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無論什麼樣的精神、理想、自由、獨立、詩歌、文學、藝術，都抵不過一張抄來的、毫無創意、滿是商業術語的PPT。
80年代，是興奮和騷動的十年；80年代，也是理想主義的黃金時代。那時候的著名詩人——北島、顧城，相當於時代巨星，走到哪兒都是萬人擁簇。
80年代的物質並沒有今天那麼豐厚，卻是中國建國之後思想最為自由的十年。因為這十年中，側重點並不是改革，而是解放思想，讓中國人重新睜眼看世界，走出愚昧，告別無知，遠離文革那種荒誕。
那時候的青年，無論男女，朝氣蓬勃。在北京大學，詩人海子、西川、駱一禾，被稱為“北大三劍客”，每次出場，門裡門外擠得密不通風，3000多座位的禮堂，每次開詩歌朗誦會，都坐得滿滿當當。詩人邊朗誦，邊把詩稿往臺下撒。萬眾矚目的校花，就為搶一頁詩稿從不在意是否失態。
此時，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如潮水蔓延。也就是這一年，詩人海子先後遠走甘肅、青海、西藏和內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寫下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寫下了“以夢為馬，周遊世界”。
因為解放思想而來的思想自由，所以在80年代出現了一大批文學、藝術、科學……各行的大家。在那個時代的校園裡，無論是文科還是理工科，無論男生還是女生，閒餘都在討論笛卡爾、叔本華、康德、尼采、休謨的思想，爭辯薩特、加繆、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交流卡夫卡、福克納、艾略特、葉芝、貝克特、蕭伯納的文學，還有搖滾樂、以及各種時尚和藝術，而今天的大學校園的學生在閒餘都談些什麼呢？八十年代的人才是我們自己培養的，九十年代的人才是歐、美、日幫我們培養的，然而二十一世紀的人才卻充斥著“贗品”。
有一篇回憶錄中這樣說："上世紀80年代是全民詩歌、全民文學、全民哲學的時代，我1984年去北京，撲面而來的是浩蕩西風，西風東漸的感覺很強。西方哲學、思想類的書籍非常受歡迎。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那時全民飢餓的閱讀感覺，北京的女青年下班，自行車的籃框裡放著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和西紅柿；連公交車上的中學生的書包裡，都有一本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我印象深刻的書很多。198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那時作家出版社剛剛恢復，韓少功的譯本。三聯書店的新知叢書，有弗洛伊德、薩特、尼采，還有符號學著作。像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我要提一本三聯的書，基·瓦西列夫，《情愛論》，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哲學家談愛情的書，那時我二十多歲，契合青春期的心靈。"
那時候的出版社，不僅發掘出王朔，還發現了莫言、餘華、蘇童，劉震雲等大批好作家。莫言曾是山東高密的一個農民，小學五年級輟學，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給彈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開始寫作，坐在灶口，一邊用撥火棍通灶，一邊在膝蓋上寫小說。後來誰也沒想到，這個放牛娃，日後卻拿下了諾貝爾文學獎。
餘華之前是一名牙醫，在南方海鹽小鎮，撐一把油布雨傘，將鉗子、錘子在桌上一字排開，每天握鉗撥牙八小時。這樣幹了五年，觀看了上萬張病人的嘴巴，他認為那是最沒有風景的地方，於是開始動筆寫小說。
1983年11月，餘華接到長途電話，一家文學雜誌請他去北京修改小說。他欣然前往，回來後，縣裡官員登門拜訪，說：你是一個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館報道吧。
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麼多“必須”，只要理想和勇氣，便會得到許多的認同和鼓勵。向上的通道，對所有人打開。底層也可以逆襲，放牛娃也有春天，牙醫也能成為大師。理想和才華，是所有年輕人上升的雲梯。
那年頭，最偏遠的小城路邊書攤，擺的是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那年頭，學生可以在深夜敲開老師的門，就因為看了一本書激動得失眠；那年頭，一個文弱寒酸的男老師，可以靠跋山涉水採集民歌，贏得廣泛尊重，讓校花下嫁給他。
那年頭，三更流浪天，很多大學生也能聊叔本華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那年頭，大家都一樣，不談金錢和地位，只看誰活得更瀟灑，誰更有生活的姿態。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從不會向官商權錢低頭，富有膽氣和魄力，敏銳鋒利、口誅筆伐。後來高曉松說：80年代是白衣飄飄的年代，那時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簡單溫暖，今天的年輕人做不到了。
那一代人，從誕生之日起，似乎就與理想主義結下不解之緣。那場聲勢浩大的先鋒藝術運動，就像一輛飛速行駛的列車，隨著時代的結束，之後就脫離了心靈的軌跡，駛出了藝術的原野。我們從今天回望那個時代，那些回憶好像遠了，又好像就在眼前。我們能聽到它呼嘯的聲音，聽到它們在虛擬之境的狂歡，卻再也看不到它們的身影。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一點都不叛逆，他們的生活充滿了疲憊，疲憊又吞噬了他們的叛逆。任何有叛逆的想法，都會被質疑、被嘲弄，只是一句“你有錢嗎？”，所有的理想就會被消解。“你有房嗎？”更是終極一問。天大的理想，也沒有一套房、錢實在。
當代的年輕人特別喜歡自嘲，喪喪的，他們越來越乖，越來越聽話，越來越聰明，只是越來越不像年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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