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非树LW
如果苏轼真的是德才兼备，再有点耿直的性格，那在朝廷上不被重用，仕途不顺就是必然的了。
在朝廷的官场中所需要的不是不具奴性、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是溜须拍马，看风使舵，捧屁跪舔的奴才。
自古以来，敢于说真话的人，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几千年来朝廷所培养的是效忠朝廷、忠于皇帝的鹰犬、爪牙、奴才。而不是敢于犯上直谏的英才。朝庭所需要的是为他们歌功颂德、效犬马之劳的御用文人。
海瑞骂皇帝不是被罢了官了吗？
在古代，最黑暗最肮脏的所在就是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口是心非，笑里藏刀、阳奉阴违、口蜜腹剑、卖友求荣、背信弃义，那是官场的常态。在这样的官场中，像屈原那样的刚之不阿、正道直行之人，也只好被迫投汨罗江自尽而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还是求索不下去。屈原深切体会到，那是''腥臊并卸，芳不得博兮''的所在。既然众人皆睡，唯你独醒；既然众人皆醉，唯你独清。那些皆睡皆醉的昏官们哪能容你这独醒独清的人存在？
古代的官场，就是小人的天堂，君子的地狱。只要你具有奴性，庸才也行。只要你不具有奴性，人才也不行。在那样的环境中，德才兼备，刚直不阿的苏轼自然逃不脱任途不顺的命运。
真牛46
作为”千古一绝“的大文豪，苏轼的文化造诣，无人能及。诗、词、书、画、文章，是中国文人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鼻祖。
苏轼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早就为苏轼的才华所倾倒，十分喜爱。但为了避嫌，在录取的时候，才”错点“名次，结果让曾巩成为了状元，苏轼成为第二名（榜眼）。可见，苏轼也是一个应试高手，策论文章写得非常好。
但苏轼的仕途，却是非常不顺。晚年时期，他总结自己，曾经开玩笑说自己的一生成就，就是”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三处被贬的地方。尤其是被贬海南儋州，在当时，与赐死没有多大区别。
少年成名，科举扬威；中年被贬，到处流浪。只能说，苏轼的情商不高。作为官员，他是”里外不是人“，既不能容于旧派，也不能容于新派。乌台诗案，直接得罪皇帝宋神宗，差点over。先不管苏轼的政治观点如何，但作为一个智商奇高无比、文学修养冠绝千秋的牛人，只能说他的情商堪忧。好在宋太祖开国的时候，立下规矩，不能杀文人。否则，苏轼不知道被杀几遍了。
历史秀才刘伯虎
纵观苏轼生平事迹，起起落落，在京做官时间不长，始终进不了朝堂之上的权力中心，很多时间都是被贬他乡，一生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
表面上看，是受到朝堂上新党与旧党的打压导致，但从根本上分析，还是被自己脾气性格太过不羁，不懂为官之道所致。
个人觉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太过耿直，不够圆滑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王安石变法初期，是受到皇帝的支持的，王安石当时可算是实权派。苏轼作为作为一名普通官员，不识时务，不支持变法，这不仅仅是得罪了王安石，还是在打宋神宗的脸，肯定是得不到便宜的。
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低调圆滑，曲线迂回的方式，官低位轻，正面硬怼，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2.放浪形骸，书生意气
《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
向皇帝写奏章而已，按照正规格式用词就行了，中规中矩的表表忠心即可。可是，苏轼姿势文采不错，洋洋洒洒写了一堆牢骚，又被新党给抓住把柄，参了一本，整进大牢，差的丢了小命。
官场无小事，很多人谨小慎微都多有差错，苏轼太过文人志气，不当回事，搞出节外生枝之举，差点仕途结束。
3.机会来临，不知把握
苏轼仕途本有转折的机会，那就是，旧党司马光重新上台掌权，这时司马光想启用苏轼。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话说朝堂有人好做官，做官要学会站队，苏轼经历了这么多年官，居然又犯糊涂，不知前车之鉴么，同样的错误犯了2次，可惜呀。
虽说苏轼不太懂得为官之道，但是他的书法、文章名扬天下，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地方当官时，也能尽心尽力为百姓做事，也算造福一方百姓了。
小诸葛历史观
北宋政坛上涌现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苏轼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可是，为什么德才兼备的苏轼仕途那样不顺呢？
一、苏轼生不逢时，他守制结束回到朝廷，正是王安石开始熙宁变法的时期。苏轼对新法提出异议，被新党排挤出京城。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苏轼性格过于刚直，不够圆滑，其实纵观整个熙宁变法时期，因为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贬谪出京的，还有王安石亦师亦友的吕公著、学生郑侠等人，岂止是苏轼一人，难道都是因为性格不够圆滑吗？主要还是王安石代表的新党没有容人之量所作的排除异己的错误做法。
等到王安石罢相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握朝政大权的时候，旧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大清洗，苏轼就事论事，认为完全废止新法并不合适，又被打入了被清洗的行列，贬谪南荒。
二、苏轼的才华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比肩，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更是被欧阳修等人称赞，他的制科考试成绩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皇帝认为这可是宰相之才。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苏轼招致了很多人的嫉妒之心。
第一个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在文学上也是很有造诣，但是和苏轼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苏轼对他的新法提意见以后，他表面上没怎么样，暗地里给苏轼穿小鞋，把他弄到开封府担任繁杂琐事最多的负责案件审理核查的推官一职，结果人家苏轼游刃有余。王安石拿苏轼没辙了。后来苏轼负责开封府科举考试某一场的出题考官，他出的题目映射王安石在朝廷上搞一言堂，这下王安石开始对他打击报复，苏轼不得已自己申请到地方去任职。
第二个就是沈括。沈括和苏轼本来还算是朋友，但是他作为王安石新党成员，到杭州去看望苏轼，然后把借来的苏轼最新诗集全都画上重点，回到京城，就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也许沈括不够腹黑，没找出太明显的黑材料，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个就是炮制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小集团，包括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他们用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弄出了宋朝第一起文字狱。苏轼在狱中三个多月，备受折磨和逼供的耻辱与痛苦。
对于苏轼因为诗文招致牢狱之灾，差一点丢了性命，也有人认为完全是苏轼自己不够谨慎，纯属不作不会死的那一伙。这么说就有一点过了。所谓文字狱，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就连神宗皇帝对李定那几个整出来的所谓罪状都不以为然。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就解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则回答：“诗人之词，怎么能这么牵强附会呢？苏轼诗句说的是桧树，关我什么事儿？”
综上所述，苏轼始终不被重用仕途坎坷不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的政治环境因素，身陷新旧两党的党争之祸，这个影响，一直到苏轼故去，都没有消除。徽宗年间甚至公开查禁苏轼的诗词文章。
另一个就是人的因素。当时政坛上从朝廷重臣到奸邪小人，无一不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有着强烈的嫉妒心理。这一点，从王安石到李定等人都一样。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苏轼就是有经天纬地之才，根本不能在仕途上有所进取，只是在贬谪的路上颠沛流离了大半生。
剑上风雷
苏轼给爱妾王朝云写过一副对联。
上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下联：古调独弹，每逢暮雨倍思卿。在这幅对联里面包含了苏轼对自己人生的评价——不合时宜。一句不合时宜造成了苏轼一生坎坷。苏轼医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苏轼1056年进京考取进士到1079年调任湖州知州，这一时期，前期还没有王安石变法，后期苏轼未遭到新党迫害；第二时期是1079年乌台诗案到1085年苏轼任朝奉郎知登州。这一时期是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执政时期；第三时期是1086年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到1093苏轼任定州知州，宋哲宗执政。这一时期是以高太后为首的旧党执政时期；第四时期是1094年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到1101在常州逝世。这一时期新党再次执政。这四个时期苏轼仕途第一、第三时期仕途虽然不能说平步青云，却也可以说仕途坦荡；第二、第四两个时期就属于苏轼人生、仕途双坎坷时期。下面就分时期看苏轼仕途坎坷。
第一时期从1056年到1079年。
1056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065年还朝判登闻鼓院。1066年苏洵去世，苏轼回乡守孝三年。1069年回京，1071年以杭州通判离京。1074年秋，密州任知州。1077年四月在徐州任知州。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从苏轼履历来看这一时期苏轼仕途虽没有大升迁，却也没有遭到迫害。苏轼第一任官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期间苏轼大力推行改革，政绩斐然。苏轼第一次回京，王安石对苏轼的改革观念很是欣赏，想要招苏轼加入新党变法。可是当时欧阳修等人均反对变法，苏轼没有答应，也没有便是反对。直到1071年新法弊端展现出现苏轼才上书反对变法。引起王安石不满，在御史官攻击下苏轼自请离京。从杭州通盘到湖州知州苏轼这八年时间官职略有升迁，政绩卓著。但是苏轼在这期间写下大量诗文，这些诗文一方面表达了苏轼渴望得到朝廷重用，另一方面表达了对新政的弊端的不满。与此同时苏轼在北宋文坛地位逐渐提升，影响力不断增大。宋朝是文人治国的典型朝代，对于言论把控非常严格。苏轼在文坛影响力增大和反对新政的思想引起新党不满。于是在苏轼湖州任上爆发了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第二时期1079年到1085年。
1079年苏轼被诬陷下狱，在狱中度过了黑暗的百日。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精神、身体双方面的打击，因此受牵连多达80人。最终以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本州安置”身份几乎相当于当地管理的罪犯。黄州这几年是苏轼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乌台诗案苏轼因诗获罪，于是做出了“不复作诗文”的决定。“本州安置”的身份让苏轼穷困潦倒，看见小麦丰收感慨“但令人饱我愁无”！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苏轼词、文创作取得非凡成就。赤壁赋、念奴娇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苏轼的文坛地位继续攀升。
第三时期1086年1093年。
在这几年是苏轼官场最矛盾的几年，一方面苏轼得高太后赏识，不断升迁，希望政治上能有所作为；另一方面高太后为首的旧党当政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黑暗，对于新法相关内容不做辨别全面否定，令苏轼十分痛苦无奈。苏轼在1085年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升迁，却因与旧党人政见不合，苏轼在朝中处处受排挤。于是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随后被调往颍州、扬州。这期间是苏轼最惬意的官场生涯。虽然苏轼的官职不高，却有龙图阁学士的殊荣，代表着他朝廷肱股之臣身份。这之前有这份殊荣的有范仲淹、包拯等。在地方为官远离朝廷纷争，又能造福一方，我们常说的杭州苏堤就是苏轼这一时期修建。在文学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轼可以算得上是北宋文坛领袖，苏门四学士名满天下，苏轼自己更是曾经担任翰林学士。但是这一时期苏轼被打上元祐党人身份，造成了苏轼接下来人生悲剧。
第四时期1094年到1101在常州逝世
这一时期宋哲宗掌权，新党人当政。开始了对元祐党人的清算，苏轼在终点照顾之列。于是从1094年开始苏轼一路被贬从宁远军节度副使，到被贬至惠州，再到儋州。宋朝开国皇帝定下不杀文人的规矩，被贬儋州市当时最重的处罚。这几年苏轼一直被贬却也对岭南开发做出不少贡献。苏轼在惠州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宣传诗句。在儋州苏轼开发儋州，兴办教育。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而儋州当时更是留下不少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传说。这一切功绩也不能掩盖苏轼这一时期的悲惨仕途。
纵观这四个时期，苏轼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起落，全是因为变法的新旧党政。苏轼对于变法的态度始终保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反对变法弊端，提倡适当变法。这样的政治态度导致苏轼被冠以政治投机的名头，被两党之人所不容，导致了苏轼仕途坎坷。从另一方面来看，苏轼的文学创作巅峰期正式在苏轼经历磨难之后黄州时期，生活的磨难，政治的失意让苏轼有时间进行大量游历创作。也正应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傍。
诗与历史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于政治上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因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所以，一生仕途不顺！
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认为苏轼将来文章必独步天下。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 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 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1085年，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 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 中书舍人，不久又升 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调往颍州任知州、1092年任扬州知州、1093年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1094年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纵观苏轼一生，于政治上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因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所以，一生仕途不顺！
大江侃历史
大家好，我是读史如品茶，欢迎大家听我解说《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不顺》。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进士出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北宋历史上，苏轼确实德才兼备，但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在仕途上却屡屡不顺，原因是苏轼的性格。他的性格太过于正直，为人率真，并且嫉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又不识时务直接抨击时政，在朋党之争严重的宋朝，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腹背受敌，仕途屡屡不顺！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下因为性格原因，苏轼是如何被一贬再贬的。
一贬。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科举考试，因为他的文章清新洒脱，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并考中进士（进士及第称号），在京城一时间名声很大。后来因为母亲病逝，回家守孝了三年。三年之后，苏轼回到京城，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主考官欧阳修都因为反对变法被贬离京。于是苏轼上书宋神宗，直接批评变法的各种弊病，这使得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等人在皇帝面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为了避免受到打击，于是请求出京任职，于是被朝廷派往杭州任通判。后来又依次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徐州任知州、湖州任知州。
二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朝廷调他去湖州任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的感谢信。此时，虽然变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相继下台，但御史台仍然被变法派把持。于是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谤讪苏轼，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压倒苏轼的声音。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派人逮捕，要置苏轼于死地，王安石当时退休在金陵，便上书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的上书而停止并救了苏轼，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轼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居然是被王安石所救。
三贬。
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等守旧派重新被朝廷启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遭到他们的打压。此时，苏轼再次向皇帝上书，直接抨击守旧派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被容于变法派，又不被容于守旧派，所以为自保，只能再次要求外调。
四贬。
北宋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轼被召回京师，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依次调往颍州任知州、扬州任知州、定州任知州。
五贬。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执政，变法派再度被启用。苏轼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又过了四年，已62岁的苏轼被贬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
读史如品茶
苏轼德才兼备，却仕途不顺，不得重用。
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当时朝堂政局的原因。
一、政局
当时的政局分为新旧两党，朝堂上跟着王安石提倡变法的官员为新党，而以司马光为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称为旧党。
而苏轼，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苏轼的政见却与典型的守旧派不同。苏轼在仁宗时期就提倡变法，但是却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其变法措施太过于激烈，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批判与抵制。
因此，新旧两党都不拿苏轼当自己人。
新党得势时，他数次上书皇帝反对新党变法，旧党得势时，他又不满旧党对新党的赶尽杀绝。
朝堂之上，他不是新党，亦不是旧党。
他就是苏轼，行事皆是自认为，皆是顺心意。
二、性格
苏轼满腹不合时宜，向来不曾趋炎附势。
可朝堂之上，天真率直的他，在政治的斗争漩涡中，与王安石争，与司马光争，甚至与帝王争，与大势争！
他学不会依附某一方势力长袖善舞。
他是苏轼，他只做他认为对的事。
人们大抵都只知道苏轼前赤壁赋里的豁达胸襟，可那是假的；后赤壁赋里那个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苏轼，才是真实的苏轼。
也许苏轼并不旷达，他只是无可奈何。
对苏轼和仕途与北宋的朝堂，这是一场悲剧，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学，这是何等的幸运。
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险恶至极，而苏东坡从政却不改他的文人秉性。从苏轼的性格来看，他接二连三被贬，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苏轼有这样一首诗
《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是苏轼对孩子的祝福，也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自嘲。
蝉鸣七月
德才兼备不一定人情世故，德才兼备不一定官运恒通，德才兼备不一定就没有对头与敌人。德才兼备不一定皇上喜欢你！这样的人一定要皇上支持喜欢你，如果皇上不支持你，会把自己置于八面树敌四面围攻之地，也只有皇上才能给他解围，但皇上救他吗？
我是老火321
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仕途坎坷的人很多，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个。苏东坡，不光仕途不顺，不断流放，甚至坐牢，差点送了命。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经历，才给他的作品，人生阅历增加了厚重及沧桑感。
苏轼，北宋中期最著名的文坛大家、书画家，开创一代词派。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在书法、绘画、诗词、佛学，美食等各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成就。按理来说，这么一个超级天才，如果随意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话，他都会大受欢迎，应该会有最好的生活和发展前途的。可是，事与愿违，苏轼自从考上进士做官以来，经常是被各种政治势力、小人排斥，经常因各种原因被外放到当时的最偏远地区当官，晚年还外放海南的官职上，回来途中离世，让人唏嘘不已，为苏轼及那个时代而悲哀，容不下天才。为什么呢？
我想，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当北宋的朝廷内部斗争及他个人性格均有关。
当时的北宋朝廷，分为新党和旧党，两派之间各有自己的治国理念及做事原则，互相拉帮结派，结为朋党，来攻击对方，某种程度上，党争也是间接地内耗了北宋王朝的那点儿残存的国力。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直到北宋灭亡。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当时时政治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执政期间，二人的政见不同。所以，他们打击了不少意见不同的官员，把个偌大的北宋王朝搞得更加的混乱不堪。
苏轼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尽管，他的写作能力、书法能力和绘画能力堪称一绝，可是他性格上却不是喜欢妥协的人，有着自己独立的主张，说白了就是不圆通，不圆滑，这在政治上是大忌，可能这也是苏东坡政治智商的残缺吧，或者说，他不屑迎合，导致两边都不讨好。
苏轼一生官运很坎坷，他才华横溢，喜欢讲真话，这样很不容易被当时的朝廷所容忍，更不被当时的大臣所待见，甚至有小人嫉妒他，以把他打倒为荣，谁让他名气这么大呀，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他，作为一个当官的人，又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用现代话讲就是政治智商不足，这样他肯定是要吃亏的，而苏轼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由于，他的政治智商不高，性格孤傲。于是，苏轼就经常当了无辜的出头鸟。当然，他也会发表一些得罪人的言论，导致两边都不讨好，结果被当权派和在野派都打压，自然仕途不顺了。
不过，上天也是公平的，有利有弊。我们虽然看不到官场上春风得意的苏轼，但是，我们看到了文学圣地领域、书法领域和绘画领域的奇才苏轼！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得意，才造就了苏轼这个奇才，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诗歌，写文章，画画等等。而且，他不断流放，等于变相地增加人生阅历，到处浏览山川河海，品尝当地的美食，体验生命。
于是，作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苏东坡诞生了，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这一切，都是留给中华文明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