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 前言:

中國有不少伉儷情深的故事,遠的如戰國時宋國韓憑夫婦不畏宋康王雙雙殉情,近的如隋初原陳國樂昌公主不貪富貴與丈夫徐德言重新團聚;前者為我們貢獻了詩句“在地願為連理枝”,後者為我們貢獻了成語“破鏡重圓”。今天我們介紹的這件青銅器也是丈夫為妻子做的器物,它不但見證了周代晉國的早期歷史,甚至顛覆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一個結論。下面就讓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形制、來歷和銘文。


  • 丈夫為妻子鑄造的一個大碗——覐(jué)公簋

簋,是商周常見的青銅食器。它的造型一般為圓口圓腹,帶耳朵,下面有座圈。古人拿它盛放黍稷之類的主食,等於現在人吃飯用的大碗。

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覐公簋,西周早期青銅器,原由香港一個私人收藏家收藏,現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2007年被公諸於世。它通高12釐米,口徑18釐米,兩耳之間寬21.6釐米,顯然並不大,裝的飯剛好夠一個人吃的。該器的腹內有22字銘文,文為:

覐公作妻姚簋,遘於王令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五。

“令某(人名)侯於某(地名)”是金文和簡帛書中周天子冊命諸侯的固定語,“侯”做動詞。銘文大意為:覐公為姚姓妻子做了一個簋,恰逢大王命令唐伯到晉地做諸侯,這是在大王二十八年時。五(族徽)。

原來這個簋,是丈夫專門為妻子做的一件“愛心碗”,看樣子這個覐公對妻子充滿深深的感情。

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我們再來進一步解讀一下,做器者覐公是什麼人?顯然他是唐伯也即晉侯的臣子,大約是個侯國的大夫。從銘文最後有個睡倒的“五”的族徽,可知他很可能屬於周天子分配給唐國的商人族群,因為傳世和出土的青銅器中,一般只有商人和深受商文化影響的族群才用族徽,而周人是沒有這習慣的。而且“遘於”這種用法也是殷墟甲骨文習見的。另外,從做器者稱覐公為“公”還可以看出,西周初年的“公”並不是一個特定的爵位,也不是隻有朝廷三公和先王之後等地位特尊貴的人才可以叫的,在私下裡連覐公這樣的諸侯國大夫級別的人物都可以被家人尊稱為“公”。

覐公的姚姓妻子又是什麼人呢?我們知道,傳說中虞朝舜帝的後代分為姚姓和媯姓兩支。

虞有二姓,曰姚曰媯。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媯水之居而姓媯。——南宋鄭樵《通志·氏族志》

所以覐公的姚姓妻子,應是虞舜的後人。虞舜到底是誰,虞人最早起源於哪裡,史學界至今還爭議不清,但是今天晉南的平陸也即古虞國一帶,也曾是虞人活動的地方,這是沒有疑問的。覐公作為唐國/晉國的臣子,娶一個相距不遠地區的女子為妻,顯然是很合情合理的。

那麼覐公簋銘文到底見證了什麼歷史,又顛覆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什麼結論,敬請接著往下看。


  • 覐公簋銘文證實唐國因遷徙而改名

說起周代的晉國,春秋時曾經稱霸天下百餘年,那叫一個牛氣。一些歷史愛好者應該也知道,晉國最初並不叫晉國,而叫唐國,是周成王滅掉三監叛亂時起兵反周的祁姓唐國後分封弟弟叔虞所建,因此後來叔虞才被史書稱作“唐叔虞”。周成王怎麼分封唐叔虞的,有兩種說法,一個是“桐葉封弟”(筆者的筆名“唐封葉”就是打這來的),一個是“徒林射兕”,這兩個故事筆者就不在此細講了。我們要說的是,姬姓唐國為什麼會改稱晉國?這個史書上也有幾種說法。

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

成王封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東漢鄭玄《詩譜·唐譜》

(成王)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今本竹書紀年》

按《漢書》和《詩譜》的說法,是因為唐國境內有一條晉水,所以改名為晉國的;但按《今本竹書紀年》的說法,唐國是因為遷徙到晉地,所以才改名晉國的。兩者的差別大家應該能體會出來:一個是說沒遷徙只改名,一個是說因遷徙才改名。那哪種說法對呢?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覐公簋銘文——“王令唐伯侯於晉”。顯然被認為是偽書的《今本竹書紀年》的說法與金文更吻合。所以《今本竹書紀年》雖是偽書(*注),但也是元明文人輯錄各種古文獻加上年月湊成,仍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 覐公簋證明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的成王、康王年份有誤

當然話說回來,《今本竹書紀年》中“唐遷於晉”的年份又錯了,它寫作康王九年,而覐公簋銘文寫作“二十八祀”,作為當時器物的覐公簋自然是不會錯的。

不過問題又來了,這個“二十八祀”又把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給推翻了。要說這,還得從周初成王、康王的在位年數說起。

在先秦文獻裡,都沒有周代成王和康王在位時間的記載;西漢時期的《史記》也沒有說該問題,看樣子太史公手頭也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據現存的傳世史料,西漢末年劉歆在《世經》中最早提出成王在位37年(包含周公攝政7年)的說法,西晉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最早提出康王在位26年的說法。後世,上述說法被多數歷史學者沿襲,成為主流說法。

但不得不說,因為資料晚出(西漢末和西晉距離周初有1000多年),成王37年說和康王26年說的真實性的確是令人懷疑的。眾所周知,上世紀90年代我國組織各方面科學家,開始了著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2000年,斷代工程發佈階段成果報告,摒棄傳統說法,推定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在位年數分別為22年和25年。

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不過因為文獻的引用和青銅器的斷代等均存在爭議,斷代工程結論出來時就譭譽參半。2007年覐公簋銘文公佈後,斷代工程自然又面臨尷尬:覐公簋是西周早期之物,上面有“二十八祀”紀年,證明西周早期有一位王的年數至少在28年以上,那斷代工程的成王及康王年數至少有一個是錯誤的。

那覐公簋這個“二十八祀”到底是成王還是康王年數呢?

綜合青銅器器型和文獻記載,筆者唐封葉認為最有可能是成王的年數,有如下理由:

1.學者們大多認為覐公簋的器型紋飾和銘文措辭更接近商末形式。

2.古籍記載成王13歲繼位,所以他在位超過28年的可能性要比康王更大一些(康王是成年後繼位,古人壽命一般偏短)。

3.20世紀後期考古學者在翼城縣和曲沃縣兩縣交界地區發現周代天馬-曲村遺址,很多學者認為這一帶即是燮父所遷的“晉”。經過碳十四測定,該遺址中最早的墓葬在西周早期偏早時期,如果康王二十八年才命令“唐遷於晉”,實際遷徙還需時間,遷徙後也不一定立即有貴族逝世下葬,那遺址中最早的墓葬就得晚至西周中期前段了。

4.按傳統說法康王總年數26年,是小於28年的,而成王37年說能容下28年。


  • 拓展:唐叔虞最初所封的“唐國”和都城在哪?為什麼說燮父所遷的“晉國”及都城在天馬-曲村遺址一帶?

唐叔虞初封時的唐國和後來的晉國,東漢班固等人誤以為在戰國的晉陽也即現在的太原一帶(班固認為只改名沒遷徙),其實這錯得沒譜。因為在西周時期今天山西中部太原一帶為戎狄區域,而且先秦史料《左傳》中明確提到唐叔虞初封在“夏墟”,也即今天晉南一帶。另外,唐叔虞的姬姓唐國是滅掉祁姓唐國後所建,古籍記載唐堯的最後都城在平陽,現在多數學者認為即今天襄汾陶寺遺址,唐叔虞的封國當然應該離陶寺遺址不遠,在臨汾盆地中。

但商末的祁姓唐國和周初的姬姓唐國在臨汾盆地哪裡,因文獻缺乏,我們不得而知。20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先後在今天的山西洪洞縣、浮山縣等地發掘出一些商代後期、西周初年的古文化遺址。所以唐叔虞最初的封國很有可能就在臨汾盆地北部的洪洞縣、臨汾市區、浮山縣這三地之間,只不過都城具體位置至今尚不能確定,有待考古發現。

前面我們也簡單提到,很多學者認為翼城縣和曲沃縣兩縣交界地區的周代天馬-曲村遺址是後來唐國所遷的晉。這又有哪些依據呢?

首先據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編寫的地理書《括地誌》記載,今山西臨汾市西南有一條古河叫平水(今天已經消失),這平水上古又名晉水,燮父所遷的晉地,應該就離《括地誌》說的這條晉水(平水)不遠。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臨汾市最南邊的冀城縣和曲沃縣交界處的天馬村、曲村一帶,挖掘出一個以周代晉文化為主的大型遺址,這就是20世紀我國西周考古最重大的發現之一 ——“天馬-曲村遺址”。這裡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青銅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時代從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春秋早期。尤其重要的是,這個遺址中的北趙晉侯墓地,挖掘出包括第二代唐伯、第一代晉侯燮父在內的9位晉侯及其夫人墓共19座。

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周初的諸侯國都不大,當時晉國頂多方圓百里,而按古人傳統,君主墓地都在都城近邊。所以這一重大考古發現證明,燮父所遷居的“晉”地,就在現在的臨汾盆地南部的冀縣和曲沃縣一帶,只不過具體位置還有待發現。

前面我們說過,唐叔虞的都城鄂可能在洪洞縣、浮山縣、臨汾市區這一三角地帶間,所以所謂的“燮父遷晉”,實際就是把國家和都城,從臨汾盆地的北部遷到臨汾盆地的中部,南移了大約幾十公里。

話說燮父為什麼要把國都南遷呢?這應該與周初姬姓唐國所面臨的困境有密切關係:唐叔虞帶著少量周人來到舊唐國,統治著懷姓九宗和大批祁姓唐國原住民,本就不易;而當時的山西北部,是戎狄橫行的地區,想必新生的姬姓唐國也像魯國、齊國立國之初受淮夷、東夷的進犯一樣,面臨戎狄的威脅,十分艱難。所以可能是成王得知了唐國的困難情況主動下令,或者是燮父先向朝廷反映,總之成王最終命令燮父向南遷徙,以擺脫被動局面、重新開局。

覐公簋:見證晉國早期歷史,顛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注:《竹書紀年》分古本和今本兩種版本。西晉太康年間《竹書記年》十二卷從汲郡古冢出土後,因一些記載不符合儒家觀點,傳習者較少,在歷經唐末五代戰火後最終於北宋時期失傳。至明嘉靖年間,一個兩卷本的《竹書紀年》突然又橫空出世,但經清代學者反覆考證,多數人認為它不是西晉整理的《竹書紀年》(原為十二卷)的原本,而是“偽書”。近現代很多歷史大家為尋求晉代《竹書紀年》的原貌,試著輯錄古書中所摘引過的原本《竹書紀年》零散文句,像縫掇“百衲衣”一樣,又輯成一本《竹書紀年》,通稱《古本竹書紀年》。為加區別,明代兩卷本《竹書紀年》即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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