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天寶五載（746年），三十五歲的

杜甫一生流寓各地，在他人生的五十九年中，居住在長安的生活對他的思想和詩作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對於任何一個人都是生命中的黃金和成功的階段。對於生活在長安的杜甫來說，其審美觀、價值觀以及詩歌創作思想、風格特徵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內形成並且定型的。這十年也是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時期，盛世表面下掩蓋著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在這一時期，杜甫更揹負了非同尋常的艱辛苦困，使他從一個“裘馬頗輕狂”的世宦子弟，轉變成了一個“窮年憂黎元”的偉大詩人。

杜甫長安十年的艱辛生活是其思想變化和日後詩歌創作的原動力。因此，這篇文章就從杜甫“長安十年”生活的經歷出發，分析他思想的轉變。

初到長安時，“裘馬頗清狂”

少年時期的杜甫同唐代大多文人一樣，喜愛漫遊大江南北。他二十歲開始悠遊吳越，歷時數載。開元二十三年（735年），二十四歲的杜甫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但這次考試的失敗，對杜甫的打擊並不大。畢竟此時的他正值盛年，意氣風發，對自身才學的信心未減絲毫，對仕途充滿了堅定的信念。所以，他緊接著繼續興致勃勃的漫遊齊趙，就如

“長安十年”中，杜甫在初到長安的這段時間，也許是最愜意自得的。因為他還不知道他即將面臨的是李林甫組織的一場“野無遺賢”的考試。此時的杜甫，盡力為自己後來的前程做準備，出入上層社會跟達官貴人交往。參加社交活動，似乎已經成為杜甫的生活主線。

杜甫初來長安時就是懷著“平交王侯”的氣概活躍於達官貴人的社交活動之中，此時的他自視甚高，情緒激昂，猶如千箭在弦，蓄勢待發。只需等待一個機會讓他達濟天下，建立功業。

“野無遺賢”的鬧劇，再次落第

杜甫於天寶五載（746年）來到長安，目的是參加第二年舉行的制舉。唐朝的科舉分為制舉和常舉，常舉每年舉行，而制舉是為選拔“非常人才”而舉行的不定期非常規考試，是“天子自詔”的考試。根據《舊唐書》等資料的記載，唐代對制舉甲科的考生要比常舉進士甲第更重視。杜甫上一次參加的是常舉，而且那次的失敗對他來說只是一次嘗試。所以，他對這次的制舉考試更為重視，寄予厚望。

天寶六載（747年）正月，玄宗下制“詔徵天下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就選”，杜甫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彷彿來了。當時，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的杜甫，急切地想要通過制舉入仕。經過十年的漫遊的他，無論是閱歷還是文學造詣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對自已非常有把握，但是結果卻令人始料未及。因為，本次考試的主考官是宰相李林甫。

據《資治通鑑》記載，此次制舉考試，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他擔心將來的有謀之士會動搖他的地位，便向玄宗進讒言：“舉人多卑賤愚聵，恐有俚言汙濁聖聽”，於是便下令各郡縣地方官精心篩選，設下重重關卡，結果“無一人及第”，也包括滿腔熱切的杜甫。李林甫還上書皇帝，聲稱這是“野無遺賢”，讚頌玄宗任人唯賢、人盡其才。玄宗也竟聽信他的話，怡然自得了起來。帝王開始走向昏庸，帝國逐漸走向衰落。

所以，杜甫赴京趕考、進入仕途的希望，因宰相李林甫在考試中設置障礙而破滅。

這次制舉落第，令杜甫承受的沉重打擊，比其他考生更甚。因為，據《資治通鑑》記載，天寶六載（747年）的制舉臨時以詩、賦、論，對考生進行考核。這對於<strong>“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

此次考試的失利是杜甫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的轉折，不但埋沒了他<strong>“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志向，也開啟了他最終走向關注蒼生的道路。

“獨恥事幹謁”，無奈的干謁經歷

干謁詩就是古代文人為尋求入仕門徑而向當朝達官貴人或有名望者所呈送、進獻的詩作，以此來求得援引。唐代興干謁，許多詩人都作過此類詩。

白居易《見尹公亮新詩，偶贈絕句》雲：“袖裡新詩十首餘，吟看句句是瓊琚。如何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紙書。”

此詩也說明了干謁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詩人作干謁詩，目的在於能夠走上仕途。而杜甫作干謁詩，不僅有他的政治目的，其中也有詩人生活的真實寫照以及對理想的追求。

1 作干謁詩的原因

內在動力，求仕心切

杜甫出生在一個重儒崇儒的仕宦家庭，其十三祖杜預是西晉的名將，平吳有功，以冠蓋一世的文采武略盛稱於世。祖父是武則天時代有名的“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審言。

出生在這個儒家思想薰陶下的仕宦家庭，為先祖輝煌功業、榮名所激勵，杜甫很早就確立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杜甫要實現忠君報國的理想抱負，就要入仕，就無法超越權勢的制約。為了實現遠大理想，他不得不以一種隱忍謙卑的態度來乞求於權貴，也是這種理想的力量支持著他度過一次又一次干謁的屈辱。

外在原因，經濟困頓

制舉考試失利後，杜甫經濟上也逐步陷入了貧困。

第一，他的父親杜閒的去逝使他失去了主要的經濟來源。在杜甫早年讀書漫遊時，他的父親杜閒為兗州司馬，那時杜甫還有一定的經濟來源，衣食無憂，生活還算不錯。但他來到長安之前，父親已經去逝，這時杜甫就斷了經濟來源。祖上留下的產業也堅持不了多久，他的生活也陷入了“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的困境，生計困頓。杜甫面臨著以後如何生活的問題，出身於仕宦家庭的他只能選擇走仕途這條道路。

第二，制舉落第使杜甫不得不急切地另尋入仕途門路。而且求仕的失敗，也加劇了他的經濟上的困難，他除了要養活自己，還要養活洛陽的妻兒，他必須解決一家老小的生計問題。

生活的困頓和仕途的失意，迫使他開始了悲苦的干謁生涯。在一首干謁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他寫下<strong>“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內容體裁無所不包，干謁詩是他困居長安時詩歌創作的重要的一部分。

2 向朝廷獻賦，希望能直接引起皇帝的注意

杜甫曾把入仕的希望寄託在玄宗身上，先後三次給皇帝獻賦。

第一次是天寶十載（751年），他適時地投其所好地給玄宗上了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把皇帝舉行的不合古制的三大禮大肆頌揚了一番，滿足了好大喜功的玄宗的虛榮心，龍顏大悅。但這次獻賦並沒給杜甫的仕途帶來實質性的起色，玄宗在“奇之”後，並沒直接授予他一官半職，而是“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他的命運又一次落到了“老朋友”李林甫手裡，仕途之夢無奈再一次化為泡影。

然而此次獻賦的無結果並沒有讓杜甫死心。天寶十三載（754年），他又連續上了《封西嶽賦》、《雕賦》，但投過之後，結果還是不盡人意。

3 向達官貴人投贈詩篇，希望得到他們的賞識援引

杜甫除了向皇帝獻賦，還向達官貴人投贈詩篇，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賞識援引。這些干謁詩的內容多是分為三個方面：首先稱讚對方的才華和能力；然後向對方訴說自己的苦衷和一心報效朝廷的決心；最後就是渴望汲引。

這期間他干謁的對象，有初到長安結交的一些與自己有情誼的王公親貴，如汝陽王李璡、駙馬鄭潛曜、比部蕭郎中和尚書左丞韋濟等。這些官員比較正直，與杜甫意氣相投，互相賞識。如汝陽王李璡對他有知遇之恩，在其落第之後也不生輕視。而且，在杜甫在落第以後，經濟生活也是每況愈下，只有在達官貴人之處做門客或靠友人資助為生。生活不寬裕，壯志傲骨也不得不暫時屈服現實。

再者，杜甫也向品行並無足稱的貴戚顯宦獻詩，如駙馬張垍和依附楊國忠的鮮于京兆等人。杜甫當時向此類官員干謁，折腰乞憐時，內心是痛苦和矛盾的。他在作這些干謁詩的時候有極其無奈的苦衷，違背了內心的杜甫想必承受了極大地自責和內心的交戰。

另外，杜甫在長安找不到出路，為了進入仕途，實現忠君報國的理想，他也曾打算想效仿好友高適入幕從軍。如他投詩給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和他的行軍司馬田梁丘，哪怕他對哥舒翰的窮兵黷武頗感不滿。

向權貴獻詩的同時，杜甫內心深處也產生了種種困惑，人格自尊與干謁之恥的矛盾、仕途的挫折與出處的選擇、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等等，都是困擾這位偉大詩人終身的問題。

從這一系列違心之舉中，我們能得到的唯一答案就是：杜甫的入仕願望太過強烈和執著，他迫切地向對方展示自己的能力與價值，表達自己的心聲，以求得到認同，這驅使他卑躬屈膝、含辱忍垢、不顧人格尊嚴、違背儒家教義去奉迎討好王侯權貴們，欲乞得一官半職。可是這些努力帶來的只有失望，直到天寶十四年（755年）秋，杜甫仍舊是一介布衣。

4 對干謁的無奈和反思

一次次的干謁如石沉大海，杜甫不但承受著內心的痛苦，還看到了朝廷的黑暗，官員的腐敗與無能。另外，他也看到了普通百姓的痛苦和災難，因此杜甫的長安期間創作的詩作除了干謁，還有對民生的關注，如《兵車行》、《前出塞九首》、《虢國夫人》、《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都是他這一時期的作品，是他對現實生活感受的反饋和廣大人民遭遇的體會。後者是在獻賦後逐漸開始增多的，這說明了杜甫在經歷了多年的痛苦磨礪，逐漸向“老杜”發展，詩作也變得有血有淚了，變得充滿生命了。

當杜甫離開長安後，回顧自己干謁的經歷非常後悔和厭倦，將近十年的獻賦、投詩不惜卑躬屈節、趨炎附勢的奉承權貴，與他初來長安的初衷和心高氣傲的儒者心態有巨大的反差，他自己感到極大地悲憤。

於是，他在離開長安時，用積鬱已久的情緒寫下了<strong>“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幹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求仕結束時，“窮年憂黎元”

天寶十三年（754年），杜甫連進《封西嶽賦》與《雕賦》，向玄宗表明心跡後，遲遲得不到迴音。未料直至一年之後，即天寶十四年（755年）十月，才封他一個河西縣尉。杜甫不願大才小用，拒絕赴任，理由是：<strong>“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官定後戲贈》）。後又改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這也只是一個管理庫房門鑰得八品以下小官。在得到官職後不久，他復往奉先探視家小，經過驪山時，他想到唐玄宗與楊妃在山上的華清宮盡情享樂，但是百姓卻飢寒交迫地掙扎在死亡線上，心中百感交集。等到他回到家裡，發現幼子已餓死，更是心如刀割，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寫下了<strong>“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這首詩總結了他困守長安十年的心路歷程，並對自己十年求仕生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詩中還寫到他：<strong>“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也就是說，他一年到頭都在為老百姓發愁，每每想到他們的苦難，都嘆息苦悶，心裡向火燒似的焦急，這與他初入長安“裘馬頗清狂”的瀟灑恣意截然相反。

思想轉變

長安十年，對於杜甫來說意義非凡，這期間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

杜甫是在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成長的，其十三祖杜預和祖父杜審言對青年時期的他影響較大，從小他就樹立了振興家聲的遠大理想。“學而優則仕”是儒家傳統的觀念，絕大多數士人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入仕，來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奉儒守官”也是杜甫一生的行為準則。而且，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忠君”。唐代士子多把輔佐君主使之成為堯舜之君作為實際行動中的直接目標。所以，杜甫把<strong>“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但是，兩次考試失利以及獻賦干謁未果後，杜甫對儒家思想的理解產生了變化。他在自己的詩中也幾次自嘲，<strong>“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不論杜甫怎樣自嘲，或者他怎樣的苦惱自己的現狀，也終究沒能改變他對儒家思想的堅守。即便是他看透了封建統治者的腐敗與無能，在他心目中君王的地位也是至高無上的，甚至還忽視了唐玄宗的荒淫誤國的行為，一心只為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形象。哪怕在離開長安去奉先時，他還寫下<strong>“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因此，杜甫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是複雜的。“儒冠多誤身”並非否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確性，而是意識到“忠君”不等同於“愛國”，在“忠君”的同時更要“愛國”，他開始關注民生。

杜甫旅食長安，在窮困潦倒中為了謀生餬口而受盡了苦。生活的貧困、實際社會地位的降落使他更多的接觸到了現實實況、瞭解到了普通民眾的悲慘遭遇。《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雲：<strong>“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杜甫出生於小官僚家庭，這樣的家庭背景在封建社會也是有一定的特殊待遇，“既不服兵役，又沒有交租納稅的負擔。”卻還免不了“幼子飢已卒”這樣悲慘的遭遇，他意識到平民百姓的日子會更加辛酸，於是對底層人民的生活更感同情憂慮。

人民的痛苦更加堅定了他急欲入仕報國濟民的信念，他想要輔佐玄宗放棄前行，讓人民能夠安居樂業。這種急切的願望已內化為一種無窮的力量驅使他以天下為己任，欲以自己一顆寬厚博大的仁心去關愛天下的黎民百姓。

結語

總之，杜甫困守長安十年，從意氣風發、高歌壯志的貴公子煎熬成了鬚髮早白的落魄人。他的思想狀態，也從“裘馬頗清狂”變成了“窮年憂黎元”。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最終並未能實現零星半點，還親身經歷了艱辛的貧困生活， 甚至到了困絕的邊緣。

在這十年裡，他既目睹了唐朝由盛轉衰的局勢，也經歷了仕途上的坎坷、生活上的困頓以及疾病纏身的痛苦。杜甫對於人生，對於仕途，對於很多其他事物的態度，也在這其中慢慢轉變，最終轉向關注人民的視角，站在平民的立場上看問題。正因如此，他才能寫出<strong>“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strong>“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參考文獻：

《新唐書》

《舊唐書》

《資治通鑑》

《杜詩詳註》——[清]仇兆鰲

《論杜甫與“干謁”》—— 王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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