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長期面板數據，對玉米被引入中國後，對明清農民起義發生率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玉米播種時間和農民起義發生率存在Ｕ形關係：短期內，玉米的引種確實有助於降低氣候災害引發的農民起義的發生率，但這種效應是逐漸減弱的。到清朝中後期，玉米播種時間更久的地區甚至更易受水旱災害危害，進而更易爆發農民起義。這說明了以玉米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引種並未能讓中國像歐洲國家那樣擺脫"氣候—治亂循環"。

一、背景情況

在公元1500年前後，人類社會開始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程。隨著新大陸和通往亞洲的新航路被發現，整個世界首次被聯繫在了一起，新舊大陸之間在農作物、人口、制度等方面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哥倫布大交換"。在這場大交換中，玉米、甘薯、土豆等美洲作物被引入歐亞大陸，從而對"舊大陸" 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行了重塑。關於"哥倫布大交換" 對經濟社會各方面產生的影響，已經有了廣泛的研究。不過，關於其對"舊大陸" 社會治亂所產生的影響，目前的研究還較為缺乏。

在傳統社會中，社會的治亂狀況是和農業的豐歉緊密相聯的。由於農業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氣候波動的影響，因此從整體上看，傳統社會中的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了一種"氣候—治亂循環"：在氣候相適宜的時期，農業生產狀況良好，整個社會能承受的人口數量也隨之較多，"大治" 的局面就會出現；而當氣候變得惡劣後，農業遭到破壞，社會衝突也隨之出現，"大亂"的局面隨之到來。縱觀人類歷史，無論是非洲的古埃及、歐洲的羅馬，還是東方的中國，在其發展過程中都呈現出了這種"氣候—治亂循環" 。

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

在"哥倫布大交換" 將美洲作物引入"舊大陸"後，這種和氣候波動緊密相聯的 "治亂循環" 發生了變化。例如，WAMN就指出，以玉米為代表的美洲作物憑藉突出的抗災性能，為氣候變化引起的農業產量週期提供了平滑作用。這對歐洲社會秩序的穩定起到了關鍵作用，也為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本文是中文文獻中為數不多的利用長期面板數據對經濟史進行分析的研究，我們認為，其發現不僅對前述的爭議作出了經驗性的回答，有助於加深對於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 形成機制的理解，也有助於對引種美洲作物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價值進行更為科學的評價。同時，關於抗災作物推廣的影響仍是目前國際上政策問題的關注點之一，本文的結論能夠為相關的政策討論提供可靠的經驗依據，從這點上看，本文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哥倫布大交換

二、相關文獻綜述

在已有研究中，和本文探討的問題較為相關的主要有兩類研究：

第一類研究是關於氣候波動與社會治亂關係的研究。

氣候是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它不僅會對經濟發展直接發揮作用，而且會通過影響社會穩定，對經濟生活發生間接的影響指出的， 氣候的變化和異常無疑會擾亂生產、增加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激化人們對於稀缺資源的爭奪，從而增加衝突和戰爭的發生率。

Ｍｉｇｕｅｌｅｔａｌ和Ｂｕｒｋｅｅｔａｌ的研究發現，由於撒哈拉以南地區的農業對於降水的依賴性很強，因此氣候異常會對該地區的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產生嚴重干擾，並提高內戰的發生率。Ｈｓｉａｎｇｅｔａｌ則通過對熱帶國家的研究發現，在發生氣候異常的年份，內戰發生率會提升。根據該研究，過去五十多年裡，世界範圍內２１％的戰爭和衝突可以歸結於厄爾尼諾現象所造成的氣候異常。

氣候波動

在我國數千年的文明進程中，氣候因素也在決定社會治亂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北方邊疆的遊牧民族是我國中原王朝所面臨的重要安全隱患，而氣候的變化是引起"逐水草而居" 的遊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重要原因，對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遊牧民族侵擾狀況的時間序列進行了分析，發現在降水量減少的年份，中原王朝和遊牧民族的衝突會上升，而雪災則會大幅提升遊牧民族侵擾發生的概率。

另一方面，氣候災害也是誘發中原王朝農民起義的主因。由於整個中原王朝的經濟是建立在農業基礎之上的，當正常的經濟活動被氣候變化擾亂之後，暴動、起義等活動會變得更為有利可圖，因此其發生概率就會大大提升。從歷史上看，導致王朝興替的農民起義，其直接導火索都是水旱災害，通過基於近五百年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水旱災害會大幅增加農民起義的發生率。同時，該研究還發現在抗災性能良好的甘薯引入中國後，氣候對農民起義發生率的影響大為降低了。這一發現驗證了氣候波動主要是通過影響糧食的豐歉對社會治亂髮生影響的猜想。

氣候災害

第二類研究是關於"哥倫布大交換"所產生的經濟、社會影響的研究

ＮｕｎａｎｄＱｉａｎ考察了土豆引入歐洲後對歐洲的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帶來的影響。根據他們的研究，"舊大陸" 在１７００—１９００年間近１／４的總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可以由土豆的引植來解釋。ＣｈｅｎａｎｄＫｕｎｇ則發現，玉米的種植大約可以解釋１５００—１９００年間中國總人口增長的２３％。不過，玉米引植對於同期城市化的影響是負面的。而Ｍｉｎｔｚ則指出，由於美洲蔗糖的引入，英國產業工人的再生產成本大大降低，這對於英國城市無產階級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

哥倫布大交換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目前對農作物"哥倫布大交換" 所帶來的影響的研究已經很多，但已有的文獻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方面，即美洲作物的傳播對社會穩定所起的作用。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作物的豐歉可能是社會治亂的內在原因。因此，當美洲抗災能力較好的作物被傳入舊大陸，尤其是中國這樣傳統的農業國家後，其對維護社會穩定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不過從目前的文獻看，相關的討論仍然較為缺乏。

美洲作物傳播

三、背景介紹和理論假說

本節將對有關玉米特性、傳播歷史的背景進行介紹，並就玉米種植對社會治亂所起的作用進行重點介紹。在此基礎上，將歸納出本文的理論假說。

(一）玉米的特性及其傳播歷史

玉米學名 "玉蜀黍"，又稱 "玉麥"、"包穀"、"西番麥"、"珍珠米"、"苞米" 等，原產於中美洲和南美洲。玉米的營養價值較高，是優良的糧食作物。相對於中國傳統的稻、麥等糧食作物，玉米具有眾多優勢： 首先，其對於環境的適應性很強，具有耐旱、耐寒、耐貧瘠、容易在山區和沙質土壤地帶種植等特性，這些特性使得玉米的引種事實上等同於擴展了全國可墾的耕地面積。

其次，和傳統糧食作物相比，玉米在單位產量上具有明顯優勢

。據趙岡估計，清代生產技術下，玉米的播種可使畝產增加１０％左右。如果採用與小麥、春谷或高粱輪作的方式，其產量提升更高。

最後，和傳統作物相比，玉米具有良好的抗災性。這些特性使得播種玉米的地區在面對水旱災害時的產量波動變得更小。ＪｉＪｉａ將上述的前兩個特徵歸結為玉米的"生產率效應"， 最後一個特徵歸結為"風險分擔效應"，並認為這兩個不同的效應在影響社會治亂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玉米的特性

美洲大陸被發現後，原產於美洲的玉米也隨著"哥倫布大交換" 被引入中國。關於玉米最早引入中國的確切時間難以斷定，一般認為其時間應在１６世紀後半期。儘管關於玉米向中國的具體傳播過程仍然存在爭議，但基本可以斷定，其傳播是沿著三條路線進行的：第一條是由西班牙傳入麥加，再從麥加經中亞傳入中國西北地區；第二條是由歐洲傳入南亞的印度、緬甸等國，然後經這些國家傳入中國西南地區；第三條是由歐洲傳入菲律賓，再由菲律賓傳入我國東南地區。由於中國地域遼闊，這三條傳播路徑很可能是彼此獨立的。

玉米的傳播有多種路徑

在傳入中國後，玉米被迅速傳播到了各地。截至明末，全國已有十餘省有了玉米種植。關於玉米引入各省的時間，下面給出了詳細的信息。容易發現，在玉米種植的擴散過程中，其先後順序不僅取決於地理距離，而且取決於各地種植玉米的比較優勢。例如廣西，雖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玉米的傳入地之一———雲南，但由於其在水稻栽培上擁有太強的比較優勢，因此較成規模種植玉米的時間較晚。

注：本表格摘自鹹金山《從方誌記載看玉米在我國的引進和傳播》

(二）玉米的引植和"氣候—治亂循環"：一個理論闡釋

"氣候—治亂循環"是"馬爾薩斯陷阱" 的一個特殊表現。在前現代社會中，農業生產率的進步相對滯緩，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內，農業生產率會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這一相對的穩定生產率決定了經濟中潛在的糧食產量，而該潛在產量正是決定社會中人口容量的最重要因素。根據Ｍａｌｔｈｕｓ的理論，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人類繁殖的本能總會將人口推進到人口容量的邊界上。

引植玉米

當然，人們在進行生育決策時，所依據的是潛在的糧食產量，而在現實中，實際的糧食產量往往是偏離潛在水平的。決定實際產量和潛在水平偏離程度的兩個原因是氣候的變化和農業的抗災能力。在氣候條件較差、水旱災害頻發的年景，如果缺乏良好的抗災能力，農業的實際產量就會嚴重低於潛在水平。此時，糧食相對於人口而言，就顯得極為稀缺，人口壓力將隨之顯現出來。在嚴重的人口壓力之下，人們為了爭奪有限的糧食資源，發生衝突的概率就會大為增加，社會動亂也就更容易發生。

氣候—治亂循環

前現代社會中，農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使用的技術、種植的作物都相對固定，這就使得潛在糧食產量以及農業的抗災能力都可以被認為是基本不變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外生的氣候波動就成了影響人口壓力程度和動亂髮生頻繁。

玉米引植對"氣候— 治亂循環"的影響渠道示意圖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如Ｊｉａ所指出的，

在"產量效應"的作用耗盡後，"風險分擔效應"的作用仍然會有助於社會的穩定，但事實上後者的作用很容易被"環境塑造效應" 的作用所抵消。從清代中期開始，由於玉米等美洲作物的種植造成"石骨盡露、山頭無復有土" 的情況已屢見不鮮。當時，已有不少地方政府開始下令對其種植進行限制。顯然，這些政府官員的舉措都從側面佐證了玉米等美洲作物的種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開始凸顯。

（三）理論假說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三個理論假說：

假說１玉米的播種強度和農民起義的發生率呈現出一種Ｕ形關係。當玉米的播種強度達到某個臨界值前，更多的玉米播種可以降低社會動亂的發生率；而當超過這個臨界值後，更多的玉米播種則會提高社會動亂的發生率。

假說２隨著玉米播種強度的增大，氣候波動對農民起義發生率的影響力度也存在Ｕ形關係。

當玉米的播種強度達到某個臨界值前，增加玉米種植所帶來的"風險分擔效應" 超過了"環境塑造效應"，因此從整體上看，它能夠減少氣候災害對糧食產量的影響，進而降低社會動亂的發生率；而當超過這個臨界值後， "環境塑造效應" 的影響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因此更多的玉米種植會增加氣候災害對糧食產量的影響，進而提高社會動亂的發生率。

氣候波動對農民起義的影響

假說３從時間段上看，在明朝中後期，由於玉米並不是主要的糧食作物，因此其對社會治亂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風險分擔效應"上。在清朝前期，玉米迅速得到推廣，因此其"生產率效應" 和"風險分擔效應" 都明顯顯現。在清朝中期之後，玉米的種植趨於飽和，其"生產率效應" 將逐漸消失；同時"風險分擔效應" 的作用被"環境塑造效應"所帶來的負面作用抵消，因此更多的玉米種植會影響其對氣候風險的抵禦能力。

如果以上的三個假說都成立，那麼就說明玉米在中國的引植並未從根本上破解 "氣候—治亂循環"。在下文中，我們將對上述三個理論假說進行計量檢驗。

四、數據介紹

在本文中，我們利用多個數據來源，構建了１４７０—１９００年的省級面板數據。

本文用"農民起義數量" 作為社會治亂的指標。在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是社會動亂的主要來源，在多數時間，它對社會秩序的影響要遠大於外族侵擾。並且在我們考察的時間段內，農民起義的發生率要遠高於對外戰爭。

我們使用的農民起義數據來自《中國曆代戰爭年表》，該書記錄了從傳說中的神農氏開始直到辛亥革命為止的歷次戰爭的簡要信息，包括戰爭的發生時間、對戰各方、戰爭原因及基本經過等。

作物的生產與農民起義相關聯

出於研究的需要，我們僅選擇了１４７０—１９００年間的農民起義資料。在此基礎上，我們計算了各省每年的農民起義數量，並將其除以１００作為當年農民起義的發生頻率。

在傳統社會，賦稅徵收是引發農民起義的重要誘因。為了控制該因素，我們將在迴歸中加入"貨幣田賦率"（分／畝）及"穀物田賦率" （升／畝）作為控制。這部分數據主要來自梁方仲。需要說明的是，原始數據並沒有給出各省在每一年的田賦數據，而只給出了若干時間點的信息。為了彌補數據的缺失，我們將全部觀測時間分成十段，並假設每一時間段內的田賦率是相同的。

賦稅徵收是引發農民起義的重要誘因

此外本文還採用了兩個省級的地理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因此我們將在迴歸分析中加入經緯度，以控制上述因素的影響。

本文所使用數據的描述統計。

五、結語

本文對玉米從美洲引入中國後對於社會治亂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

通過對１４７０年至１９００年的面板數據的迴歸，我們發現各省的玉米種植時間和當地的農民起義發生率存在一種Ｕ形關係，即在引種初期，農民起義發生率會逐漸降低，而隨後其發生率則會逐漸上升。從作用機制上看，玉米種植主要是通過對旱災的 "風險分擔機制"和社會治亂髮生聯繫的。

如果分時間段看，在明朝中後期，玉米對社會治亂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風險分擔效應" 上。而在清朝前期，是玉米的"生產率效應" 和對旱災的"風險分擔效應"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清朝中期之後，其"生產率效應" 消失；並且在玉米播種強度更高的地區，旱災引起農民起義發生率的可能也變得更高了。

我們認為，本文的發現具有比較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方面，本文的發現有助於更好理解"氣候—治亂循環"的形成機制。在玉米引入初期，更高的播種強度能夠更好地在旱災發生時穩定糧食產量；而在玉米傳播的後期，更高的播種強度則會加大水土破壞的程度，從而使得旱災對糧食產量的影響更為嚴重。而這正好和 "玉米傳播時間" 同 "農民起義發生率" 之間的Ｕ形關係相一致。這就為 "傳統社會中'氣候—治亂循環'是通過糧食產量波動發生作用" 的猜想提供了佐證。

另一方面，本文的發現提供了"哥倫布大交換" 對中國產生影響的經驗證據。雖然玉米等美洲作物讓中國的人口高速增長，但並沒有促進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而本文的研究又發現了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另一不同：玉米等美洲作物的種植並沒有讓社會發展突破 "氣候—治亂循環"，因此並未起到像在歐洲那樣，為近代化進程創造良好環境的作用。

為何同樣的作物，在中國和歐洲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呢？我們認為，這可能是中國和歐洲在對待流民的處理方式上存在的差異決定的。

此外，從現實角度看，本文也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在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抗災作物引植的經濟社會效益評價是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焦點。不少研究認為，種植具有良好抗災性能的作物不僅可以平滑農業生產週期，從而帶來經濟收益，更可以起到穩定社會秩序、減少社會衝突的作用， 因此政府應當大力支持抗災作物的引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