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鹿1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围绕着“重商”、“重农”展开过一场大辩论。重商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齐国的管仲，重农政策的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商鞅。

齐国通过管仲变法，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之霸主；秦国则通过商鞅变法，使得秦始皇灭掉六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重农与重商，谁更具有说服力，结果一目了然。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除了极少数王朝没有打击工商业者之外，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难道说，秦国的“重农抑商”的胜利，真的就这么具有说服力？其实并非如此。商鞅在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时，成说过这么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如果经商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商人就会放弃经商；商人放弃经商，就只能去种地。

人们到底是去种地、还是去经商，完全是一种逐利行为。

在商鞅的眼里，不论是重农还是重商，终究是要图一个“利”字。商人无利，自然就会跑到地里去当农民；管仲那边，也提出了“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的主张，也就是怎么获利怎么来。

先秦时期，经济领域最厉害的两个大佬，虽然以完全相反的方法去治国，却达到了相同的目的——富国强兵。

既然重商与重农都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什么2000多年来，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重农抑商，而不是商农并重呢？

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制约。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都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无疑是铁和青铜为材料制成的耕犁和锄头。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人们，为了喝一碗香喷喷的小米粥，可能要在森林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和老虎搏斗。侥幸逃过老虎的猎杀、捉到一只鹿子，才能去和“农民”置换一碗米，从而喝上小米粥。

以鹿子置换米，就是最原始的经商方式。

在原始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原始人，会蠢到用一根鹿角去和别人置换米——尽管在今人看来鹿角是很珍贵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鹿角就是一堆烂骨头。（仅举例）

看来，古人经商“以物易物”，并非拿什么东西都能跟别人交换；能跟别人进行交换的物件，越具有普适性，就越容易被交换出去。比如说，鹿子的肉可以吃，那么想吃肉的人就会拿手里的东西跟他交换。

久而久之，当所有人都默认一种“普适性”的物件时，它就被称为货币，亦或是钱。

通常情况下，钱越多，能置换的物品也就越多。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里，钱的作用就没那么“普适性”了。比如说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人们想要买东西，必须同时拿出钱和购物券。这个时候，钱多了有什么用呢？除了让人怀疑你是个小偷，怕是没别的用处。

可见，在古代中国，经商并不比种地“省事儿”。

△古代制盐

自古而今，在钱之上，还有一种最具普适性的东西，那就是粮食和盐。

管仲变法主张“重商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管仲的商业头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齐国掌控了春秋时期最重要的的战略物资之一——盐。

在统治者看来，钱和粮食（意指战略物资）相比，哪个更重要？钱固然很好，可是得有命花才行。而掌握了粮食，就会有数不尽的钱；可是掌握了数不尽的钱，只能引来一群强盗。

不论是商鞅还是管仲，他们变法都是为了掌握战略物资——粮食、盐。

因此，古人并不是不懂得钱的好处。相反，恰是因为知道钱的好处，才没有将其禁止流通；他们更清楚，在钱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祗树

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不知钱的好吗？

一，要从人类的发展史上看的问题 ，最早人类 捕猎，打鱼 为生存的基础，随着人类发展人群越来越多，食物链就产生了供给困难，为了更好的适应人类发展，人类就是探索其他食物的替补，为农耕文化开启了人类发展篇章，看古代任何昌盛的王朝 ，他一定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农耕文明。

二，社会发展的定律，它一定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工业发展的前提，它必定是粮食供给充足 ，古时候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无法供给大量人群的食用，在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是扶持农业，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中元王朝的更替，都围绕着粮食。

三，抑商，还是为围绕着粮食产量不足，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开垦土地，就要限制人的流动量，商人是流动最活跃的 ，再加上古代信息不发达，交通又不方便，商人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社会就会更不稳定，经商的人多了又不生产，那粮食产量更不足，所以必须抑商。

四，不要疑惑古人的智慧，不要以现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的问题，要以古代，条件，时间，现实，与人类科技发展的进化去看待问题，无不反应 抑商扶农是当时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雨中落泪2019

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从秦朝时就确立了，而确立重农抑商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农”十分好理解，毕竟没有人种地，国家就没有粮食吃。那为为什么要“抑商”呢？原因就是为了“重农”跟“重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过于发达，那么百姓就会都去搞商业，农民和士兵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果一个国家商业氛围过浓，那么百姓就会不听朝廷号令，商业寡头就会跟国家争权夺利。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当农民，最危险的工作是当士兵。要让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干最危险的事，国家就要讲求策略。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活着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则考虑身后名声。人民的名利从何而来，国家必须要好好思考。利益从种地而来，那么百姓争当农民；名誉从战功而来，那么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国变法后，以“农战”为中心，全国围绕着农耕与战争转，为此专门颁布了《垦草令》、《农耕爵》、《军功爵》等法律。俗说话“惩恶才能扬善”，为了确保人民人人都志心于农耕和作战，就需要打压五类社会蛀虫。一方面提高农民、士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击以商人为主的蛀虫，双管齐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农战国策。

上面一段话翻译今天的话来说：使用儒家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重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重用勇士侠客，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守法。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

由此可见古代为了保证百姓专心于农业和军争，就必须打压商人，否则百姓就不会去干最辛苦的事（务农），做最危险的工作（打仗）。那么重农与重商可否同时发展了，商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

上面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重农则不能重商，重商那么农业必定不兴旺。农业艰辛，从事农业的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少，那么农农就会吃亏，商人就会赚农民的血汗钱，长此以往国家必定穷弱至灭亡。国内发展商业一成，那么农业就会削弱十二成；国内发展十二成农业，那么可以从国外赚一成商业回来。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商业，那么商业、农业两败，国家穷弱至亡。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农业，那么国内商业、农业两兴，国家必定强大。

韩非子更是直接尖锐的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说：国家富靠农民，国家强靠士兵，但是国君平时看重儒生，冷待农战之士，豢养门客侠士。如此作法，想将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厚待儒士侠客，国家有难时派农民、士兵上阵，平时获得利益的人在战时没用处，战时上阵的却在平时却没有获得利益。

古代由于受条件限止，只能重农重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则国家必定削弱至亡。两宋兵魂销尽国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业、儒学是最发达的，但是对外战争是最差劲的。

大秦铁鹰剑士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因为古代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文化上是儒家文化。

再来看商人的本质，商人自身不种地，不参与劳动，低价买入再高价卖出，凭空赚取收益。

其次商人流动性大，为了利润需要不断去移动，将一个地方常见的东西运送动能赚取差价的地方。

所以经济上商人对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不安定因素，政府并不能从他们身上占到什么便宜，如果你说收税，商人流动性那么大，古代又没有什么实名制联网之类的，连人都找不到。

如果大家都眼红商人赚钱轻松去跟风经商，地谁来种，政府找谁收税，也更不利于政府管理。

这就是经济上的原因。

再说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就是坐拥天下土地和百姓，百姓耕种，君主收税，都去经商了势必会造成对管理的冲击。商业讲究平等，公平交换，容易滋生人人平等的意识，而封建专制就是等级压迫，商业容易造成君主专制权威性的降低。

最后说文化上，商人的最终信仰就是唯利是图，追求财富，有了财富之后挥霍享受人生，这是商业的本质。

而儒家文化讲的是忠君爱国，三纲五常，商业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对儒家文化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无论从各个角度来说，封建君主社会都会重农抑商的。

喜雨文创

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可以说离开了钱，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钱的意义何在？钱其实就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源。

脱离了自给自足的城市，对于货币的依赖程度就要大于农村或者庄园。可以说越是自给自足，对货币的依赖程度越低。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

货币的价值在于交换，如果没有了交换，货币也就失去了价值。自给自足就可以不需要通过货币进行交换就能获得生活资源，所以对钱的依赖性就大大降低了！

粮食则不然，无论是靠货币去换取，还是靠实物交换，粮食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尤其是我们这个以农耕为主体的社会形态。

粮食的产量，是由人口、品种还有种植技术决定的。由于当时的粮食作物和种植技术这两项因素决定，所以人口这个因素就变得特别重要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来保证粮食的产量。

这就是说商人必须有，但是不必太多，够用就行；而耕种者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人口。如何保证这个比例，重农抑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用了奖励耕战。秦国奖励耕战的成功，更是大大刺激了后世对于农业的重视。

由于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应付这种战乱局面的最佳方法还是要扶持农民。鼓励农民耕种，就可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平时可以耕种，战时可以补充兵源。

商人们则不然，商人们没有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拥有很大的流动性。对于这种可以任意流动的人口，给国家的人口管理必然带来一定的困难。当有战争的时候，商人们要么发战争财，要么早就躲得远远的。既不能提供硬性的生活资源粮食，又不能作为兵源去补充兵力。

从这点来说，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是农民的价值大于商人。

所以中国历代重农抑商，就是要维持这种人口比例。当然商人们也不甘示弱，商人们便与官僚地主勾结起来，加剧了土地的兼并。这也是中国历史周而往复的一个原因。

【我喜欢以连续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节点。】

寄暇学宫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扶农抑商？

“扶农抑商”、“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古代自商鞅变法以后，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个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揣浅陋，从“扶农”和“抑商”两个方面分开来剖析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扶农”？归根到底就是“粮食安全必须控制在自己手里”！

1、 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无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享受一下充足的阳光、喝一口干净的水，外加填饱肚子。

但是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基层民众这种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经常得不到满足。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也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农民才铤而走险。

当城头的大王旗一次次地变换以后，稍微有点脑子的统治者都会意识到让老百姓吃饱饭的重要性，这是历代统治者“扶农”的最基础出发点。

造成老百姓饿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导致土地荒芜、战乱让农民流离失所、赋税过重导致粮食不足、生产力低下导致产能不足……

统治者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出台一些“扶农”的措施，比如：免赋税几年……汉初直接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一些科学家还不断通过创造发明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业产量。

有些朝代在战乱之后，针对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的实际，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规定女孩必须及时出嫁，超过一定岁数不出嫁的，由官府强行婚配。

正是因为吃饱饭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历代统治者出台“扶农”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国家的18亿亩耕地红线、每年一号文件必然是农业文件就是这个道理。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频繁战争的基本保障。

在古代，战争太频繁了，乱世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经常性地爆发战争。文景之治时有七国之乱，贞观之治时征突厥、征高句丽、征薛延陀等，开元天宝盛世时征契丹、突厥、西域、甚至还有安史之乱，康乾盛世时平三藩、征台湾、征准葛尔、征青海、征大小金川等等。频繁的战争，对粮草的需求非常大，粮草甚至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比如官渡之战、诸葛亮北伐之战等，都是粮草决定战争成败。

战争频繁并不完全是统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动应战，比如各种大大小小的叛乱或起义。要应付战争，必须贮备粮草。古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利，很难从境外购置粮草。再说即使购置进来，长途运输，安全也是问题。这就需要统治者平时就要居安思危，重农、扶农！通过发展农业，在各地战略贮备点贮备粮食，以备不时的战争之需！

3、 不可控的天灾需要足够的粮食贮备。

古代的天灾比较多，非常难以防范。象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一旦发生，往往会产生一大批灾民。这些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会激起民变。安置灾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粮食。

粮食从哪里来？一是官府贮备，二是从富户那里购买！富户的余粮也是平时贮备的。所以加大力度“扶农”，就能多贮备一些粮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皇帝就是这么想的。

4、 用土地的不可流动性解决流民问题。

历代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众生变，而民众生变大多数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动乱的苗头，做到防范于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出台“扶农”政策，鼓励流民安居乐业，是统治者乐见的事情。如果鼓励不行，就会用法律强制，商鞅变法就是这个出发点。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很少发生平民暴动，甚至连私斗都没有，商鞅的“奖耕战”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对中国的任何统治者来说，粮食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粮食安全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这个国情决定，必须“扶农”！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抑商”？我们要明白，“抑商”不仅仅和“扶农”有关联，“抑商”还与统治根基有关：

1、 防止商业与“国家”争利！

古代的商品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像衣服、鞋帽这些小商品的利润并不高。真正高利润的是资源类商品，比如食盐、铜铁等金属制品，还有一些紧俏商品如酒、茶、瓷器、丝绸等。

古代统治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上产出的资源类商品和紧俏商品，理应归统治者所有，说好听点，归国家所有！虽然商人经营这些商品可以课以重税，但还是不如国家直接经营为好……

所以从管仲开始，盐、铁就实行国家专营，后来发展到盐、铁、铜、金、银、锡、硫磺、明矾、烟、酒、茶、丝绸、瓷器等都国家专营。国家专营以后，暴利就源源不断流入统治者腰包，或者流入国库。

统治者“抑商”首先要抑制与统治者争利的商业，抑制的结果是资源商品与紧俏商品国家垄断经营，而管理这些商品经营的政府官员如盐运使等，就成了“肥缺”！

2、 防止商业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

“重农”、“扶农”是每一朝代的基本国策！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不能实行机械化耕作，农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用最原始的方法犁耕火种。

但农业又是附加值极低的行业，而商业是附加值高的行业！如果商业太繁荣，必然会吸引大量人力从事商业活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当大量劳动力从事商业活动时，又危害到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商业被打压也就顺理成章了！

3、 防止商业冲击封建等级秩序。

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是，除了皇帝代表的贵族以外，就是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农第二、商地位最差。

之所以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因为“士”是皇帝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而“士”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战功，二是科举！而科举考试古代又叫“恩科”，是皇帝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协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能中进士，又需要皇帝点头同意，并发皇榜公布的，所以叫“恩科”。

古代统治者通过科举既选拔了人才，同时，通过确定“士农工商”等级，营造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富”的成名与致富通道，通俗地讲，就是“升官发财”，只有“升官”了才能“发财”！

如果不打压商业，那么普通人通过贸易就能发财，谁还十年寒窗苦读啊？不升官就能发财，谁还记得你皇帝的恩典啊？或者说：皇帝的恩典谁还在乎啊？

所以，对商业这种破坏封建等级秩序、挑战皇帝恩典的行为，能不打压吗？

4、 防止商业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助力。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钱多了也善舞！统治者是非常忌惮有钱而不本分的人。

商人的两大特点让统治者非常忌惮：一是有钱，二是流动性！有钱你用于置地、盖屋、娶小妾都没关系，怕的是你去买装备，资助敌对势力！

流动做生意不可怕，怕的是你流动串联，结党谋事。

所以，统治者殚精竭虑地要“抑商”，就是怕商人和他的财富被敌对势力利用。

5、 防止商业助长奢糜之风。

勤俭持家、骄奢败国！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文景也好，唐太宗也好，都知道勤俭治国。那些有作为的中兴之主也懂这个道理，像秦孝公、雍正等，也能做到勤俭治国。

与勤俭对应的就是奢糜之风！商人财富的快速积累，必然会带来奢糜之风的盛行。而奢糜往往是衰败或亡国的征兆！有作为的君主必然防范这一点，打击商人，压制商业，可以抑制奢糜之风，营造温良恭俭让的纯朴氛围！

而永褒艰苦奋斗才是国运长久的根本保证！即使今天商业高度发达，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综上，“扶农”和“抑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以上浅见，未必能窥斑知豹，欢迎拍砖指正！

一叶碧云

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主要原因是：

一，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人以食为天”，因此，农业受到社会的特别重视，而商业是商人靠从买卖中获利的一个行业，它不是产业，不创造物质财富，所以，商不如农被社会重视也是必然的，从春秋时期对社会阶层的排序就是士丶农丶工丶商。

二，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是最重要的自然经济部门，吃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关系到社会是否稳定，农业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朝代的兴衰。因此，历朝对农业特别重视。从战国时期的"奖耕战，抑商贾”开始，一直到清朝一直如此。

三，重农抑商思想在封建社会根深蒂固

“农为国本”，“农本商未”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贯认识。"重农抑商”是封建统治者一贯执行的政策，这种思想己经根深于统治者和国民的思想中，封建社会中在农民中流传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生动的写照。话又说回来，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开始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但后来也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本昌谈历史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对中央集权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的会产生威胁；二是商业威胁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但是这种结论只注意到了一方面，没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没有注意到“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儒家的商人观

中国古代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也就是“士农工商”几个阶层，在漫长的历史中，商人始终处在最底层。

（古代商人）

孔子说过“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一个人如果只看中利，那就是孔子眼里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里的“小人”。

中国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高低并非完全取决于财富，而是这个人的“德”，所以在中国人的财富观中，德远比财重要。那些没有多少财富，但致力于传播圣人之道的士人，比一个大财主更受到人们的爱戴。一个重义轻利的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远比以逐利为目的，甚至有时见利忘义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封建社会商人及商业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和稳定作用与现代社会不能相提并论。孔子说“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只有农业才能满足国家与人民生存的需要，农业是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

古代的经济模式

从商周时期起，中国实行的便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虽然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崩溃，但是不管是收实物地租也好，还是收货币地租也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

但是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是很不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经营规模小的特征决定了它抗风险能力差，这种风险不单指自然灾害，也包括其他行业的单击，所以小农经济需要政府的保护。

（古代农民）

但是商品经济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放任商业的发展，势必会有更多的农夫去参与商业，使得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对统治者的国家稳定是不利的。所以商鞅说：“农少商多贵人贫”；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都将商业视为农业的威胁。要想保护小农经济，必须要抑制商业。

《史记-平淮书》上说，刘帮得天下之后，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怎么个“以困辱之”呢？

一是对商人进行打击。

任何一种商业，只要有利可图，就收归官营。这就是形成于汉代的“禁榷”政策。这些商业对象包括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等等，如果有人敢和国家争利，历代王朝政府都会用铁拳打击。汉代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唐代“贩私盐一石至死”；宋代“鬻卤盐三 斤者仍坐死”，明清 “凡犯私盐者 ，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这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对商人进行打击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业，与国争利。

二是征重税。

商鞅变法时就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从汉代起，光是人头税，商人就要双倍交纳。之后的每个封建王朝，对商人征的税都特别重，目的就是逼这些人改行务农，是一种“寓禁于征”的手段。

三是币制经常更改，或者改变钱币的发行量，使钱币贬值，将商人的财产稀释掉。

以上三种方法经常是一齐使用的，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商人的财富收到国家来。

在政府的打压和思想的禁锢下，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又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程度。以农业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决定了政府必须重视农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业和商业大多数时期是一种对立关系，所以重农抑商就形成了传统和必然的选择。抑商被视为保护农民，为民谋利的一种思想和政治传统，并且是随着封建政治的发展而越来越严厉。这么做的直接好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减少人口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和封建统治。

抑商的社会根源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人民只能听从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绝不允许民众脱离专制国家的控制。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秩序，朝廷采取了严厉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税使无利自止”、“重关市之赋” ，使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商人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土地的地主阶层占有制，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地主阶层获取其集团利益的基础，所以维护自然经济、保障获取利益的基础便成为地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听凭商人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兼并之中，必然会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会与地主阶级争夺利益，因此抑商是地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选择。

“重农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来的。法家实行的是农战政治，“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把人民引到农战轨道上，“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务农，使国家的粮食能够保障战争的需要。

儒家虽然与法家有过“德刑之辩”，但在抑商重农上，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论上双方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商贾控制市场必然会盘剥农民，也必然会与君主争利，其带来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对法家的简单粗暴，认为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入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

具体到操作中，该如何操作？那就是利用货币杠杆，由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以货币干预市场，逐步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并将商人从市场中排挤出去。

统治者眼中的商人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的主流，因此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被后世的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虽然手段上每个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以唐代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的皇帝，他在《贞观政要》中说道：食及民天，农业的丰欠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盛衰安危；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 ，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纯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婪逐利。重农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

（唐代商人）

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经常因素，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现就破坏了这种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专制秩序。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是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一种“均贫”状态，民众永远互相分散孤立，为温饱忙碌，也没有财力去与官府抗衡，因此这种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破坏者，必然也是政府抑制的对象。

商业也影响社会风俗。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伦理道德意识薄弱，也并不注重自身修养。商人有钱后，其家“男不耕女不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视，其后代理我容易骄奢放纵，有的还成为一方一霸，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破坏相当严重。

可是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商人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功利风气，造成统治者眼里的“弃本业，逐末利”的社会风气，所以儒家才会大声疾呼“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

如何抑商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抑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要交比普通人更高的税，甚至在魏晋时，商人穿鞋子也必须一只白色一只黑色，以此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贱化，是将商人与罪犯、贱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规定，表明商人的地位远低于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商虽可致富，但不能当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确实对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农社会。这种社会是以农业为国本，只要国有余粮，有可战之民，就不怕任何灾难。而小农社会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的推广，更有利于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的静止的、封闭的社会，才不会产生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这也是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对商业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重农抑商是对是错

虽然统治者实行“抑商”政策是为了满足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但我们在分析这个政策时，也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其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这于重农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重农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求，而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模式，是封建社会最为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

（重农抑商出盛世）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政府如果放任商人群体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商人手里。唐代“开元盛世”时，正是商业繁荣，政府对商人的容忍度比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国家财政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从那之后，大唐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

重农抑商政策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使得小农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并，阻止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渗透，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的几个盛世，多是在重农抑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古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不能让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从而对统治和社会稳定产生危害。从这个角度上说，重农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进步意义的。

参考资料：童书诚《中国商品经济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笑语千年

事实上，重农抑商是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变法之前并无重农抑商之说，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商朝，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最繁荣的王朝之一，商人之所以叫商人，就是因为商朝，商人之所以是商人，就是因为商业。

要想了解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就得从商鞅变法开始了解。

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比如郡县制，比如军功爵位制，再比如重农抑商，商鞅变法的目的是让秦国变成强国，强国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武力强，二是经济好。

而抑商重农就属于经济方面的改革，秦国的强大成在商鞅，其实也败在商鞅，商鞅的变法对于秦国成为强国有着莫大直接而粗暴的作用，同时也有大量的副作用，比如说重农抑商。

商鞅所谓重农抑商的做法就是鼓励农民开荒种地，生产粮食，奖励耕地和织布，可以免除农民的赋税，而对商人征收重税，大力打压。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大力生产粮食和衣物，因为：民以食为天，民以衣为地。

军功爵位制极大的激发了秦军打仗的积极性，这是软实力；奖励耕地和织布极大的保证了战争的后勤供应，这是硬实力；打仗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衣物，没有粮食和衣食就不能进行战争，商鞅就靠这把秦国打造成一部残酷的战争机器，甚至所有变法内容都是围绕着如何把秦国这部战争机器延续下去。

在商鞅那个时代，生产力极度低下，为了让农民能够安心种地，商鞅规定了百姓不能随意迁移，为了让农民除了种地不干别的，商鞅大力打击商人，为了农民增收粮食产量，商鞅规定百姓成家后必须分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粮食。

在商鞅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阶层只有四个阶层，分别是：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社会低层的，士是统治阶层，包括各类诸侯王、卿大夫、士，农就是农民，工是小手工业者，比如铁匠，工匠，商就是商人。

四个阶层中，商人是不产生任何价值的，商人也是不生产任何产品的，他们只是利用产品的差价而赚取大量的金钱，相对于农民来说，商人所从事的工作要轻松得多，如果政府不人为控制和打压商业的话，那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业生产就没有人来干，没人种地和织布，就不会有粮食和衣物供应，战争就无法进行。

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抑商重农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大多都继承了商鞅变法中关于重农抑商的思想，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任何商品都是极度短缺的，尤其是粮食和衣物，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钱的作用是远远不如实物重要。

钱只有在流通才能产生价值，钱（货币）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实物价值，充当以物易物的媒介，但是在政府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钱的流通是不容易的，或者是钱的流通是受压的。

钱一旦受到打压，就比较难流通，没有流通就买不到实物，甚至大多数时候，尤其是粮食短缺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因为粮食是生产出来的，而且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产量极其不稳定，而钱的生产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只要有金属就能生产。

学过经济学就会知道，物以稀为贵，如果把钱购买粮食当成一种交易，就能发现，粮食产量会时高时低，而且还会颗粒无收，但钱不会，钱永远都比生产粮食稳定，而且也不会短缺，这样的话，粮食就会以稀少而珍贵，反之，钱的价值甚至不如实物。

说的简单点，意思就是有钱也难买到粮食。

钱是个好东西，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必须得强制一部分从事生产，生产出各种东西和实物，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物资极其丰富之后，钱的作用就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不过那已经是重农不抑商的社会了，比如说唐朝和宋朝。

一国之君历史研究

实际上，任何历史上的政策被执行数千年，那都是经过了现实检验的，而不按照这个政策执行的后果也是令人惊讶的。

就用题目所问的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作为例子吧！实际上中国古代并不是像传闻那样完全的完全不懂商业的作用，事实上下到民间的集市，上到皇帝家的皇商，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中国古代的商业是非常发达的。那么为什么会给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感觉呢？这个可以从历史看出来。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继任者汉朝实际上并未制止商业行为，无论是日用品还是生产资料的土地都可以进行买卖，而且，最后甚至连官职都能被公开买卖。但是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民间土地兼并严重，上层穷奢极欲下层民不聊生，最终导致黄巾起义，天下进入十室九空的悲惨境地。

在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实际上就是一个几乎想同的循环，国家新建立，均田免赋，然后开始因为财富的自然聚集属性，慢慢的豪强兼并土地，然后百姓活不下去天下大乱，等新的统治者出现，再一次平均土地，再开启一次土地兼并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皇帝发发现了商业能够让财富加速集中的秘密，因为商业能够造就某些个体可以大量集中财富，因此，这会加速土地兼并、天下大乱的速度。因此，历代皇帝都会有意无意地“重农抑商”。

为什么古代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循环呢？因为啊，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平均的，而人们面对自然环境的抗打击能力也有所不同，有些人面对突发变故无法应对时候就会把家里的生产资料——土地抵押给还有余粮的家庭换取延续生命的物资。而当下次危机再出现时，这些有了更多生产资料的家庭明显抗打击能力更强，有更多的余粮，能吸收更多破产家庭的生产资料，这就是造成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而商业，实际上是不产生价值的，但因为倒买倒卖的原因，容易让人集聚资金，这些人就能在灾年大量收购土地。这就是商业对传统农耕社会的危害。那么有人会说，为什么商人赚了钱之后不去投资工商业？这个其实跟现在的资本投资一个概念，那就是风险厌恶，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投资工商业要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而生产力的低下很难依靠单纯的扩大生产来对冲风险，因此，购买土地然后用来种植粮食就是当年最好的投资。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农耕时代的商业跟现代的金融业非常相似，现代金融业流通的是资本流，用好了就是为好项目提供急需的资金，用不好就成了美国现在这个样子，成为了经济体系的肿瘤，但又因为无论古代商业也好，现代金融业也罢，令财富增值的速度都远远大于实体的农业或者工业，人们的趋利性会让人不自觉的投入其中。因此才需要政府进行限制和管束。这就是中国历代都普遍实行“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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