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挺……的，但是有些信息并不能只看题目，对吧
任何地方贫困儿童的困境都应该引起人们的同情，就像无辜者和无助者所遭受的苦难一样。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儿童的贫困更应该引起耻辱和愤怒。
与贫穷国家不同，美国儿童贫困的惊人水平甚至没有一个合理的借口?毕竟，我们的人均收入为62,795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无可匹敌的21.3万亿美元。
尽管如此，到2020年，据估计有1190万美国儿童(占总人口的16.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对于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来说，意味着微不足道的25701美元。换句话说，根据儿童保护基金会的数据，在3810万美国贫困人口中，儿童占了三分之一，其中70%的家庭至少有一位父母在工作，所以贫困不能归咎于父母的懒惰。
没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例已经从2008-2009年经济大衰退肆虐时的22%大幅下降，在此前几十年甚至更高，但现在还不应该打开香槟庆祝。相关的标准应该是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的比较。答案是:糟糕。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追踪的42个工业化国家中，巴西的儿童贫困率排在第11位。除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儿童贫困率仅高于西班牙。使用经合组织的贫困线标准——一个国家收入中值的50%(美国为63,178美元)——美国的儿童贫困率跃升至20%。
美国当然不缺乏降低甚至消除儿童贫困的手段。经合组织名单上的许多国家人均收入较低，国内生产总值也小得多，但(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一份报告所明确指出的)在子女方面做得要好得多。我们的高儿童贫困率源于政治，而非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政策减少了公共投资在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和减贫方面占GDP的比例。当然，就在那几年，“大政府”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的信念越来越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今天，华盛顿仅将9%的联邦预算分配给儿童，无论他们是否贫穷。相比之下，65岁以上的美国人只有三分之一，高于1971年的22%。如果你想要一个简单的事实来概括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就是，与30年前相比，经通胀调整后，生活在最贫困家庭的儿童人均支出几乎没有变化，而相应的老年人支出则翻了一番。
保守派对这一切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你不可能通过砸钱来解决儿童贫困等复杂的社会问题。此外，政府的反贫困计划只会助长依赖性，造成臃肿的官僚机构，而不能解决问题。美国社会项目的实际成功证明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并不重要。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的儿童贫困状况。
让我们来估计一下
定义贫困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政府的年度官方贫困衡量标准(OPM)是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它根据家庭规模确定贫困线，主要是将1963年的最低食品预算成本乘以3，同时考虑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并将结果与家庭收入进行比较。
2018年，一个只有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收入低于17308美元，被视为贫困家庭(2012年，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为25,465美元，以此类推)。根据OPM的数据，那年有11.8%的美国人很穷。
相比之下，自2011年起每年发布的《补充贫困衡量标准》(SPM)则建立在OPM的基础上，但提供了更细致的计算方法。它计算了家庭的税后收入，也计算了来自所得税抵免(EITC)和儿童税收抵免(CTC)的现金流，这两项措施都帮助了低收入家庭。它还通过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向贫困家庭提供临时援助(TANF)、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全国学校午餐计划(NSLP)、医疗补助计划、住房和公用事业补贴、失业和残疾保险等方式，增加了政府提供的援助。然而，它扣除了诸如儿童看护、儿童抚养费和自付医疗费用等费用。根据SPM的数据，2018年全国贫困率为12.8%。
当然，这些贫困的计算都不能告诉我们孩子们的实际情况。简而言之，他们的处境更糟。2018年，18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16.2%的家庭收入低于SPM线。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由国会委托进行的一项2019年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研究发现，9%的贫困儿童属于“极度贫困”家庭(收入低于SPM的50%)。但是36%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或“接近贫困”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150%。
儿童贫困率也因种族而异——差别很大。黑人儿童的贫困率为17.8%;西班牙裔儿童为21.7%;而白人只有7.9%。更糟糕的是，超过一半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附近，而白人儿童的这一比例不到四分之一。把年龄和种族结合起来，你会看到另一个不同，尤其是对五岁以下的儿童来说，2017年总体贫困率为19.2%。然而，如果把五岁以下的孩子按种族分类，你会发现:白人孩子占15.9%，西班牙裔孩子占25.8%，黑人孩子占惊人的32.9%。
位置也很重要。儿童贫困率因州而异，差别十分明显。例如，北达科他州和犹他州为9%，而新墨西哥州和密西西比州分别为27%和28%。19个州的税率为20%或更高。查看一份彩色的儿童贫困地理变化地图，你会发现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的儿童贫困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比例往往高于城市。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7年，美国农村22%的儿童和26%的五岁以下儿童处于贫困状态。
为什么儿童贫困值得重视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200米竞走，一些选手的起跑线比其他人落后75米。除非有一位奥林匹克级别的运动员，否则那些一开始就遥遥领先的人自然会赢。现在，把这个比喻为出生在贫困中的美国孩子所面临的困境，那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可能是聪明和勤奋的，他们的父母可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照顾他们，但他们的生活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
首先，贫困儿童的营养状况一般会比其他儿童差。这并不奇怪，常识如此:儿童期营养不足的问题会持续多年，可能会影响一生。科学研究表明，到三岁时，儿童饮食的质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大脑中重要部分的发育，如海马和前额叶皮层。这一点值得牢记，因为2018年有400万6岁以下的美国儿童生活贫困，其中近一半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事实上，这个过程开始得甚至更早。贫穷的母亲本身可能也有营养不足的问题，这增加了她们生下低出生体重婴儿的风险。这进而会对儿童的健康、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他们未来的收入产生长期影响，因为营养的质量会影响大脑的大小、注意力和认知能力。它还增加了学习障碍和经历心理健康问题的机会。
贫困儿童在其他方面的健康状况也可能较差，原因多种多样，从更易患哮喘到血液中铅含量较高。贫困家庭很难得到良好的医疗保健。此外，还有一件事:在我们这个受邮政编码影响的公立学校体系中，这些孩子上的学校资源可能比富裕社区的孩子少得多。
我国的阿片类药物问题也以惊人的方式影响着儿童的福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三分之一的育龄妇女在药店购买了阿片类药物，估计其中14%-22%的人怀孕。其结果是:在子宫内接触阿片类药物并在出生时出现戒断症状的婴儿数量惊人地增加，这也被称为新生儿戒断综合症，医学术语称为NAS。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它的影响包括未来对疼痛的敏感性增加，以及易患发烧和癫痫。从2000年到2014年，NAS的发病率增加了4倍。2014年，美国有3.4万名新生儿出生时患有NAS，正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份报告所述，NAS“相当于大约每15分钟就有一名患有阿片类药物戒断症的婴儿出生。”(鉴于当前的阿片类药物危机，近年来情况不太可能有所改善。)
NAS引起的并发症并不会随着出生而停止。尽管这项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阿片类危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它表明，NAS的不良影响远远超出了婴儿期，包括认知和运动技能受损、呼吸疾病、学习障碍、难以保持智力集中，以及使与他人进行有效互动变得更加困难的行为特征。
在这一点上，你不会惊讶于NAS和儿童贫困之间的联系。处方类阿片类药物的使用率在医疗补助计划中的女性中要高得多，她们比那些有私人保险的女性更可能贫穷。此外，滥用和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无论是通过处方还是非法途径获得)在穷人中更为普遍。
把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从出生前的几个月开始，贫困就减少了机会、能力和能动性，其后果一直延续到成年。虽然这被操纵的痕迹可能是虚构的，但儿童贫困的确确保了一个被操纵的未来社会。好消息是(尽管不是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孩子们努力赢取半体面生活(或更好生活)的竞赛，也许不必被操纵。
本不必如此(但只要特朗普是总统，情况还会持续)
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儿童能否克服困难，发挥他们的潜力，过上充实的生活?保守派将指出，那些扫除了儿童贫困所造成的所有障碍的人的故事，证明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努力工作。但让我们明确一点:贫穷的孩子不应该在他们生命的最初时刻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撇开个人成功的故事不谈，与来自中产阶级或富裕家庭的人相比，在贫困家庭长大的美国人的表现要差得多。他们在贫困中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成年后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小;首先，他们完成高中学业或上大学的可能性远远低于那些更幸运的同龄人。
相反，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切蒂和他的同事们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有钱搬到社会流动性更高的社区(得益于更好的学校和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服务)，孩子的生活前景就会改善。就像想象中的竞走一样，起点很重要。但这里的消息是残酷的。社会进步指数显示，在149个国家中，美国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排名第75位，在“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方面排名第70位。当然，贫困儿童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
然而，童年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已经改变了)——保守派喜欢的政府项目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儿童贫困率从1967年的28%降至2016年的15.6%，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医疗补助计划和食品券法案等项目。这些项目帮助贫困家庭支付住房、食品、儿童保健和医疗费用，以及后来的税收立法，如劳动所得税抵免和儿童税收抵免。我们自己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历史表明，儿童贫困绝不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记录还显示，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调动那些现在被浪费在诸如美国数万亿美元的永久战争等风险投资上的资金。
当然，增加就业和收入可以减少儿童贫困。《华尔街日报》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减税和放松监管政策大加赞赏，强调了当前3.5%的失业率(这是6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增就业机会的激增，以及各个层面的工资增长，尤其是对没有大学学位的低收入工人而言。然而，这个故事情节忽略了重要的现实。减少儿童贫困的项目即使在贫困或接近贫困的父母获益的年份也有帮助，当然，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至关重要，因为繁荣的就业市场迟早也会崩溃。此外，特朗普粉丝吹捧的魔法发生在许多州和市政府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时候。雇主雇佣，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州如加利福尼亚，纽约，伊利诺斯，俄亥俄和密歇根，必须支付更多。
至于减少儿童贫困，这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并不是总统的首要任务——不像推动通过一项1.5万亿美元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削减，其收益主要流向最富有的美国人，同时在2019年将预算赤字扩大到1万亿美元，财政部称。然后是那道“不可穿透的、强大的、美丽的墙”。它的估价在210亿美元到700亿美元之间，不包括维护费用。别忘了，仅本财政年度就提议增加33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是特朗普总统在未来10年增加6830亿美元军费计划的一部分。
至于贫困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开始削减一系列项目，从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到医疗补助计划——未来10年价值1.2万亿美元——这些项目长期以来一直在帮助挣扎中的家庭，尤其是儿童渡过难关。此外，特朗普政府已经重写了此类项目的资格规则，以降低符合资格的人数。
预期的目标是:通过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来削减成本。(更别提特朗普团队为企业和超级富豪创造的补贴和税收漏洞了，这些开支和收入损失总计达数十亿美元。)这些被认为是工作道德驱动的紧缩政策打击了有小孩的工薪家庭，例如，这些家庭迫切需要托儿服务，这可能会让他们的薪水大打折扣:所有有小孩的家庭有10%甚至更多，而贫困家庭只有一半。再加上无补贴住房的成本。从2001年到2015年，月租中位数增长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租金占美国收入最低的20%的人收入的一半以上。特朗普的到来也让低收入家庭支付医疗账单的难度加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数量增加了42.5万人，当时有430万儿童没有医疗保险。
甚至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在有孩子的合格家庭中，只有六分之一得到了托儿援助，只有微不足道的五分之一得到了住房补贴。然而，他的政府准备将一些帮助他们支付住房和儿童保育费用的项目送上断头台。这样的家庭将来指望他帮忙是没有意义的。他不会为他们建造特朗普大厦。
无论“让美国再次伟大”意味着什么，它肯定不涉及帮助美国的贫困儿童。只要唐纳德·特朗普监督他们的竞选，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离起跑线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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