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寫道：“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根據曹植的記載，這場瘟疫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那時人們醫學知識很有限，有人認為瘟疫是鬼神在興風作浪，曹植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是自然界陰陽二氣失調而發生的瘟疫，沒有什麼鬼神，對於那些插起桃符來驅鬼的人，曹植覺得很可笑。
值得一提的是，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等著名文人都死於這場瘟疫，王粲則死於這次行軍途中，推測一下，可能也與這場瘟疫有關。也就是說，“建安七子”幾乎同時死去了5位，這場瘟疫在對曹操的大軍給予重創的同時，也對文學事業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亂世出英雄，亂世也容易誕生優秀的文學作品和作家。此前，天下陷入動盪，而文學卻異軍突起，以“三曹”、“建安七子”為代表的“建安作家群”造就了一次中國文學史上的高峰，但建安末年的這場瘟疫卻將這段輝煌突然打斷，徐幹等5人病逝於同一年，加上9年前被曹操所殺的孔融和5年前故去的阮瑀，“建安七子”到此“全軍覆沒”。
3年後，“建安文學”的領軍人物曹操也去世了，曹丕當了皇帝，用在文學創作上精力越來越少，中國文學史由輝煌期迅速走向一個低谷，直到20多年後的正始年間，隨著“竹林七賢”的形成才有所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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