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医生胡明的好兄弟出院了!

早前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胡明医生

得知自己的好同事好兄弟

因为连日救治重症患者

不幸被感染

一时间

情绪失控,泣不成声……

让人痛心!

“哭泣”医生胡明的好兄弟出院了!

但是让人高兴的是

今天早上

胡明的好兄弟

重症医学科主任(ICU)袁海涛

治愈出院了!



从感染到隔离,从危重到转院再到逐渐康复。20天时间里,45岁的袁海涛既积极治疗,又不忘继续为自己科室的重症病人,提供治疗建议。

他说与普通患者相比,自己作为医护人员,对于自身症状的识别更为敏锐,对具体医疗环节的感受也更精准。因此,他希望通过复盘自己的救治过程,为抗击疫情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哭泣”医生胡明的好兄弟出院了!

以下是袁海涛口述

看看他的治愈故事


必须冒的险

今年初,武汉突然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所在的医院也收入了不少这类患者。我作为专家组成员,每天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要参加专家组的会议、会诊等。经常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周六、周日也不间断。

1月14日,一名陶姓患者病情恶化,进展为重度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使用无创呼吸机,仍无法支持他的呼吸。经过专家组讨论,以及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的会诊,我们一致决定要进行气管插管,用有创呼吸机通气。不过患者一旦插管,等于门户大开,不但自己容易感染其他病菌,也容易喷溅痰液传染其他人。但是为了生命,我们必须冒这个险。

当天晚上,我们为患者插管后,用转运呼吸机把它转运到ICU。转运路途虽然只有600多米,但患者十分燥动,试图拔管,我们需要边给镇静边按着他,还要推着床和呼吸机同步前进。防护服里的汗水、雾水,还有防护服外的雨水,混在一起,流到了眼里、嘴里。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一次转运。

回想起来,这大概是自己被感染的源头。

转移到ICU后,患者人机对抗强烈,拒管,呼吸比没插管时还糟糕,我立刻找麻醉科借来肌松剂,把患者的自主呼吸打停,然后和当班医生一起给患者做了两次肺复张,患者的呼吸情况才逐渐好转。此时已是凌晨1点,由于担心患者还有其他变化,当晚我就在办公室里合衣躺下了。

15日清早,我决定为患者做俯卧位通气,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重症ARDS的患者,但我们的护理团队只是见过这种通气没有实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请来协和重症医学科护理老师来给我们做现场指导。经过俯卧位通气,患者的呼吸状况明显好转,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下午我又请来协和重症医学科的教授来会诊,指导我们把治疗做的更完善。


我被感染了

事情安排妥后,我向医院汇报了进展。但是回到家,开始感觉不对劲,全身酸痛。看看行走步数有1万7千多步,还安慰自己说是不是走多了,累了?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发烧。

当天晚上,以防万一,我还是独自一人到书房睡下。然而到了半夜,开始发热,39度。吃药后退了,退了又烧起来,反反复复熬到天亮。16日一早起来,我迅速到医院做了CT,发现肺部有阴影,这次自己真的病了。

知道结果后,我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先隔离,那时医院的隔离病房还没有多余的。我拿起电话,第一个打给了科室护士长,告诉她我感染了,并让她和其他接触过那位陶姓病人的同事,全部都去做检查,且一定做好防护。然后,再打给我爱人,让她把家里所有地方全部消毒,并照顾好父母和两个女儿,告诉她我没事。

当晚,病房空出来后,我住进了医院呼吸内科隔离病区,接受治疗。最初病症较轻,我还比较乐观,但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病情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肺部的阴影反而加重呼吸越来越困难,甚至说话都喘气,这时,我开始焦虑。因为我很清楚,这个病情如果继续恶化,接下来我可能需要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甚至上ECMO,而我院ICU已收满,没有ECMO。

于是院方和我都积极联系转诊。28日,处于危重症状态的我,转往了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与我相熟,此时的治疗,仍然大体依照国家诊疗法案,但针对我个人体质,有部分细节上的微调。

我自己也经常翻阅一些资料,与他和其他专家探讨治疗方案。我们使用了免疫球蛋白和日达仙增强我的免疫力,同时由于我前期使用了激素出现了血象增高等感染征象,我们使用了舒普深,利奈唑胺和伏立康唑对球菌、杆菌、真菌的广覆盖治疗。由于长期大量用药,我的肝功能出现损害,我们使用水飞蓟素护肝,给于营养支持和调节胃肠道菌群等治疗。

后来通过媒体的报道,我才知道,胡明主任得知我病重后泣不成声的通话视频,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我想,这大概就是惺惺相惜吧。

转入肺科医院的三天后,我发现自己好像退烧了,心里特别高兴,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扛过去,继续恶化,我就要面临呼吸衰竭,进行插管,而这面临的风险更大,情况也更复杂,极有可能无法生还。


放不下的病人

住院期间,每天输液,但我仍放心不下自己医院科室的重症病人。每天上午大概九点左右,我会要求科室医生把呼吸机的参数、血气分析、其他检验的结果微信报给我,我研究后再告诉他们如何处理,有不懂的我也会请教协和的教授们,让他们给我们做出更好的指导。

这么做,倒不是因为想用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是我们的医生,对于这种重度ARDS的患者处理经验还是不足。而且身为医生,我很清楚,病人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必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才能挽救他们,稍有不慎,这么危重的病人结局只有是死亡。所以即使在住院,我也不敢松懈,只有盯着我才放心,我们的医生才有依靠。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必须扛过去,既然来了,就必须面对。

三次的核酸检测结果,每一次的等待都很忐忑。

2月6日,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成阴性的结果出来后,我立刻告诉了爱人。她也在医院工作,很忙,所以我没打电话,只是在微信上告诉她:结果出来了,阴性,后面附上了一个笑脸。过了很久,她忙完也回了我一句:那你还是要注意,等你回来,也附了一个笑脸。

今天,虽然出院,但因免疫力低下、肝功能损害,抗感染降阶梯治疗,肺功能的恢复和肺纤维化的预防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调理,所以转回协和东西湖医院呼吸内科19层继续调理、观察。

我的病情一直只有爱人知道,家人都不太清楚。两个女儿那段时间跟我视频时,问的最多的就是,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陪我玩。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他们,爸爸就要回家了。待隔离结束后,我要狠狠的抱一下我的家人。我也将尽早归队,和我一线的兄弟姐妹们并肩作战,抗击疫情。


来源 - 东西湖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 - 蔡欣星 张洁 晏君 杨木森

通讯员 -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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