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協草書委員會主任劉洪彪先生，作為當代草書領軍人物，近二年來，在很多場合的講座或在媒體發表的文章中，屢屢提及表述他的古無草書盛世的觀念。認為古代從沒出現過草書盛世，草書也從未佔據過一個時代。因而，只有書法進入當代藝術化時代，草書由輔體變成主角，才有可能創造出草書盛世。他說：
古代書法以實用為首要功能，篆隸楷行四體易識好讀，普及通用，各有其壟斷性盛世。草書難以辨認，不能流行，從未建立起時代高峰。
當代書法進入到藝術時代後，草書由輔體，稿書變為主角，就有了可能，此謂古代書法留給後世的發展空間（《傳承經典，拓展新境》）（見2018年11月14日第44期《中國書畫報》）
對於上述觀點，我只能以驚詫來表達聽聞後自己的感受，因為這些觀點言論已違背了書法史的基本常識和共識。什麼是草書盛世？對古代草書有無盛世的認識要以書法史的基本史實為依據來加以論定，而不能建立在個人對書法的曲解和隨意評說之上。如果以草書的普及和社會性時代審美思潮的影響，來認識古代草書有無盛世，則東漢晚期，以張芝為代表的草書浪潮，其草書創作雖然遠遠沒有達到後世今草、狂草高度成熟的境地，但章草作為新體的流行，卻對整個士人階層和社會書法審美，產生了整體衝擊和廣泛影響，以至逸出書法領域，而成為直接對儒學構成強烈衝擊的思想史事件。
這在趙壹《非草書》中有明確的表述：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雲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遲，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猶不休輟。
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課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於政，而拙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
在趙壹《非草書》的描述中，東漢晚期草書影響所及，連剛發矇入學的兒童皆沉浸其中，罷學《倉頡》、《史籀》小學字書，而效慕杜度、崔瑗草書。在士大夫階層中間，更是掀起令人目眩的草書熱，棄絕仕途，鑽堅仰高，以草書為業，以至到了忘我的狂熱程度。趙壹撰《非草書》，即是站在儒家衛道立場，對已對儒學構成威脅的草書加以批判抨擊，以圖天下士人“就有道而正焉。不過，趙壹的這種理論努力並未奏效。
張旭《斷碑千字文》《肚痛帖》
由此看來，書法史上當然出現過草書盛世。東漢晚期之後而魏晉，而盛中唐，而中晚明，皆逕可稱之為草書盛世和時代高峰，這都是為書法史所公認併成為共識的。誰能否認，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盛中唐狂草不是時代高峰？又有誰能否認，以祝枝山、徐渭、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為代表的中晚明草書（包括清初）不是草書時代高峰？
而劉洪彪先生，對上述書法史上的草書盛世和時代高峰卻視而不見，杜撰出書法史無草書盛世，無時代高峰之說，這應該說是對書法史基本常識和共識的挑戰。試問，如果說張旭、懷素的狂草還不能代表與象徵唐代草書盛世與時代高峰，豈不就等於說李白、杜甫不能夠代表盛中唐唐詩高峰一樣荒謬嗎？
懷素《自敘帖》高閒《千字文》
而在草書史上，自唐之後及今1800餘年，產生過偉大如張旭、懷素一樣的大草書家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由此，無視草書史魏晉、盛中唐、晚明草書盛世及王獻之張旭、懷素、黃山谷、祝枝山、徐渭、王鐸、傅山這些草書巨擘所標誌的時代高峰，而奢言當代書家才能創造草書高峰，真可稱為荒謬絕倫的徒託空言！試問，既然書法史上沒有草書盛世和時代高峰，今人又如何在沒有經典草書時代高峰導引下創造出草書時代高峰與草書盛世？這就如無魏晉“二王”傳統，而放言要超越帖學一樣不可信！
黃山谷《諸上座帖》 祝枝山巜赤壁賦》
至於說到：“草書難於辨認，不能流行”，更是於史不符。前面提到東漢晚期，魏晉、盛中唐以至中晚明時期，都是草書產生強烈時代社會審美影響而廣為流行時期，這隻要看看東西兩漢簡牘、章草，魏晉樓蘭殘紙，王謝郗庾世家大族的草書尺牘；盛中晚唐，張旭、懷素、狂草、禪僧高閒、彥休、禪僧緇流草書；中晚明、解縉、張弼、詹景風、祝枝山、徐渭、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即可明白草書洶湧壯闊的時代潮流，怎麼能夠說草書在書史上不能流行呢？
從另一方面理解認識，由章草到今草以至發展到狂草，從書體來說，草書已徹底擺脫實用功利範疇，而成為純粹的抽象藝術（當然，中國草書與西方現代抽象主義有著質的區別）。由此，狂草成為天才的藝術，以至大草書家代不數人。自古及今，真正能夠稱得上大草書家者不過區區十餘人而已。如王獻之、張旭、懷素、高閒、彥休、黃山谷、祝枝山、徐渭、黃道周、王鐸、傅山、毛澤東、林散之。杜甫詠張旭詩曰：“斯人已雲亡，草聖秘難得。”書法五體中，唯有狂草書家才被冠以書聖之尊，而楷隸篆行書家皆不可稱聖。可見草書在中國書法史上地位之崇高。由此，天才性的草書大家不可能普遍產生。就書史而言，每一時代草書大家代不數人，屈指可數，有時一個時代竟難以產生出一位草書大家。所以，用篆隸楷行壟斷時風來要求狂草成為普及性壟斷書體，便表現出對草書書史存在缺乏審美和歷史知解力。
質言之，一個時代的書法高度，不是由群體或普泛化建立起來的，而是建立在個體的創造性突破基礎之上併為其標誌的。草書的天才性，使他在書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可能成為普及性書體，既使習之者眾，也並不表明為“盛世”。草書尤其是狂草，只能掌握在少數天才草書家手裡，為大多數書家所望塵莫及，因而狂草不可能成為“世人但學蘭亭面”的平庸陋相，如果狂草隨便可以為人所掌握，它也就稱不上中國書法藝術的冠冕和輝煌頂峰了。
祝枝山《箜篌引》林散之草書
總之，劉洪彪先生對草書史的理解認識。是極為偏頗的，而其“古代草書無盛世，無時代高峰”的觀點與書史嚴重不符，嚴重歪曲了草書史的真相，而這無疑是學術上的大是大非問題？它直接牽涉到我們如何嚴肅求實地認識理解草書史問題，如何客觀公正地評價古代草書先賢的書史成就，從而也直接關涉到對當代草書的自我認識。因而，不可不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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