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凤拙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与同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双璧。《诗品》中的诗学史观、诗歌发生论、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论，对我国文学理论、诗歌理论以及日本和歌理论的发展，都产生重了大影响，具有奠基诗学的意义。

《诗品》的产生，有它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五言诗蓬勃发展，社会上文学鉴赏、文学批评风气兴盛；士大夫有很盛的著书文化风气。作者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永明三年 (485) 秋天，他入国子学。因好学，有思理，明《周易》，得到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但长期充当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诗品》的诞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是钟嵘富于天才的创造。

《诗品》包括序和正文两部分，正文共品评自汉至齐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钟嵘把这些诗人和诗歌作品分上中下三品进行品评。这种结构形式，横向可见历代五言诗人之优劣，纵向可观五言诗歌的发展。那么。钟嵘评价诗歌的标准有哪些呢？

第一、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情感。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的，是人内心情感自然的流露。自然界四季更迭，万物盛衰变化；社会动荡不宁，人际悲欢离合。这一切，都使人心变的更敏感，使情愫变得更丰富，从而产生了驰骋情志、抒发情愫的诗歌。即诗歌的创作是气、物、情、诗的过程。

第二、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的原则，提出了直寻说。钟嵘认为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应该有清新、流畅的自然美，反对妨碍情感表达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重视艺术表现上的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

第三、诗歌创作要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钟嵘认为诗歌的内容应该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风骨明朗简洁的特征，反对无病呻吟。

第四、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即“滋味说”。这是钟嵘诗歌美学的核心。认为“滋味”是五言诗的特征，要求在艺术表现方面必须详切充分，要求诗歌必须“文已尽而意有余。”

综上所述，钟嵘的《诗品》对诗歌的评价标准就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文质美；朴实而直寻的自然美；注重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征的滋味美。其中，自然美是钟嵘五言诗品评的美学原则，也是批评诗歌的重要标准。

诗人心的思语

我是“不识书中仙，终日太疯癫”的疯癫妍，我来回答。

钟嵘在《诗品》中，对汉至魏晋南朝时代的五言诗进行了分等品评，这部专著对古代诗歌理论的批评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徐达先生在其译注的《诗品全译》的《前言》中称：

关于《诗品》的评诗标准，从审美的角度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文质美、自然美、滋味美、直寻美。我将从这几个方面回答问题。

01 文质美

所谓“文质美”，就是“体被文质”的意思，钟嵘认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是诗歌的极致。

所谓“风力”，是指作品的思想情感而言，即内容；所谓“丹采”，就是指表现作品思想情感的语言文字，即形式。

钟嵘把五言诗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作为品评其优劣的主要标准。凡是符合这项标准的五言诗，才能列为上品；次之，可列为中品或下品；不符合这项标准的则不能入品。

在《诗品序》中，他极力赞美曹植的诗，说他的诗有“建安风力”，并把他视为“建安之杰”。

在《诗品》中，赞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而不群。”达到了“风力”与“丹采”兼备的全美境界。

在内容与形式的比较中，钟嵘是内容派，这一点他未能脱离传统的评诗准的，从他对刘祯的评价可以看出。

他说刘祯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甚少。”尽管如此，其它作家仍不能与曹、刘二人相提并论。

当然，钟嵘虽强调内容的“风力”作用，但并不排斥“丹采”的表现力，还是二者兼备为好。

他认为没有内容的诗，即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仅有内容而没必要的艺术形式，所称“理过其辞”、“平典似道德经”的作品，也只能是“淡于寡味”，不可能有什么感染力。也许正是因于此，他将陶潜的诗置于中品，孟德的诗列到下品。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

这种主张与钟嵘的“体被文质”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对南朝文士专尚文采，毫无真实思想感情的不良风气的抨击，也为五言诗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在批评理论中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也是对诗歌审美价值的肯定。

02 自然美

自然美是钟嵘进行五言诗品评的美学原则，也是批评诗歌的重要标准。他在《诗品序》中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实质就是强调诗歌应该体现一种朴实而自然的美。

此观点是针对齐梁间贵族文学粉饰现实、矫揉造作的诗风提出来的，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为文学批评理论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钟嵘提出“自然英旨”的评诗标准，是建立在诗歌产生的客观条件及表现的特殊规律上。他在序文中说：

这一观点虽不是他的首创，但他把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结合起来，作为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则有其新的发展。

尤其在谈到诗歌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方面，可谓引领时代，较早意识到诗人的创作激情，既来自广裹自然界中的：

也来自异常多变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

诸如这种种悲欢离合，感动和激荡着诗人的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他所谓“展义”与“骋情”并作的观点，实质就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的“真美”观是相一致的。

而且，在揭示文学是客观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反映之后，钟嵘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深感不满。

首先是关于用典，他对当时“文章殆同书抄”的严重情况，十分愤慨，正如他在《诗品序》所指出的：

这段的意思是说，如颜延、谢庄等人的诗作，用典更发繁密，而且当时的诗风也受他们的影响，几乎句句用典，字字用典，诗文几乎等同于抄书了，这对诗文的损害是非常厉害的。

在当时“竟须新事”、“寝以成俗”的风气中，此种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其次，与用典诗风同时盛行的是声病之说，钟嵘亦持反对态度。声病说的创始人是与钟嵘同时代的沈约，

当然，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在语言史上有其贡献，对后来创制近体诗、格律诗，其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出于当时人们对协调声律知识的匾乏，很难体现出诗歌的音乐性，自然要导致人为的戒律，来束缚语言中自然的声调美，反而影响诗歌的创作。

于是乎，当时的文人们，就形成了钟嵘说的状况：

钟嵘对当时出现的追求声律、流于形式的不良风气进行批评，并作为品评诗歌优劣的标准。

他认为前贤作诗，从不拘泥于宫商之辨，四声之论，诗歌照样韵律天成，自然谐会，如今的诗人又何必要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呢？

钟嵘此说虽有偏激之嫌，但这种主张，对当时的诗坛来说，确也起着一种驱散颓风的作用。

03 滋味美

钟嵘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提出了以“滋味”为艺术标准进行诗歌批评的主张。这一评价标准，即是指，用华美的语言形式表现情与景相合的诗的艺术境界，即他说的：

统观《诗品》，钟嵘在评论每位诗人时(至少对上品的诗人)，都离不开“词哭华茂”之意。

如评班婕妤时说“怨深文绮”；称陆机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说张协的诗“词采葱倩，音韵铿锵”；评谢灵运的诗是“丽典新声，络绎奔会。”

入上品的诗人及作品，钟氏都对其词藻进行了充分地肯定，但他所提倡的语言形式美，是直接为表现情与景相合的诗的艺术境界服务的；也是对当时“淡乎寡味”的《道德经》似的政治诗，及直叙史实的历史诗的有力批驳。

这里补充一句，钟嵘把陆机、谢灵运二人列入上品，虽说有不少异议；可就钟氏的评语看，二人的诗词句华美，能唤起读者的美感，也就是具有“滋味”。

而钟嵘说陶潜的诗是“笃意真古，词兴婉惬”；鲍照的诗“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雕。”；曹操的诗“古直”，好像都缺少点词采美，故置于中品和下品。

当然，他说的古直、婉惬也有其味可嗅，但它毕竟离钟嵘所提倡的“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品评标准尚有距离，至少不是同一类风格的作品。

那如何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呢？他要求诗歌达到“文已尽而意无穷”。

钟嵘继承楚辞的传统，将赋、比、兴结合起来，把“比”看作描写事物外部形象的手段；把“兴”看作作品形象中内含的寓意。它可以深化诗的意境，这又涉及其“兴”所托的内容必须醇正，必须反映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活。

如评阮籍诗云：“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说明诗中的“兴”往往是诗人的生活经历所映射的思想情绪同诗中意象的融合，充分表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的崭新含义。

04 直寻美

钟嵘关于“直寻”的内涵，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他主张直接地观察现实、描写现实，这属于诗歌的取材问题。《诗品序》里说：

这段话的意思，即是说，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直接观察与感受，通过诗的形式真实地再现出来，表达一种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的艺术境界，绝不是对客观自然的机械摹写，也不能靠现成的典故堆砌。

只有像古今名篇那样，“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才能做到“写景如在目前，写情则动人心肺”，方称得上是优秀的诗篇。

除上述名句外，如“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春风又绿江南岸”等，皆无典故，而把真景物、真感情，如醉如痴地表现出来，可谓“直寻”的结果。

其二，钟嵘认为诗是由即时即景的题材中，升华出心物融合的创作灵感，再随笔引发而形成的语言载体。可见一首好诗，就是直抒胸臆，任其流淌的情感结晶。

钟嵘所倡导的“直寻说”，也是指诗人生活感受的直接流露，是诗人的内蕴直陈，性格外倾。

“直寻”的科学验证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因为直接地观察现实、描写现实的目的是为了打发诗人的胸中之情，以情来摹写外物，而且是不受任何阻碍的把主观的情寄寓到客观外物身上，真正做到“形神兼备”，情景相谐。

钟嵘鼓励作者到取之不尽的大自然中吸取营养，要求对客观景物进行仔细地、全面地观察，再密切结合物象，作到“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最后实现“情以物迁，辞以情支”的目的。

在钟嵘提出的这四个标准里，“文质美”是评价一首诗歌是否为上品的基本标准，而“自然美”、“滋味美”、“直寻美”三者辅之。

“文质美”品评五言诗是否具有“真美”价值，“自然美”属于作家、作品的风格范畴，它虽有与“文质美”的相切属性，但就诗人的创作风格，又超越了“文质美”的内涵。“滋味美”和“直寻美”，无论从赏鉴的角度，还是从题材及表现方法的角度，二者都是息息相关的。

总体而论，在“文质美”的制约下，其余三个各主一个响亮的音符，在评诗标准链环上闪耀着，为五言诗的崛起和发展树立了一套新的理论标准。

回答完毕。

疯癫妍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歌的专著。该书分上、中、下三品，评论了从汉至梁的五言诗作者一百二十二人，还写了很有份量的序言。在序言中，提出了他评诗的独特标准：滋味说。

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者也。”又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滋味无穷是最好的诗。怎样才算是有滋味的诗呢？根据他的论述，可综合为三点：一、要有内容，有真情实感。所谓“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因物喻志“。指事就是反映客观事物，喻志、穷情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真切地表现出来。而作家的思想感情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客观现实作用的结果：“楚臣去境（屈原被放逐，汉妾出宫（昭君出塞，或骨横朔野；或负戈外戌，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好诗的感情是作者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喷发出来的。

二、要形象可感，富有文彩。作者的志和情不是直白地说出来，而是通过造形、写物来表露的。有了思想内容，还得要有好的形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结合得好才能惊心动魄。

三、要含蓄，做到“文已尽而意有余”，有给读者咀嚼的余地，甚至做到“味之者无极”。

根据上述的滋味标准，钟嵘列为上品而特加赞赏的，一般都是这样的作品：怨愤悲怆的情调，峻逸奇高的风骨，清秀绮丽的词章。如古诗十九首、曹植、王粲的许多作品就是合乎有滋味的代表作。

从他的标准出发，尖锐地抨击了南朝形式主义的乏味诗风，指出当时诗坛的弊病：

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那是象道德论一样概念化的东西；

二、追求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堆砌典枚，殆同书钞；

三、过分讲究声律，使文多枸忌，伤其真美；

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总之，《诗品》是作者为了纠正这些不良的诗风而写的。当然，人们对诗歌的品味各有不同，但作者对民歌绝口不谈，把曹操放在下品，把鲍照、陶渊明放在中品而把陆机、潘岳等放在上品，都表明他和我们的滋味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滋味说的局限性。

忙里偷闲花甲人

钟嵘的"诗品"是通过齐梁以前的五言诗，进行诗歌刽作经验的总结。当时的诗坛，"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贵族缙绅称霸文坛，放言高论，甲乙诗篇，以致引起群议蠭起，黑白淆乱。

钟嵘批评了"文章殆同书钞"的情况，认为这样只会破坏创作，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决写不出动人的诗篇。其次，批评沈约等人过分追求形式的丽摩，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他提出了"自然英美"的主张。在自然朴素的的风格中，能显示出一种卓越的艺术创造。其根本意义在于真实性。能亚确地反映现实，真实地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在诗歌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话的关系上，他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他说："非陈诗何以展其意，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所谓展义，聘情同时并举，正说明了诗的本质。这是对古代"诗言志"的一个发展。

其次他提出了诗中应多有兴会，使诗义深长。以济内容的枯竭。这种兴，是物象与内容的巧妙结合。

他还提出诗要有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寄托在一种艺术形象里。所谓"嘉会寄情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作为诗的艺术 ，还要具备诗的艺术滋味，他说："五言居文辞之美，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一首诗歌要有一种引起读者审美感触的艺术构思，其中的艺术形象，艺术意境及艺术风格能引起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与联想，从中能经得起读者反复咀嚼而又余味无穷。

""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钟嵘还提出要抓住即时即景的题材，才能情景相生，心物冥合，真正的好诗，就是直抒胸臆，无所旁货。

请看他对曹植的评语：""骨气奇高，词釆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说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提潘岳"。

木山文

大哥你在头条上提问学术问题，没觉得是对牛弹琴吗？

诗品的艺术眼光，甚至比以折中为原则的文心雕龙都要深刻得多。当刘勰还鼓吹四言乃诗歌正体的时候，钟嵘旗帜鲜明地指出五言乃诗歌之要，仅凭这一点，钟嵘的思想深度就超迈刘勰多矣。

诗品关于诗歌的观念，有很多即使今天也并不落后的内容，比如诗歌的本质是抒情，情之重首先是人生的悲惨之慨等。而从艺术的角度说，诗品高举审美大旗，诗歌史上首倡滋味说，滋味者，审美概念也。他用兴的概念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兴在汉人眼里，不过是六义之一，是与赋比同列的概念，但钟嵘，却将兴的地位提高了一个档次，变成统摄赋比的一个更高级别的概念。

钟嵘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这无疑是对诗歌整体审美特征的界定。相比之下，赋比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如何才是兴？钟嵘进一步提出了直寻的概念。直寻者，今之所谓直觉也。不假理性，不以事先的思索为先，这与后来王夫之的现量说异曲同工。而现量说的本质，正与今日深谙诗歌精妙的理论家所说的瞬间感受意同。

诗歌不是既有理念的阐发，而是发自心领的震颤。这种震颤，因为是来自心领的最初层面，所以才具有直达人心的效果。

乡关何处是

从自然之美看钟嵘《诗品》的评诗标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变化的一段时期。在这期间，无论是文学的自觉还是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发展都为将来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生活在齐梁时代的钟嵘就是一位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所著的《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对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共一百二十二人进行了品评，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即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三品的序言中，他又系统地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专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他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诗歌评论的标准，对我国诗歌理论的批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诗品》和《文心雕龙》常常被人们称为南朝文学批评的两大著作。“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云:‘《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

在《诗品》中关于诗歌批评标准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此现今的学者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梅运生在《从〈诗品〉的批评标准看钟嵘的文质观》一文中认为，钟嵘在诗品序言中所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是他审美要求的总原则，这个批评标准是建立在自东汉末年至齐梁时代的五言诗创作的“文学空间”上，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同时也与传统价值标准结构相关联。我觉得从审美的角度，大致可以将这个总原则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文质美;朴实而直寻的自然美;注重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征的滋味美。其中自然美是钟嵘进行五言诗品评的美学原则，也是批评诗歌的重要标准。他在《诗品序》中提到“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实质就是强调诗歌应该体现一种朴实而自然的美。此观点是针对齐梁间贵族文学粉饰现实、矫揉造作的诗风提出来的，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为文学批评理论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请问填写什么龙飞凤舞

历朝历代对兴比赋的理解真是有意思，越来越肤浅，越来越轻视。比如“比”，钟嵘解释为“因物喻志”，今天的人们解读为打比方。甚至有人也将“兴”也解作打比方，还说“兴”与下文无关。呜呼哀哉！何需始皇焚书坑儒，我们自己就焚了自己、坑了自己。郭沫若说天狗吃了自己，真是远见卓识啊。

直到今天，有谁还会运用兴比赋去分析诗歌？又有谁会运用起承转合分析诗歌？兴比赋或者起承转合是诗歌的创作方法，理解诗歌照搬照套即可，为何不用，要另外解释，而且又解释得乱七八糟？

说《春江花月夜》对话宇宙。对话宇宙的诗歌有没有？有，《诗经》之前大把。哦，问的是现在有没有？也有啊，还不少呢！街头村尾神棍神婆喃喃自语就是对话宇宙。

正因抛弃传统，今天读诗读错的，比比皆是。很好，很好，打败我们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诗为诸艺之魂tt

我是"不识书中仙、终日大疯癫"的疯癫妍，我来回答:

钟嵘在《诗品》中、对汉至魏晋南朝时代的五言诗进行了分等品评，这部专著对古代诗歌理论的批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徐达先生在其译注的《诗品全译》的《前言》中称: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

關鍵字: 文化 诗歌 钟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