远比从下层慢慢往上传播要容易得多，所以当时民间信仰佛教的百姓也很多，另外还有官方组织对佛理进行研究。
南朝中对佛教最为推崇的政权是南齐和南梁，南齐政权是在佛理思想上非常的推崇，齐武帝萧赜，宣王萧子良对佛学理论就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不但著作有诠释佛教内容的典籍，还能设坛讲法，宣扬佛学。
而题目中所说道的四百八十寺，则和南梁皇帝萧衍有很大的关系，前面的这些人只是推崇佛教，研究佛学，而萧衍对佛教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自己就曾经四度出家，在全国推广佛教信仰，在他执政的四十多年里，南梁就出现了十多万的僧侣，仅仅只是南梁的都城就有佛寺五百多处，这个四百八十寺都还是往少里讲了。
萧衍推崇佛教，百姓并没有多大受益，甚至搞得民不聊生，他是皇帝却四度出家，国不可一日无君，每次大臣们要让萧衍还俗，就得捐一大笔功德钱，这些大臣们也只能去搜刮百姓的钱财，僧人在当时是不用上税的，很多寺院有十分丰厚的私产，所以在当时出家当和尚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因此，南朝之所以会出现四百八十寺，主要还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推崇，南梁萧衍笃行佛教，给当时修建佛寺助力不小，但是最后佛祖也没有保佑萧衍，他被侯景推翻后，软禁起来，活活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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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坤文史
魏晋南北朝时，战争频发，徭役、兵役、赋税繁重，只有贵族、士族、官僚可以不需要承担这些徭役兵役。
当然，还有另一些人，那就是僧侣，出家人是不需要承担这些的，
于是，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有钱有文化的，可以买官当，没钱没关系的，就选择度牒，当出家人。
可千万别以为是免费的啊，也不要觉得度牒能度多少人？
唐朝初期，一个度牒可是能卖到三十万钱的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官当，于是就买度牒了。
在宋朝川蜀地区，一张度牒的官价是一千贯（注意，此时已比唐朝涨了十倍，已相当于人民币一百万了），而民间黑市的价格涨到了一千六百贯。
而一次度牒多的发放数万人，一次数万人，想想得多少钱？
而这些钱都到了寺庙、王公贵族手里，于是有的皇帝就迎佛骨、或者打击佛教，目的也是想自己来赚这个钱。
南朝能四百八十寺，原因也在这里，战争和徭役促进了寺庙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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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所写的《江南春》里的诗句
对你来说或许并不陌生这首诗描绘了南朝时期的江南，佛教空前兴盛、寺庙林立的景象。
南朝存在于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之间，也就是从东晋灭亡之后到隋朝统一之前的这段时间。当时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以南京为中心，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汉人政权，历史上把这四个政权统称为“南朝”。南朝的帝王们沉迷于兴建寺庙、供养佛像，使佛教艺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荣发展的原因
1.掌权者借助佛教安抚民众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五世纪），正值五胡十六国分裂争乱，很多国家的政权都在少数民族手中，连年的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掌权者需要佛教大德们智慧的指点，以求雄图霸业。民众们在如此痛苦的生活条件下，急需一剂救度心灵创伤的药剂来抚平创伤。而佛教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急速发展。
据唐朝法琳所著的《辩正论》中所记载，当时（南北朝）江南一带寺院和僧尼数量如下：
东晋——寺院1768座，僧尼24000人；
宋——寺院1913座，僧尼36000人；
齐——寺院2015座，僧尼32500人；
梁——寺院2846座，僧尼82700人；
陈——寺院1232座，僧尼32000人。
如果说四百八十寺只是文学作品中的数字，只表示抽象的“多”，那么，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太和初年，全国有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就是十分具体的数字了。这个见于《魏书·释老志》的数字，见证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踏步发展。
历史上不少皇帝有怪癖，例如后唐庄宗李存勖喜欢演戏，明熹宗喜欢当木匠，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喜欢开店铺做买卖。而推翻萧宝卷的这个梁武帝，却是历史上著名的和尚皇帝，他不但大肆建庙，甚至四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
2.全民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中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萧齐王朝一直在有意维持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货紧缩，官府随时可以铸造大钱。因为，真正拥有南齐五铢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货紧缩越严重，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越值钱，靠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就越强。
另外一种高利贷债主——寺庙。寺庙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从事信贷活动的主体之一，希腊神殿就经常把人们送来的供奉借给自由民中的赤贫者，然后将之变为自己的奴隶。
南朝寺庙发明了一种新的业务——僧邸粟，寺庙还有经营僧邸粟的常设机构——长生库。因为，《大藏经》曾说过：“以佛塔物出息，佛言，听之。”
僧邸粟，说白了也是高利贷。其市场定位颇合佛祖普度众生的教义，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大家都可以来寺庙借钱度日，主要区别是贷款本金及期限，有长期也有短期。
专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就是梁武帝时期的盛况，据说当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看来杜牧说的四百八十寺还少说了，不过诗家语的数字不必当真，无非是形容“多”的意思。
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政权更替频繁，各种政治力量的社会地位动荡变易，长期分裂割据以及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各种战争不断爆发。下层社会的庶民百姓不仅承受着各种战乱的痛苦，而且受着瘟疫、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面对种种不幸，百姓不仅无能为力，而且求助无门。悲天悯人、无所不能的佛祖出来度众生于无边苦海。
杜牧诗里隐藏着兴佛灭佛的故事
杜牧希望国家不应过度推崇佛教，应该推崇经世致用的儒学。不应该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促使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当年南朝建了那么多的寺庙，如今江山依旧，楼台已成遗迹，诗人在烟雨之中遥望似有似无，空留一番感慨和遗憾。不过杜牧虽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但是就像白居易用“汉皇重色思倾国”来讽刺唐玄宗一样，杜牧说的寺庙未必仅是前朝的寺庙，要知道唐朝那些年崇尚佛教，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杜牧对梁武帝这种行为持批判态度，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诗人说你梁武帝萧衍那么明智勇武的一个人，创立了梁国，却因为笃信佛教舍身做佛的奴隶，竟然搞得国家灭亡，而自己被囚禁活活饿死也不醒悟。何况地位卑下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本来就知识水平不高，岂不是更加糊涂了吗。爱国的杜牧心情激荡，于是写下这首《江南春》，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委婉的劝诫。
结语
佛教传入中国，更加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带来了文化、建筑、雕塑、绘画上的多样性和融合发展。直到现在，你看南京的鸡鸣寺、杭州的灵隐寺、苏州的寒山寺，烟雨笼楼台，这些江南寺院的美，真的可以延续千年。
公元3—6 世纪，佛教传遍大江南北。佛教遍染华夏，华夏改造了佛教。华夏文化以它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佛教，同时又赋予它一系列新的特色。它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们用它辅助治理国家；它是经济的实体，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种种特殊照顾；它具有思辨性，闪耀着哲学思想的智慧；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一端连着华夏中原沃土，一端连着西域中亚文明；它是艺术的瑰宝，赋予山川岩石灵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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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在三国魏晋时期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不仅在上层统治者中不乏信奉者，士大夫群体中也有许多人开始研读佛学典籍。东晋以后，佛教人士与社会上层士人来往非常多，僧人与名士，可说“情投意合”。进入南北朝后，南方佛学的空气与北方不尽相同：北方较为重视实地修行，南方则受清谈之风的影响，较重于论理谈玄；北方表现为多造佛像，南方则是多建寺庙。
宋武帝篡晋自立以后很快去世，他之后的两代皇帝文帝和孝武帝都非常崇信佛教，他们或是亲自读经并与人研讨佛理，或是建立寺庙去聆听佛法宣讲。进入南齐后，皇室依然信佛，甚至有皇子成为佛学方面的专家。而到了梁朝武帝萧衍的时候，弘佛的力度及信佛之虔诚更是登峰造极，仅京城内寺院就有700余座。他还多次舍身出家，然后再由朝臣花重金向寺庙将之赎回—他相信这样可以起到为民祈福的作用。他的几个儿子，以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为首，也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
诚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萧衍的角色不是一介文人，或一名佛教信徒，而是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者。对于佛教有如此近乎狂热的信仰，必定会牵扯自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导致政务疏弛，国事贻误；而他自己最终也没能得到任何福报，在“侯景之乱”中病饿而死。经过侯景之乱的冲击，很多寺院被毁坏，僧尼也多遭杀害。陈朝建立后，虽然对被破坏的寺庙进行了修复或重建，但已难以恢复梁武帝时的盛况。整个南朝的169年间，寺庙不可胜数，也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有数千座之多，僧尼更有数十万之众。唐代诗人杜牧曾在《江南春》一诗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许在诗人的想象中，这个数字已经不少，但还是远远低估了当时的情况。
南朝的寺庙历经战火的劫难与岁月风尘的侵蚀，在杜牧的时代所存已然无几，今天我们更是无从得见；但是南朝时期佛教典籍的翻译事业非常发达，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大多是今人可以亲眼见到的。在刘宋时代，各方的译师已经络绎而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求那跋陀罗，他不仅译出《杂阿含经》，还译有《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胜鬘经》等，都成为后世通行的译本。南齐时来自西域的僧伽跋陀罗译出《善见律毗婆沙》后，“众圣点记”才为人所知，由此可以推断出佛陀去世的年代，这对于佛教史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梁、陈之际的高僧真谛，从海外带回许多梵文经书，使南朝的翻译事业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摄大乘论》的影响尤为深远。总之，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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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表面咏春，实际是借往昔繁华抒古今兴亡之叹。我认为这里面的南朝更多的是指“宋齐梁陈”里面的“萧梁”。
萧梁，由南齐宗室萧衍所创。萧衍出身兰陵萧氏，西汉三杰萧何后代，本属于齐宗室。东昏侯萧宝卷，齐明帝萧鸾次子。永元元年即皇帝位，任内骄奢淫逸，任用奸佞，滥杀顾命大臣，严重激化内部矛盾，朝野惊恐 人心离散。永元二年萧衍之兄萧懿因平定南豫州刺史裴叔业与护军将军崔慧景叛乱，授尚书令。功高震主为东昏侯萧宝卷所忌，杀之。萧衍于是从襄阳起兵，讨伐萧宝卷。事后萧衍彻底掌握攫取了南齐军政大权。萧宝卷死，末帝萧宝融即位不到一年便被萧衍所废，被杀时年仅15。
萧衍即位前期，勤于政务，节俭爱民。史载：“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史称“天监之治”，萧梁经济文化之盛应该是冠绝南朝的，这与萧衍前期的勤政爱民、文化素养高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萧梁国力鼎盛时，萧衍变的好大喜功起来，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狂热 虔诚的佛教徒。他在梁朝立佛教为国教，极力营造佛教气氛，大兴土木建造佛寺，多次组织规模宏大的讲经 法会，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连外国信徒都有。为了把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信仰，更是以身作则，亲自受戒。最为荒唐的是不顾朝臣反对，四次舍弃皇帝的权威和尊严，去庙里当和尚（你们没有看错）。大臣们为他赎身所耗钱财多达四亿钱之巨。痴迷佛教后，对于官员 宗室违法之举也施与佛心，姑息养奸，祸国殃民，以致于国灭身死。谈佞佛，必谈因佛亡国的梁武帝萧衍。
总结：宋以前佛教基本都是上层贵族信仰的宗教，五胡十六国北方战乱日久、民生凋敝，大批衣冠士族南渡，给南方带来了大量人口 生产技术。是三国后经济的第二次向南方转移，这为南朝佞佛提供了物质基础。到了萧梁时期，萧衍的佛国腾空而起，由此才有杜牧诗篇：“南朝四百八十寺”
以上仅是劣者个人愚见，如有不妥之处望海涵。
漱溟客
南朝之所以出现“四百八十寺”的现象，表面看是梁武帝崇佛，使得南梁各地兴修寺庙导致。
但之所以佛教可以在南方大兴，深层次原因是华夏本土原生文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态领域的大溃败。
我一直说南陈是华夏第一帝国的余烬，所谓的华夏第一帝国时代就是从秦朝开始到两汉是鼎盛时期，两晋到南宋是衰落期，南梁和南陈就只是余烬了。
而华夏第一帝国时期的特征就是这一时期，所有的典章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乃至意识形态、宗教领域都是华夏本土原生文明，一切都是本土自发的。
在政治上、典章制度、社会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上演变到两汉，尤其是东汉以后，儒家学说可以说对全社会进行了覆盖；而在宗教领域，则是本土的道教成为当时人的精神家园。
比如考古工作者就在曹操宗族的墓葬群里，发现一块墓砖上赫然刻着“苍天已死“四个大字。
而到了东晋，尤其是南宋之后，秉持着汉晋华夏正朔的南朝统治者们发现，儒家学说越来越无法解释司马篡魏、刘裕篡晋、刘劭弑父，南齐萧鸾以疏宗篡皇位等等这些事件。
儒家学说已经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朝代更迭如此迅速，为什么人伦如此沦丧，为什么会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尤其东晋、南宋、南齐都是严格依照《礼记》、《春秋》等儒家典籍治国，但是为什么国家就是不能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本土的道教也在多次政变中证明无效，比如刘劭弑父登基后面临刘骏的讨伐，无计可施之下他只能求助于道教的钟山之神蒋侯，自然是没有用的，但是求助神灵而一再失败，也使得南朝对道教产生了普遍的怀疑。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宋为代表的华夏第二帝国时期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而所谓中原文化的颓废其实就是指的儒学和道教华夏第一帝国时期最重要的两家原生学说在南朝时期尽显颓废。
所以当佛教南传的时候，南方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似乎看到了一种全薪的意识形态学说可以用来解释儒家和道教都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
这就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以及“轮回”之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虽然南梁和南陈还在坚持用更符合儒家学说的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用儒家春秋决狱精神来指导司法，坚持使用传自秦汉魏晋的军事制度，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外来宗教文化其实早就借着“南朝四百八十寺”把华夏本土原生的儒家与道教打的落花流水了。
在隋朝南征之前，在哲学、宗教等精神和意识层面，南陈早就输的一塌糊涂了。
兰台
“南朝四百八十寺”这种说法出自唐朝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中，指的是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外来的佛教文化在中土生根发芽，逐渐壮大，因此南朝处处都是供奉诸佛菩萨的庙宇，以至于诗人发出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
那么佛教为何会在南朝如此受人尊崇呢？其实原因有二其一，帝王的推崇，上行下效
南北朝时期不管是北方的胡人皇帝还是南方的汉人政权，对于佛教都是十分的推崇，就说南朝萧梁政权的武来说吧，梁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中就大力提倡佛教，因此南朝寺塔林立，名僧济济。甚至于许多寺院便是梁武帝主持建筑的。据史料计算，南梁时的梵宇达2846座，僧尼有8.27万人。北周周武帝灭佛的时候北周的僧人有近300百万人还俗，由此可以看出北周之前的皇帝对于佛教有多么的推崇
其二，社会疾苦，佛教教义适合社会需求
当时正处在乱世之中，南方宋齐梁陈皆是国祚不满百年的短命王朝，每一次政权更替都是一场血雨腥风，而北方自北魏分裂后也开始战乱不断，同时南北方相互对立，双方都需要拿出相当大量的钱粮组建军队，百姓赋税沉重，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因此被百姓所信任，进而供奉。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电视剧里看历史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极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如此。如果说在北朝，高峻沧桑的石窟是佛教存在的证据，那么，在南朝，诗人杜牧这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也足以成为有力证据了。
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南朝佛教大兴，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统治者提倡。在中国，一种宗教想要兴盛发展，主要还是看统治者是否提倡。南朝的梁朝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因为梁朝的梁武帝萧衍是佛教的拥趸。他对佛教十分痴迷，甚至多次私下离宫，企图遁入空门，大臣们只好跑到寺院里好说歹说，才把他拖回来继续当皇帝。有这样一位统治者做榜样，佛教的发展在梁朝自然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第二，佛教迎合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崇尚玄学，纷纷清谈，不问世事。所以，佛教这种形而上的思想、义理对中国士大夫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于是便迅速传开，并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普通百姓操作简单。魏晋南北朝战乱不休，百姓流离失所，宗教对人的慰藉作用得以突出体现。但中国本土也有道教，却拼不过佛教，尤其对普通百姓的吸引力降低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个人认为，道教强调修仙、长生、炼丹，这对普通百姓来说太难了，时间、精力、财力上都达不到。但佛教信仰就不同了，佛教是分层传教了。刚才说了，对于上层人士，佛教会搞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来吸引他们，但是对于普通百姓，佛教不会让他们读经书，谈义理，而是告诉他们只要诚信修佛即可。而且信佛没什么讲究，没有时间地点限制，有钱没钱，在家出家都有自己的一番操作，所以同时赢得了上层士大夫和下层普通百姓的一致支持。
第四，出家当和尚可以免除地租徭役。也正是由于南朝政府和皇帝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导致佛教寺院大肆囤积地产作为福田，不少人便将自己的地产挂靠在寺院里以避免缴纳地租。而且僧人还拥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所以，有钱人则选择花钱买官躲徭役，而普通人则多数选择遁入空门，成为僧人，以躲避徭役。佛教当时正处于发展期，自然乐见其成，佛教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扩张。自然也有人看到了这条捷径，于是跟寺院合谋假出家，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徭役。
不过，时间一长这也影响了国家赋税和徭役的征收，给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带来了不利了影响。到南北朝后期，皇权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出手灭佛，一方面强制僧人尼姑还俗，夺取寺院的地产，另一方面推广度牒制度，通过国家管制的方式，以控制僧侣的数量。
达摩说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首千古流传的《江南春》，为我们展现了南朝古城的美好春景，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与思索。黄莺声声，清脆婉转；柳绿桃红，相映成趣；一座座小山村依山傍水，随风飘扬的酒旗随处可见；放眼望去，在那烟雨濛濛之中，屋宇重重的佛寺遗址显得更加迷离，静静地述说着曾经的繁华与沧桑。生机灵动的江南春景令人沉醉，而隐约可见的古刹旧景更惹人怀想，千里之中，竟然有多达480余座佛寺建筑，这是一种怎样的奇观？历史上的南朝为什么要修建这么多的寺庙呢？
东晋灭亡之后，南方相继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它们均以建康（南京的古称）作为本朝的都城，历史上统称为南朝。此时，在北方，鲜卑、匈奴等各个少数民族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统称为北朝。南朝与北朝一直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谁都希望能够消灭对方，进而统一全国，如此一来，群雄割据，战乱纷争，一段金戈铁马的历史造就了一个鲜血书写的时代。据记载，南朝时期最长久的统治也不过59年，而最短的不过23年，瞬息之间，高高在上的帝王之位已经易手，人生的惶恐无助不仅存在于百姓生活中，也体现在君主身上。
面对纷乱的世事，北方雄霸强权的逼近，百姓凄苦的哀怨，南朝君主们也希望寻找到一种解决困境的手段，它不仅能够解决急剧升温的社会矛盾，也能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而这种看不见的“武器”就是—佛教。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后，由于佛教经典的译注流传，西域高僧的佛法传习，得到较为长足的发展。佛教崇尚的清静无为、自然淡泊等理念，与文人士大夫们所提倡的超脱、旷达精神非常契合，因此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在社会上层受到极为广泛的欢迎。同时，按照佛教所开启的大门，人们今世的苦难只是暂时的，只要诚心向佛，人人都能成佛，来世定能脱离苦海，到达幸福的彼岸。
这种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来世观念，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解救了身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平民百姓，成为他们寄托希望的精神慰藉之所。在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们的普遍追捧，梁武帝、陈武帝、陈后主都非常推崇佛教，尤其是梁武帝，更是三次舍身佛寺（不仅捐献财物，还贩卖自身为寺奴），倡导全民信佛，使得佛教成为当时的国教，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重佛崇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修建寺庙了。为了弘扬佛法，统治者们不惜花费巨资，大肆修建佛寺，甚至竞相将自己的豪华府邸捐赠给佛教所用，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奇谈。
有史料称：在刘宋时期，全国寺庙有1913所，僧尼36000人；萧齐时，有寺院2015所，僧尼32500人；萧梁时，修寺建刹达到顶峰，时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陈朝时，国势衰微，却仍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这些寺庙大大小小，不拘一格，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建筑。在寺庙建成之后，统治者更是不惜财力大加装饰，从飞檐重楼，到亭台楼阁；从水榭假山到雕梁画栋，每一座寺庙都是巧夺天工的园林、金碧辉煌的宫殿，奢华富贵。作为统治中心，也就是天子脚下的皇城建康（今南京），其寺庙的数量至少有五百多座，最多时可能达到了七百多座！
想象一下当时的境况：百步之内，寺庙连接，进香之人络绎不绝，香烛之光照耀天地，烟火钟声笼罩着整座城池，难怪直到今天，南京的百姓中间还流传着一句俗语：“出了南门尽是事（寺）”，说的就是这时候的情景了。南京城中最重要规模也最大的要数梁武帝舍身的同泰寺了。为了便于朝寺，梁武帝下令在宫外建造寺庙，最终建立起了正对宫门的同泰寺。这座气势恢宏的寺庙，就像一个大庄园，里面有六座大殿、十余座偏殿和诵经佛堂，另外还建造了六座金身、十座银身的大佛像，专门供奉在高七层的佛阁和高九层的佛塔之中，每天接受万民的敬仰，也接受着帝王的朝贡。
这些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寺庙，俨然一个经济自给的庄园，寺庙雇佣劳工自行耕种，贩卖粮食、果蔬以及其他物产以取利；僧人们也从事着商业买卖，甚至是高利借贷的活动，在统治者的庇护之下，百姓们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如此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寺庙群，给百姓带来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正如当时一个大臣所说，这些佛寺都是臣民们卖儿卖女的钱换来的啊！南朝四百八十寺造就了南朝表面的风光和繁华，却掩藏了背后的辛酸与腐朽。随着逍遥陈后主的覆灭，短暂的南朝历史便一去不返，留下的只有那见证了岁月沧桑的众多佛寺，讲述着浮华之后的无尽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