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长恨歌》这样在今天看来很经典，在当时看来很流行的诗，唐朝人在编选本朝诗歌选本的时候反而不选。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这种浅白的民间文学，就只让它在民间流传好了，不要来登大雅之堂。
那么，《长恨歌》到底是如何成为经典的呢？从这个问题开始，我来说说我理解的唐诗核心特质：文质彬彬。
诗病五事
《长恨歌》从当时的流行曲，发展到我们今天观念里的唐诗经典，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观念的变化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宋朝人的意见，找“三苏”之一的苏辙来做代表。
苏辙写过一篇《诗病五事》，顾名思义，文章分析了五种写诗的毛病，其中第二条评论诗歌里叙事内容的写法，说《诗经》里的《绵》写得最好，杜甫的《哀江头》堪称《诗经》叙事的继承者，非常出色。白居易的诗虽然很工巧，但叙事是短板，写得“寸步不移”，比杜甫差远了。
今天看，苏辙举的这三个例子里边，《绵》这首诗真的不算很好，但这倒不能怪苏辙走眼，而是因为《诗经》在古代的地位实在太高，古人很难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它。
至于杜甫的《哀江头》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同写一个题材，但前者很写意，后者很写实。苏辙所谓“寸步不移”，是嫌白居易太写实了。古典诗歌和古典绘画一样，重写意，轻写实，因为写实写到最高境界也无非是形似，而古人心目中的艺术最高境界，是在彻底抛弃形似的基础上达到神似。
所以我们不难想见，即便中国绘画真的发展出了透视技法，也一定会被人鄙弃的。所以，你也许想不到，《长恨歌》真正的经典地位，其实要晚到明朝才被确立起来。
今天我们来比较白居易和吴梅村的诗，很容易感到前者太浅白，后者太晦涩。浅白的好处是易懂，易流行，坏处是不耐读；晦涩的好处是非常耐读，一首几百字的诗，背后要有几万、十几万字的内容来做支撑，坏处当然就是难懂，难流行。
两者的区别透露出时代背景的差别：
第一，在吴梅村生活的明代，诗歌已经非常私人化了，不再能被歌女传唱；
第二，这时候的高知们，学术造诣远比唐朝人高，所以，当他们在小圈子里用诗歌交流的时候，技术壁垒就也比唐朝人高出很多，很难被圈外人接受。
简单讲，诗歌越来越高精尖了，读诗和写诗的门槛因此变得越来越高。虽然从技艺的角度来看，高精尖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诗歌毕竟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什么高科技，搞得那么高精尖真的好吗？
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越是高精尖的东西越不自然，而诗歌似乎应该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该是精雕细琢之下的完美打磨。
这样一想的话，也许95分刚刚好，99分反而过犹不及了。95分的成绩，如果用孔子的说法，应该叫作文质彬彬。
“文质彬彬”正是唐诗的核心特质。
文与质的平衡
“文质彬彬”，今天我们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温文尔雅，有书卷气，但唐诗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唐朝以后的诗反而更加温文尔雅，有书卷气。那么，为什么我要说“文质彬彬”正是唐诗的核心特质呢？
我用的是“文质彬彬”这个词在《论语》中的本义。“文质彬彬”这个词出自《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段话里，“文”和“质”是反义词，“野”和“史”是反义词。“文”的意思是“外在的修饰”，“质”的意思是“内在的本质”。
如果本质太多，修饰太少，那就显得粗野；如果反过来，修饰太多，本质太少，那就显得过分雕琢了，矫情。只有当外在的修饰和内在的本质以恰当的比例结合起来，也就是“文质彬彬”，这才是君子该有的样子。而在古人的眼里，诗歌是君子的必修课，一首诗最该有的气质就是君子最该有的气质。
具体到诗歌的表现手法上，“文质彬彬”就意味着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之美，本质上就是语言的形式美，和内容没有半点关系，但如果要问怎样的语言形式才是美的，这时候就不能脱离内容来看形式了。这就好比有一个人准备出门，他必须根据自己的相貌和身材特点，搭配出最合适的服装鞋帽，而不能看哪件漂亮就穿哪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样抱怨人生，散发负能量，祥林嫂的喋喋不休只会让人心烦，而李白会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这样的牢骚虽然很夸张，但诗句偏有掩不住的气魄，非但不让你烦，反而让你觉得爽朗洒脱。再看清朝诗人黄景仁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遣词造句比李白讲究得多，对仗既工整又巧妙，但个人的一点小小哀愁真的值得这样大书特书，拉天下人给自己垫背吗？你会恨不得搬来毛泽东的两句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送给他。
以上这三种抱怨，祥林嫂属于“质胜文则野”，黄景仁属于“文胜质则史”，只有李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追求形式为什么容易过头？
诗人在追求形式美的时候，很容易让形式高于内容。在唐诗里边，这种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但显然已经出现了。
有趣的是，初唐的诗人们致力于扭转六朝时代重形式、轻内容的所谓宫体诗，觉得那无非是一群无聊文人的矫揉造作，但是当唐朝的近体诗成型之后，近体诗特有的形式美却吸引了一些诗人不断探索这种形式美的极限，为此不惜精雕细琢。
当然，精雕细琢不是不好，杜甫就是精雕细琢的成功典范，因为无论他再怎么雕琢于形式，他要表达的内容毕竟够大、够深、够重，和形式完全匹配得上。但是，比杜甫更爱炫技的诗人就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了，元稹就有这个毛病。
元稹和白居易次韵和诗，争奇斗巧，即便是一百韵的长诗也非要次韵。一个韵脚上的字不生僻还好，一旦出现生僻字，难免发生为了追求形式，而影响内容表达的情况。
我们先看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前四句是：“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韵脚字是“司”和“知”。元稹的和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前四句是：“昔岁俱充赋，同年遇有司。八人称迥拔，两郡滥相知。”
韵脚字还是“司”和“知”。这两个字都不生僻，组词的可能性很多，所以元稹写起来还算自然流畅。但是，有些生僻字，组词的可能性很少，一旦做了韵脚字，次韵的人就不好办了。但白居易原诗里还有这样的句子：“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
韵脚上的“偲”是个多音字，在读sī的时候，只有唯一的用法，就是组成一个叠字的词“偲偲”，意思是互相劝勉，这是《论语》里的话。元稹如果不想让和诗和原诗发生语意上的重复，这里就应该另外组词，但没办法，这个字只有在读别的音的时候才有另外组词的可能性，而读音一变，就没法押韵了。
左右为难之下，元稹只能咬牙硬来，写出了“近朱怜冉冉，伐木愿偲偲”，到底还是勉为其难，让语意重复了。为了完成一百韵次韵的宏伟诗歌工程，诗人也只能拼了。这样的诗，虽然足以让人叹服诗人的技巧，却很难打动人心，流传千古。但是，在一种新形式成型的时候，从各方各面挑战它的极限，总是有意义的事情。
小结
唐诗最大的特质，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它可以用《论语》中的“文质彬彬”来概括，这，才是唐诗艺术的真正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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